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居然會怕我一個老太太。說明我們這一群人的力量有多大呀」
文／林慕蓮；譯／廖珮杏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中，留下記憶是危險的。即使只是一個公開的紀念行為，也能暴露出那棟國家精心建造的官方歷史大廈有多麼脆弱。中國足足花了一整代的時間來造它的骨，然後又用嚴格審查、公然造假和蓄意遺忘來補它的肉，但儘管如此依然一碰就碎。這就是為什麼區區一位五呎高的七十六歲老奶奶就足以構成威脅，需要動用一群國家安全機構的護衛隊──有時多達四十人──跟蹤她上果菜市場或是去看牙醫。
「他們知道你要來。」這是張先玲打開門見到我的第一句話，還對我投以熱情的微笑。她的公寓很整潔，位在一棟外觀單調的高樓大廈的九樓。她說話的口氣很輕鬆，彷彿只是在評論天氣或豬肉的價格。乍看之下，張先玲就是個典型的中國老太太模樣，有一頭整齊的灰色短髮，穿著一條寬鬆的休閒褲和一件拉上拉鍊的亮藍色羊毛衫，渾身散恬靜安詳的氣息。不過，她的外表並沒有遮蓋住那令人敬畏的性格和非凡的韌性。
她解釋道，當地警察局曾打電話來，問她那天早上是否要出門，還順道問了她今天是否有客人來訪？也許是一個外國人？她露出一絲滿意的神情，坦白地告訴來電者，她在等一個朋友的朋友──可能是「在外國的中國人」，不然就是「在中國的外國人什麼的」──簡單俐落地總結了我的混血兒背景。這二十多年來與國家安全機構周旋的經驗，讓她學會了使用如此直接又模糊的說話方式。
張先玲是退休的航太工程師，從共產黨在她十二歲那年「解放」中國的那一刻起，她的出身背景就注定了她將被社會唾棄。她出身自清朝高官家族的第八代，生活在祖傳留下的腐朽輝煌之中，其位於中國東部安徽省桐城的老家，迷宮般的傳統建築及園林足足有十一個足球場那麼大。我問她，在文革之前究竟她家有多大，她只能很粗略地猜測──大概七十或八十個房間上下──不過她確實記得，若要從居住的區域走到正門，必須要穿越七個院子。在張先玲十五歲的時候，整個古老建築院落都被解放軍占領，她和家人則被送到一個舊糧倉。
在地主被妖魔化成階級敵人的時期，張先玲的地主階級身分迫使她只能被動地參與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政治運動。她常常是一個旁觀者，偶爾是一個受害者，但從來不是主角，她覺得自己不配參與其中。她強大的原罪意識──憑藉著出身，剝削普通老百姓血汗長大──驅使她在十五歲時，寫了一部自我批評的作品，長度堪比一部小說。
然而如今，張先玲親筆書寫的公開信卻有雲泥之別。她和身體虛弱但意志堅強的前北京人民大學美學教授丁子霖一起合作，從受害者轉變成積極行動者，轉變成道德巨人，這些存在都是要凸顯國家違反道德的行為。
這兩位女士因為遭遇相同的不幸而走到了一起。她們十多歲的兒子同樣都於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清晨之間在北京被槍殺身亡。她們成為「天安門母親」的創始成員，這是一個由六四死者親屬所組成的先鋒團體，目前已成為中國最接近政治遊說團體的組織。她們的訴求可以概括成三個簡單的詞：真相、補償、問責，每一個詞都對中共領導人拋出最直接的挑戰。自一九九五年起，他們每年都會在橡皮圖章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開幕式時，寫一封公開信重申他們的訴求。六月初，他們又再寫一份請願書，提醒中國領導人不要忘了那個被其極盡可能抹去存在的周年紀念日。直至二○一三年，天安門母親已經遞交了超過十二份的請願書，卻是一個回應都沒有收到。
除了進行遊說，天安門母親也身兼偵探，自行整理出一份遭軍隊襲擊的受害者名單。他們煞費苦心地一一確認在鎮壓中喪生的兩百多名受害者的身分。張先玲有著獵犬般的韌性以及沉穩的自信，她把追尋真理過程中聽到的那些小謊言當成樂趣。但讓她追尋的動力終究源於她個人的傷痛。她必須跨過的第一道高牆是，讓自己能夠擺脫恐懼與沉默的桎梏，探索摯愛的兒子死去的過程。
相遇
這兩位天安門母親創始人的外表差異很大，性格也南轅北轍。丁子霖體虛瘦弱，渾身散發著悲傷的氣息，手腳不靈活地在公寓裡走來走去，這裡也是她兒子蔣捷連的最後安息處。這套北京大學區公寓很通風，擺著優雅的中國傳統家具和用來做帽架的雕刻圖騰柱。牆上一幅油畫描繪了她兒子的模樣，一個高大削瘦的年輕人，有著陽剛的下巴和自信的微笑，他揮舞著一面錦旗，頭帶著紅色遊行隊伍的頭帶──這個頭帶他相當引以為豪，在火化時也戴著。
