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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玉昌觀點》歸鄉路雖遙 但《我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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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16小時前 • 發布於 16小時前 • Newtalk新聞 文/朱玉昌
寶萊塢影帝伊尚卡特(右)與維夏爾傑特瓦分飾修伊和前登 。 圖:海鵬影業提供

Newtalk新聞

相隔前作《永生之愛》(Masaan)十年,印度導演尼拉吉.蓋萬(Neeraj Ghaywan)慢工磨出第二部劇情長片《我們要回家》(Homebound),依然維持了,在內斂風格中透發著犀利,這十年,印度歷經了經濟起落、政治轉向與一場改變一切的疫情,可蓋萬的鏡頭,凝望的仍是同一群人,一群被社會結構壓在底層、耗盡力氣仍無法改變出身的人。

《我們要回家》改編自印度記者巴沙拉特.皮爾(Basharat Peer)2020年刊登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帶安利特回家〉(Taking Amrit Home)。那年疫情肆虐印度,總理莫迪宣佈全國封鎖,數百萬城市移工徒步返鄉,皮爾有感一張網傳穆斯林賽尤布懷抱因熱衰竭倒地的達利特(賤民)友人安利特的照片,這兩人,從蘇拉特徒步北返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巴斯提縣,安利特最終沒走完這段路,賽尤布堅持將他的遺體帶回家鄉。

同為達利特出身的導演,沒把故事鎖在最後幾天公路悲劇上,他將時間線向前推,讓觀眾先認識這兩個人,再理解他們為何走上那條路。影片裡,一人叫修伊,一人叫前登,修伊是穆斯林,前登為達利特,從小在北方邦同個村落長大,共同夢想是考上警察,夢想聽來樸素,放在印度社會的脈絡裡,卻有完全不同的重量。警察制服在這個國家不僅代表一分穩定職業,還象徵國家公權力,更讓一個人能有機會暫時跨越宗教跟種姓劃定的界線,兩人追求的不是權力,是一個能被先當作人,再被辨認出身分的機會。

影片開場,火車站月臺上擠滿了和兩人一樣的年輕人,密密麻麻地湧向同一班列車,全印度二百五十萬人報考三千五百個警察缺額,前登望著那片人海喃喃自語,我們是去打仗嗎?這場戲沒有配樂,沒有戲劇化的升格鏡頭,只有一列老舊火車載滿考生緩緩駛出畫面。蓋萬拍的不是熱血勵志,是一場幾乎註定失敗的等待。

印度種姓制度在這個國家延續了數千年,它不是一道容易被一紙法律條文廢除的陋規,導演沒把種姓制度塑造成一個具體的敵人,片裡沒有激烈衝突,沒有刻意安排的反派人物,制度幾乎從不現身,卻像空氣,彌漫在人際之間,滲透進一句話、一個停頓、一份工作機會、一次考試報名表上的分類欄。前登填寫表格時,一度不願勾選種姓一欄,那個分類法定可以幫他加分,卻也等於在紙上承認自己生來就是個賤民,他只想像修伊一樣,被當作一個普通考生,但制度不允許他裝作標籤不存在。修伊的父親還有人脈送兒子去杜拜打工,前登的母親卻只能告訴他,她的雙腿是她唯一繼承的遺產,兩個看似相同貧窮的人,背負的歷史卻截然不同。

電影刻意亮出殘酷的現實,當其中一人考上得以實現夢想,另一人落榜夢想破碎,他們還能站在同樣位置看待彼此嗎?摧毀友誼的常不是背叛,是生活本身。導演接下來用批判性諷刺社會的戲劇轉折,讓兩人重新攜手走向共同奮鬥的起點。無奈,疫情出現,疫情並非主題,卻是故事的轉捩點,封城後工廠停工,修伊和前登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依靠,他們和數百萬移工一樣,只能沿公路走回家鄉。

印度近三十年的高速發展造就了資訊科技、太空技術與龐大的中產階級,也讓世界開始相信這個國家即將成為下一個經濟強權。導演獨獨把鏡頭轉向了那些建造城市的人,當城市停擺,他們連留在原地的資格都沒有了。如果一座城市需要他們的勞動卻容不下他們的生活,現代化究竟完成了什麼?

本片由法印聯合製作,原片名為法文Une jeunesse indienne(印度青年),片名很清楚點出了潛層面,這兩人的故事不只是他們的故事,那是一整代印度青年的故事,在印度農村,確定性本身就是稀缺資源,想想兩百五十萬人搶三千五百個警察職缺,這種機率就是一道讓多數人註定失敗的判決,但所有人還是得去考,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

英文片名不用Going Home,用Homebound,Bound是指向某個目的地前行,強調的是一段仍在進行中的旅程,不是抵達。這個字更精準捕捉了導演意圖深入的命題,所有人都在回家的路上,卻未必找得到真正的歸屬,回到故鄉不等於找回尊嚴,回到出生地也不代表人生可以重來,只要宗教、種姓和階級依然決定一個人的位置,「家」就不會只是安身之所,還隱含一種難以掙脫的社會身分。由此就明白,電影描繪的不純粹是移工返鄉,還有人在制度裡,漫長尋找一個可以安放自己的所在。

導演敘事保有一種令人屏息的克制,沒有背景音樂烘托情緒,沒有刻意安排的哭點,鏡頭僅靜靜地注視著人物,這分克制反讓情感更有穿透力。修伊在公路上對著地平線嘶吼的那一幕,是整部戲少有准許情緒爆發的點,其餘時間,鏡頭只是記錄,導演拍的不是一分控訴狀,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們在制度裡掙扎、妥協,彼此傷害也彼此扶持,他們不是聖徒,也不是純粹的受害者,只是像所有人一樣,在有限的選項中,盡量做出不讓自己後悔的決定。

回到皮爾筆下那張照片的公路,賽尤布抱著垂死的安利特,兩個年輕人在五月的高溫裡走了不知道多少天。那張照片之所以震撼印度社會,不只因為它記錄了移工返鄉潮的慘狀,更因為它呈現了兩個被社會定義為「低等」之人之間那種不肯放手的羈絆。在那個畫面裡,種姓與宗教的界線暫時消失了,只有一個人類抱著另一個人類,影片花了兩小時講述這兩個人如何走到那條公路上,但那條公路最終通往的,不是家,而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當一個人的價值從出生就被決定,他是否還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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