專論》世界史的筆記（五）：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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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人類世界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文字文本史。那麼之前呢？從石器時代起，日常生活中，人們只用聲音語言溝通就夠了。而近代史和古代史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古代的文字是少數精英才有機會學習，而佔大多數的平民是沒有機會學習，而近代史則是一般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在古代東西方精英，雖有機會學習文字，但都會面臨思想難以自由發揮的困境，這是現代人無法想像的窘境，也就是「食古不化」的現實難題。以下就以歐洲和中國為例，來說明這些文明課題。
一、歐洲的語言文字
教士教育的煩惱
羅馬帝國的興盛時期，拉丁文成為帝國的官方語言，到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國家宗教後，聖經及教會教育就以拉丁文為正式文字。那個時候，若想進入羅馬統治集團，或想由教會接受教育，都必須先學會拉丁文。類似的情境，在東羅馬帝國領地，因承襲希臘馬其頓帝國的遣風，其官方的語言則是希臘文。這兩種語言文字，就成為西方文明源頭的文字系統。從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的學者，必須以精通這兩種語言為最基本素養，不論神學、哲學、藝術、醫學生物、政治法學，都以引用希臘及羅馬的文獻為榮。
羅馬的東西教會都有志一同，將異教的文本藏起來或銷毀，所以接受拉丁文或希臘文教育的教士們，只能接觸到教會允許的宗教文獻。而其出社會後，也只能以宣揚基督教的教義為工作的重點，也就是基督教的意識形態，壟斷當時知識精英的認知體系。教會裏的教士究其極限，也只能將柏拉圖或亞理士多德的學說，融入基督救贖的形上學體系。
若好奇心重想要翻閱異教文獻，也只能偷偷看禁書，且有任何心得也不能向外宣揚。義大利小說家Un. 艾可的名著「玫瑰的名字」，就是描寫中世紀修道院中，教士們為偷閱異端文稿所興起的一連串謀殺案。這種予盾心態，長期存在於這些禁慾卻掌權的精英身上。當他們一邊獵殺女巫或審判異端，變態的心理衝突，借宗教的名義犯下無數的殘酷暴行，這和日後極權主義之下的暴君或暴民，有異曲同工之情境。
宗教改革後的語言巴比塔
歐洲宗教改革的重點，在將聖經改成各地的方言來傳播，此舉讓各地的平民百姓透過讀聖經，來學習認字。因認字而能閱讀當地的報紙，所以有多少方言，就有多少方言認同族群。所以當歐洲打完宗教戰爭後，有上百個政權團體參與談判簽約。之後衍生出多少國家，就幾乎伴隨多少種官方語言。以前知識精英，借著拉丁文就能在歐洲各地暢行無阻，現在可能跨過一座山頭或一條河流，就頓時成為陌生的異鄉人。
當法國強大時，法語就成為歐洲的上流語言。當德國強大時，學習德文就成為吸收新知的必要條件。當英美強權壟斷世界軍事貿易時，英語帝國就不斷消滅小族群的地方語言。現在open Al出現後，此困境也許可透手機即時翻譯解決。但大量的人文及科技文本，仍以英語為主，短時間內，人類仍然無法克服此文本巴比塔的困境。
二、中國的語言文字
書同文的官僚集團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下令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從此中國的讀書人，只學一套書寫文字，就能通行全國。到漢武帝頒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以二千年的中華帝國思想史，就只是一部儒家經學史而己。
到隋唐的科舉考試興起，研讀古文考秀才擧人，就成為做官任公職的基本條件，「十年寒窗無人識，一舉成名天下知」，就成為士大夫階層生存情境。然而讀聖賢書考上功名後，官場文化鬥爭所顯現的情境完全不一樣。對比於西方教士，其面對的是和上帝生命契約的規範，其倫理約束力之大，一定比儒生那種內法外儒，在俗世生活中，說一套做一套所無法比擬。所以官場潛規則就成為儒生高層政治的生存技藝。不用懐疑無神論的共產革命後，其一批批新官僚都會面臨同樣的潛規則道德困境。只有民主化*的三權分立及媒體監督，才能節制這種人性的弱點。民主的普世價值不是擁有有更高的道德標準，只是在節制掌權者的惡形惡狀更有效率而已。
不踏實而激進的革命運動
不踏實的做學問心態
東亞社會被認為是在西方文化挑戰下，反應最成功的區域。但對比中日兩大國，大家仍認為日本的明治維新較為成功，為什麼？理由當然很多，但若從做學問的角度來考察，就可看出一些倪端。
日本長期接受中國文化影響，所以中國的書籍，日本人都像聖經一樣的迎回日本典藏。若要研究，一定先行翻譯，再做注解，最後再發表自己的心得，所以日本是中國最好的學生。當西方文化輸入時，日本的學習方向轉向歐美，以同樣做學問的方法，日本成為西方最成功的學生，至今日本在所有學術領域，幾乎達到和西方同步的水準。
中國因為當老師太久了，除了佛教傳入中國時，中國曾花上千年的時間翻譯研究。中國人對西學的態度，不重翻譯，喜歡自作主張發表意見。中國人文學者，到西方研究漢學拿學位，回到中國介紹西學，已成風氣。尤其對西方人文與科技之經典著作，在翻譯未齊全下，就發表研究成果，某方面只能騙騙自家人，無法和西方人一較高下。學術界美其名曰：創作重於翻譯。其實認真翻譯都可能誤譯，何來對西學比手畫腳。這種做學問的基本功夫做不到位，當然從同治中興起，中國的西化運動成果，自然遠遠落後於日本。大量的西方名詞翻譯，中國就直接引用日譯名稱就是明証。台灣在此漢語語境下，其心態也差不多，這種文化病就藏在文化基因中，而且病得很深重。這當然也造成對西方文化的盲目衝動態度，在自卑和自傲間擺動。
躁動的激進革命
中國從晚清開始的改革運動，可以說是激進主義不斷升級，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全盤西化」，再到「共產革命」，之後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足為奇了。中共建政後，差點癈掉漢字，但也大量將漢字簡化。對比於台灣用輔助音標的方式，從國民小學起一步步學習，最終保住正體漢字的文化命脤。某些親共人士說民進黨政府，進行去中化教育，不知從何說起？
中共建政後，馬列著作才在政治正確需求下譯出全集。問題是兩千多年的西方文化的各種經典著作，漢語文化圈，要花多少時間翻譯吸收消化完成，而這大哉問，就擺在大喊中國崛起的中共政府面前，有錢而沒有文化教養，算那門子崛起？可長可久還是文化價值比較重要，不是嗎？如今漢學及佛學的最權威的研究，不在漢字文化圈，不就是最好的証明嗎？上百年的諾貝爾獎，有多少人由漢字文化圈培養出來？這不是兩岸在競爭的最好項目嗎？把有為的知識份子踩在腳底或關入牢裏，是永遠走不到的！
作者：黃吉川（筆名江夏）成功大學講座教授
學歷：羅東成功國小、東光國中、宜蘭高中、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經歷：成功大學研發長及教務長
榮譽：國科會三次傑出獎、力學學會會士、孫方鐸力學獎章
專長：量子電腦、超級電腦（領先全球之核心技術）
著作：161篇國際期刊論文、「到執政之路」共同作者
詩集：二本新詩集「我們」、「啟程」 一本古體詩「試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