在旁邊牆上的一張照片中，他跟他的同學們手拉手地從學校走出來遊行，一切彷彿都凍結在時光中化為永恆。和張先玲的兒子一樣，蔣捷連也對這場運動充滿熱忱，協助組織自己學校的學生上街遊行支持大學生。我的目光被他的遊行同伴舉著的一個紙牌吸引住，那個紙牌寫著黑色粗大的傳統書法字，但標語內容對中國統治者來說卻帶有一種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威脅語氣：「你將會下台，我們仍會在這裡！」一個刻有字樣的基座上面，放著丁子霖那嚴肅又有著寬闊肩膀的兒子的骨灰，照片的存在像是一種鄙視，彷彿是在責備當年的年輕氣盛。
在人生的最低谷，丁子霖和張先玲找到了彼此。她們透過一個來自九三學社的官員搭上線。九三學社是一個共產黨認可卻有名無實的政黨，其成員主要是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兩人的丈夫也是成員之一。這個以營造政治多元化假象為目的而存在的「橡皮圖章黨」，促成了天安門母親組織的成形，諷刺的是，共產黨對此可不怎麼欣賞。天安門母親持續不斷地發展，成為中國政府控制之外最早、最知名的草根組織之一。
一開始，這兩個家庭只是一起彼此療傷。丁子霖的情況很糟，身體已不良於行，在公寓裡只能靠沿著牆壁摸索走動。六月三日晚上，她曾花兩個小時勸說兒子不要出去。最後，他將自己鎖在一樓的廁所，然後再從窗戶溜出去。不到三個小時之後，一顆子彈射穿了他的背，死了。丁子霖覺得自己沒有保護好兒子。不斷想著尋死的她，一顆顆囤積起安眠藥。後來有一天，張先玲和丈夫騎著自行車去探望她，漸漸地，這兩位女士開始找到了一個新的目標。
一九九一年，她們接受香港記者的首次採訪，講述了她們的兒子死去的經過。她們的行動非常勇敢，這是中國境內第一次有人公開六四死者的詳細情況，而且兩人都很清楚公開說明之後的下場。這兩個人後來都被警告噤聲；張先玲被告知她的丈夫可能會被禁止出國參加音樂會。她非常恐懼，決定不再接受採訪。「我們繼續尋訪，」丁子霖記得張先玲這麼告訴她，「但是對外，你做一線，我做二線。你一旦出事，我一定頂上。」張先玲認為，這樣的分工也是為了確保組織存在而採取的務實行動，因為如果兩個人都被逮捕了就沒意義了。她們的運動是有風險的，天安門母親組織成員絕大多數是女性，一部分就是因為男性需要遠離政治確保家庭收入，張先玲還認為一部分也是因為母愛是整個組織的驅動力。
丁子霖告訴我，「我當然同意。」從那天起，丁子霖成了該組織的公眾代言人，她勇敢地面對監視、拘留、騷擾、強迫退休，還有背信棄義的指控，並在入黨三十二年後被開除黨籍。在張先玲還沒準備好再次接受媒體採訪之前的漫長歲月裡，丁子霖獨自背下了這個重擔。丈夫非常支持丁子霖，但在丁子霖被逼迫退休之後，她丈夫也遭遇了同樣的下場。
儘管丁子霖身體孱弱，情緒易受波動，但仍以非凡的毅力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每每說起她的兒子，她的聲音就變得低沉，眼淚在眼眶裡打轉。然而，為了維持天安門母親的使命，她每天都在強迫自己挖掘內心的痛苦。這些母親們努力編制了一份政府軍隊槍口下的死者名單，此舉挑戰了共產黨壟斷訊息發布的行為。儘管丁子霖幾乎是在事件後就馬上開始了調查工作，但其他的成員仍是拖到一九九一年，聽到國務院總理李鵬在電視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後，才開始行動起來。有人向李鵬提問，政府是否會公布一九八九年遇難者的名單，他回答，「死者家屬不願透露死者姓名，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反政府暴動。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意願。」張先玲聞言勃然大怒。她立即致電給電視台的值班經理。「我聽了李鵬的回答，」她告訴對方，「那純粹是謊言。我的孩子在六四遇難，我不認為有損形象，我要求公布名單。」她向值班室留了自己的聯絡方式，但從來沒有人回電。
自那時起，這些母親陸續追查到二○二名受害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這段艱難而緩慢的過程前後遭遇了沉默不語、閉門羹以及北京的城市拆遷等各種障礙。好多次母親們好不容易拿到姓名和地址，但找到當地時，卻發現整個社區已被夷為平地，居民們四散不知去向。
