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和少年哪個比較「香」 曾是中國男性文人爭論的焦點
無論是先天（自然）決定的還是後天（文化）獲得的，對女性或少年顯著的性傾向被認為是主觀的品味問題，就其本身而論，它在根本上是無可爭議的。相應地，在性鑑賞的修辭裡，關於各種競爭性要素的優點，大體上是在尊重任何偏好、狂熱或幻想之正當性的前提下進行評價的。在這種鑑賞模式下，它的目標是清晰地表明支持其中一種或另一種，而未必是一種對另一種確立客觀的優勢。
十七世紀張潮的筆記體小說《幽夢影》裡有一段對話，有人認為女人比男人更美，雄鳥比雌鳥更美，但在長著四條腿的動物中則沒有這種區別，對此，其中一位對話者表示反對，堅持認為男人可以比女人更美麗，其他人認為這是一種極端的觀點。結果，這場對話以擱置分歧宣告結束。
小說裡的某些重要評注也採用同樣的鑑賞語氣。在《姑妄言》裡，有位僕人自從還是小男孩時，就是男主人的「家童」，但他發現了異性戀的性，並且更加喜歡，對此，評論者議論道：「好男風者則非此想。」由於性吸引被理解為一種主觀的品味，因此鑑賞者之間可能沒完沒了地為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美進行爭辯，而且經常沒有定論，因為他們的對手不會改變立場，也別指望他們自己改變觀點。
這種事情沒有客觀的答案，它完全取決於一個人的自然傾向以及與性有關的知識。偶爾，鑑賞者也會明確地表達立場，確證究竟是與女人發生性關係還是與男人發生性關係更具有優越性。因此，之前我們提到凌濛初確立了一種階序性，它賦予異性戀以特權，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在其他地方發現，有的觀點則稱讚少年的自然之美勝過女人的矯飾之美。
對愉悅的追捧以及相關的知識，選擇性地需要女性在某些時候被少年取代，《別有香》裡一則故事的前言表明了這一點，它斷言無論女人的愛有多麼甜蜜，終將產生對少年的激情。這種觀點認為，少年是慾望的對象，根據性慾的序列觀，一旦異性戀慾望發生枯竭，對少年的慾望就會出現。
就這個故事本身而言，它講述了一個男人痴迷於鄰居家的兒子，為了吸引他，這個男人招了一位妓女作為誘餌，為了消除後者的疑慮，他說「人各有喜」，妓女聽了之後不禁笑出聲來，打消了最初的不情願。如同前文引述的文獻一樣，我們在此同樣看到了這樣一種傾向，即由於性慾之主觀特性的緣故，故而懸置判定哪一種美和性態具有客觀上的優越性。
帝國晚期的文獻經常採用烹飪和植物的隱喻，表明將性吸引看作如同「味道」和「氣味」那樣的感官體驗，而性本身則被視為「味」或「香」的一種類型。一個常用的隱喻性對比是「家食／家常飯」和「野菜／野味」，它們分別表示與女性和男性發生性關係。
在探討食物以及「野味」、「家味」的相對價值時，李漁評論道：如若論「肥」，前者不如後者，而如若論「香」，則後者不如前者。李漁在分享他的鑑賞智慧時，很可能是在把玩這些術語在性方面的細微差異，在小說《肉蒲團》裡，我們發現他是這麼說的（這次明確是在性的背景下）：「家雞味淡，不如野鶩新鮮。」
後半句實際上說的是通姦的吸引力，因為這裡的「野鶩」是指男人妻妾之外的女人，而不是男人。然而，它卻強烈地表明，前半句的表述也隱含著性意義。倘若確實如此，那麼這種讚美之詞的重要性在於，它沒有認為哪一種肉是絕對好的，每一種肉都有它自身的優缺點。這再次符合了鑑賞的方法，在關於性愉悅的問題上，它完全是自然產生的品味和／或後天獲得的專門知識。
在《姑妄言》裡有一場關於「男色一道」的對話，有人認為女人也有肛門，它的「味」應該跟男人的一樣，而其痴迷於少年的朋友卻詭辯道，雖然「香」可能一樣，但是「趣」卻不同。關於性態的植物隱喻也被廣泛使用，「花」是用來表示感官美的標準方式，「後庭花」更是明確指肛門。雞姦通常被形容為「別有香」，在《姑妄言》的一個段落裡，有位妓女偏好雞姦，她的綽號正是「別有香」。
在李漁的《無聲戲》裡，被男人喜歡而遭女人痛恨的主角寫了一首讚美詩，稱頌男色一道，它褒揚少年的純潔，同時又沒有女人的矯揉造作。當別人對此提出批評時，他回應道：「不好此者，以為不潔。那好此道的，聞來別有一種異香，嘗來也有一種異味。」
從不同尋常、非凡和稀有的意義上而言，與少年發生性關係別具一番「異香」，因而，在李漁《十二樓》裡的一則同性戀故事裡，「異香」——它的字面意思是指古玩店裡賣的香，店主也會跟他們俊俏的店員上床—也暗指同性戀樂趣本身。有時候，也可能反諷性地使用這種對應關係。
例如，在十八世紀的小說《野叟曝言》裡，有位朋友告訴故事的主角，在福建，與少年發生性關係被視為「家常茶飯」，暗示著在那裡，異性戀被視為「野味」。在前文已經提到的凌濛初的小說中，也暗示過這種顛倒，它將寺院裡的同性戀稱為「家食」，也就是說，作為主要的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類型的評價中，這兩種要素之間從來不是相互排斥的，它們總是以相對的關係結構的形式共存著——家食對應於野味，寺院對應於世俗世界；福建則對應於中國其他地方。其推論是，沒有一個地方的人們只喜歡吃家禽而不食野味，反之亦然—也就是說，到處都在實踐同性戀，只是在寺院裡或在福建，它成為了規範，而不再僅是例外。
*本文摘自《風流浪子的男友：晚明到清末的同性戀與男性氣質》，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魏濁安（Giovanni Vitiello）
義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授。他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獲得博士學位，並於荷蘭萊頓國際亞洲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1999年至2013年任教於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教授前現代中國文學。他的研究專注於中華帝國晚期的小說和性史，並得到歐洲研究委員會（ERC）和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CLS）等機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