隨著時間過去，擔心政府報復的情緒以及有關六四的禁忌已成為更強大的詛咒，一些家庭寧願放棄自己的孩子也不願承認他們在那天晚上被殺的事實。張先玲碰過一個家庭，丈夫和妻子都是老師，兒子在六四去世後，他們就搬到了廣州。她一直希望這家人能證實他們兒子的詳細情況，但男孩的母親拒絕發言。
「她的態度還挺好的，但她說，『我們不想提這件事兒了，我們過得挺好的，不想說這些事情了。』然後他父親說，『什麼事兒？』我聽到他在旁邊問。他母親就說，『她問那個誰誰誰的事兒』──她兒子的事兒。結果這父親馬上把電話奪過來說，『你少管這些事情，我們現在過得很好，你少給我們添亂！』就把電話掛掉了。」
像這樣的回應其實反映了後天安門時代普遍的社會壓抑。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坦克和槍彈奪去了人們的安全感，讓人們以為唯有停止談論過去才能自保，他們轉而支持物質利益至上，並成為掩蓋真相的沉默幫兇。遺忘，是老一輩中國人練就的一項技能；歷史之網被拉得很寬，有時候中間幾十年發生的事會整段消失不見。隨著時間流逝，這種圍城心態造就了一個封閉偏執的世界。張先玲舉黑手黨為例，「黑社會裡的人可能也是這種心態。他們已經很怕了，知道這個厲害。你要是說出來的話，吃飯的飯碗可能就難保了。這還是輕的，重的沒準兒性命也難保，所以他就很害怕。所以這種苟且偷生的思想就戰勝了他們的正義感。」
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張先玲自己的家族中。像是她的另外兩個兒子再也不願意回家。她體諒他們，因為他們是為了自己的未來，才不得不跟家庭保持距離。
她告訴我，「他們現在還活著，還需要生活在這個鐵蹄下。」光是跟王楠有血緣關係，就有可能被這個體制懲罰。王楠死後被貼了「反革命暴徒」的標籤，這在他兄弟的檔案中留下了汙點，限制了他們在某些政府機構和學術界的就業機會。
王楠之死的漣漪甚至波及到中國最高領導層：張先玲的妹夫丁關根，昔日中國最有權勢的男人之一。丁關根已晉升到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位子，當時僅有十六個人可以參加政治局會議，他是其中一人。還有一個可能更重要的背景是，他跟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是橋牌搭檔。外界普遍認為，丁關根就是得利於這層關係，才有辦法自一九九二年至二○○二年待在中共宣傳部長的位子上長達十年之久。
起初，丁關根對王楠的死感到相當震驚，然而在出席他的葬禮時，卻試圖推卸責任。「我們怎麼這麼不幸？」他問張先玲，「王楠怎麼會死了呢？你怎麼沒把他看好了呢？」後來，他表達同情的方式是把王楠的死描繪成共產黨統治不可避免的代價。「那麼多人死在共產黨手下！」還提醒她，當年劉少奇的命運有多悲慘，這位前總理在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追殺。「他的家人現在一點都不怨恨毛主席的家人。這不只是你一家的事情！」張先玲默默地聽著。到了二○○四年，她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時，她的妹妹不再和她說話了。二○一二年，丁關根過世，張沒有出席他的葬禮。
六四事件是個很巨大的禁忌，僅僅只是提起一些相關的事，就讓張先玲和丁子霖時不時成為眾矢之的。有一次，張先玲假借歸還手帕和錢財的理由，追查到一個年輕死者的下落。她設法取到了居委會的說法，證實他是「那個被槍殺的人」。但當她找到公寓時，死者的兄弟卻開始責備她，對方憤怒地大吼：「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子，多少年前的事兒你還來找我，你什麼意思啊？」
每個人都害怕麻煩，害怕混亂，這讓中國領導人找到一個漏洞，順利地合理化這些鎮壓暴行。後來，他們更利用人們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讓許多人相信暴力是必要之惡，尤其回顧過去這三十多年，共產黨讓中國創造了兩位數的經濟成長，這似乎讓鎮壓更有了合理性。
不過大多數時候，外界對這群上了年紀的老婦人觀感還甚良好，部分是因為她們在運作上還是傳統的互助組織，會將捐款（有時高達一年八百美元）撥給貧困或醫療費用負擔過重的家庭。不過更多時候，他們提供的是情感上的支持，讓一些承受著多年隱痛的家庭有個抒發出口。
奠祭
為了堅守使命，這些母親一再地去對抗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日益壯大的國家安全組織。就在鎮壓發生之後的第五天，鄧小平現身於人民大會堂表彰軍隊的行動，他明確表示，未來若有抗議活動都應該在萌芽時期就扼殺掉。「今後，在處理這類問題的時候，倒是要注意，一個動態出現，不要使它蔓延。」
這席話一出，象徵著中國的「維穩時代」來臨。根據可得數據顯示，自二○一一年起，中國的維穩支出遠超過了國防費用。對地方政府來說，保持內部穩定意味著要確保沒有大規模抗議，沒有會惹麻煩的異見人士，也沒有上訪者投訴地方政府的作為。從管理的角度來說，「維持穩定」已然是判定官員職涯成功與否的標準之一；用任何必要的方式壓制異議會得到晉升的獎勵，反之，則可能斷送光明的前途。維護社會穩定讓中國額外花了一大筆錢，也因此讓政治、自由和財政變得更為壓抑。
一九九五年北京主持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時，丁子霖和其夫婿遭到拘留，天安門母親面臨了第一次的重大危機。張先玲早前發誓要當第二線，但她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因為她與外國媒體沒有聯繫管道。為了避開警察的監視，張先玲在北京西北部的紫竹院公園的山頂上召集其他天安門母親成員舉行一次會議。所有人在那裡共同起草了一封公開信，寄給時任主席江澤民，要求釋放丁子霖。丁子霖和丈夫被以「經濟問題」為由拘留了六周，罪名是「重大經濟犯罪嫌疑」，直到當時參加婦女大會的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柯林頓帶頭遊說，兩人才獲釋。
一九九八年，當局凍結了留德中國學生大約六千五百美元的捐款。中國領導人從蘇聯及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解體中學到一個教訓，那就是非政府組織的影響之大，尤其是那些得到外界支持的非政府組織。政府對外圍群體的恐懼（甚至恐慌），直接為天安門母親帶來嚴重影響。他們對政府凍結資金的做法感到相當憤怒，所以寫了一封信給國家安全部長。但是這個單位很隱密，張先玲和一位年邁的父親花了好幾個小時在北京街道上搜尋，也始終找不到它的具體所在地。儘管國家安全機構有辦法監聽他們的電話，監控他們的電腦，跟蹤他們去看醫生，並將他們軟禁在家，他們卻從未成功找到這個下命令的單位的辦公室。
一九九九年，天安門母親向最高人民檢察院（一個類似檢察官的機構）提交了一份法律請願書，指控國務院總理李鵬犯下「反人類罪」。至今他們從未收到官方回應。同年的六月四日，一些母親開始在北京西部郊區的萬安公墓舉行悼念儀式。一些六四遇難者的骨灰埋葬於此。多年來，大多是由穿著制服的警察開著警車把張先玲和她的丈夫載送到墓地。在墓地，成員已經學會分辨混雜在人群中的幾十名便衣警察，這群警察唯一的工作就是監督十多名的哀悼者。
即使是悼念親人這樣非常個人化的行為，也因為政府的禁令而變得政治化。一九九八年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年，張先玲成功地在學校外的人行道上她兒子去世的位置，舉行了屬於她自己的小小悼念會。第二年，她被禁止離開公寓。十多年後我見到她，她對我說了一個如夢似幻的場景，說自己想要用那樣的方式在兒子逝去的地方為他哀悼。「我想在晚上八九點的時候去。如果他們不看著我的話，我就晚上拿一束花，到那個地方去奠酒。就是帶點酒去撒一下，然後把白色的玫瑰花瓣灑在那邊。」
然而事與願違，因為總是有人在監視她。有人在學校入口附近安裝了一個閉路攝影機，就正對著學校門口埋著她兒子的花壇。這是一個專門為她而設的監視錄影器，以防她再次試圖哀悼她死去的兒子。「那是有內疚的人的行為。」她說。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如此玻璃心，連這樣簡單的紀念行為也會被認為會威脅到中國內部的穩定。母親的喪子之痛極具力量，在當局眼中是一種威脅，所以為保護其他民眾不受到她們悲慟的影響，必須要集中管控她們的哀悼。這一切張先玲都看在眼裡，她用簡單幾句話生動地總結了目前的處境，「這樣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居然會怕我這麼一個老太太。說明我們這一群人的力量有多大呀，因為我們代表了正義，他們則代表邪惡。所以他們怕我們，不是我們怕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