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逮捕了　警察可以看我的手機嗎

最高法院的表態？

近年於報章、媒體、社群上或許可以注意到一些社會案件，靠著執法人員看了犯罪嫌疑人／被告的手機後，因而破案。有些情形，執法人員透過法院的搜索票取得被告手機後，進而查看手機取得證據。然而有些情況，似乎是執法人員進行合法逮捕後，對被告進行搜身並取得手機來查看。

在現代生活中使用的智慧型手機往往儲存了一個人生活中許多重要隱私，我們真的能允許警察在沒有搜索票（但合法逮捕）的情形以搜索的方式查看犯罪嫌疑人的手機嗎？

而就這個問題，去（2025）年4月，我國最高法院出現一則別具意義的判決-114年度台上字第687號刑事判決。

過去在我國實務上，就各類「無票搜索」（搜索，原則上必須要有法院核發的「搜索票」才能執行，不過也有一些例外情形，執法人員可進行合法的「無票搜索」。例如本文中後續提及的「附帶搜索」就是一種合法的「無票搜索」。）過程中到底可不可查看被告手機內容，向來有所爭議。以逮捕現行犯時所執行的「附帶搜索」為例，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附帶搜索規定為：

第 130 條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

從法條文字看起來，若是一個犯罪嫌疑人身上帶著手機，那也會符合「隨身攜帶之物件」的條件，而應該屬於「附帶搜索」的範圍。不過合法「拿」了手機後，就等於可以「看」嗎？

關於這個問題在學術上，不同的學者的見解大相逕庭。有人認為「既然逮捕合法，且法律規定隨身攜帶物件可以被搜索，則將手機搜索扣押後拿來查看，即是一個合法程序。」也有人認為「附帶搜索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執法人員安全（確認有無凶器）及防止第一時間的滅證，因此查看手機內容應該跟這些目的沒有關聯。」

而這個爭議，在114台上687判決意旨中，對此一議題則做出兩個基本表態：

1.在「同意搜索」的情形，不能因為犯罪嫌疑人同意交出手機，就認定也同意了可以檢視手機的內容。

2.在「附帶搜索」的情形，因為附帶搜索目的是為了保護執法人員安全及防止滅證，如果沒有滅證可能的情形，同樣也不能檢視手機的內容。

而就手機與隱私權的關係，該判決則以：「手機與日常生活緊密關聯，其內之電磁紀錄內容涉及犯罪嫌疑人及第三人之資訊隱私範疇既深且廣，多數並與犯罪之訴追或罪責評價無關，甚且亦有屬於人格權絕對不受國家侵犯之私密核心部分。」加以說明手機內的隱私資訊對現代人的意義。

114台上687判決的上列觀點，可謂對我國隱私保護的論理給予了一定的啟發。不過對於「手機對隱私到底為什麼這麼重要？」這方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2014年的 David Leon Riley v.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v. Brima Wurie 案（下稱「Riley案」）中，就「手機對於現代人生活上的隱私意義」有著許多更進一步的闡述，以及有著一些筆者喜愛的「奇妙比喻」，可帶給讀者更多想像空間，來看待我國關於此一議題的見解發展。

手機是一種「容器」？

Riley案中的兩案事實，都是發生在警察執法時偶發的「附帶搜索」。

第一則案件，被告Riley因為車牌過期被警察攔下後，因警察在引擎蓋下找到兩支手槍，因此以「非法藏匿槍枝」當場逮捕Riley。警察在查看Riley的手機後，找到其參與幫派犯罪的證據（包含槍擊案件、謀殺未遂等等…）。

第二則案件，警察在巡邏時發現被告Brima Wurie正在販毒並將其當場逮捕，警察在查看Brima Wurie的手機後，依循著通訊內容找到他的住處，並向法院取得搜索票後在其住處搜索出毒品、槍枝及現金。

由於在當時，美國實務先例上的見解認為，附帶搜索時可以合法查看嫌疑人身上的「容器（container）」（例如，可以打開香菸盒，搜索找查藏在裡面的毒品），也因此，到底手機算不算一種「容器」？成了這則案件中最為關鍵的爭議問題。

手機在現代對人的生活／隱私意義

在這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中，先是以這樣的方式形容了手機對於現代人有多麼普遍：

它在現代生活中已是如此普及且不可或缺，以至於若有火星訪客來到地球時，很可能會斷定那是人類身體構造的重要特徵。（原文： which are now such a pervasive and insistent part of daily life that the proverbial visitor from Mars might conclude they wer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human anatomy.）

而對於手機到底算不算一種「容器」，美國聯邦政府的檢方主張，搜索手機查看裡面的內容，跟搜索香菸盒查看裡面的內容，都是搜查證據，也都有蒐集隱私相關資訊，這些點在侵害隱私上應該是相同的。對此，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則是認為：

聯邦政府主張，搜索儲存於手機內的資料與搜索各類型的有形物件「並無實質差異」。然而這種說法好比是在說，騎著馬和飛到月球並無實質差異。兩者固然都是從A點移動到B點，但這種混為一談的說法實在難以被合理化。（原文：The United States asserts that a search of all data stored on a cell phone is “materi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searches of these sorts of physical items. That is like saying a ride on horseback is materi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a flight to the moon. Both are ways of getting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but little else justifies lumping them together.）

手機跟一般的物品（容器）到底差在哪裡？該則判決中，將「如果把手機的資訊實體化」會如何，還做了以下形容：

多數人並不會帶著他們過去幾個月收到的每封信、拍的每張照片、所有讀過的書或文章，且他們也沒有理由這麼做。（原文：Most people cannot lug around every piece of mail they have received fo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every picture they have taken, or every book or article they have read—nor would they have any reason to attempt to do so.）

而手機揭露的資訊量與一般的容器（例如皮夾）相比來說，更是難以相提並論：

手機的容量使得單類資料的傳遞資訊量遠勝於過去，透過數千張有著日期、地點、敘述等標記的照片，即可重塑出一個人的私生活全貌；相較之下，塞在皮夾中的一兩張親人照片，並不會發生揭露大量隱私的情況。（原文：a cell phone’s capacity allows even just one type of information to convey far more than previously possible. The sum of an individual’s private life can be reconstructed through a thousand photographs labeled with dates, locations, and descriptions; the same cannot be said of a photograph or two of loved ones tucked into a wallet.）

除了對於照片等資訊的收集外，聯邦最高法院也注意到了連我們日常使用的諸多軟體，也能從中得出許多隱私資訊而有以下說明：

行動電話應用程式軟體（或簡稱apps）提供了一系列的工具，可用來處理個人生活全面的細部資料。有些apps專門提供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新聞；有些apps設計給酒精、毒品和賭博的成癮者；有些apps用來分享禱告的請求；有些apps用來追蹤懷孕症狀；有些apps用來規劃預算；有些apps用於常見嗜好、消遣；有些apps用於尋覓良緣。有些熱門的apps可以在上面買賣任何東西，且這些交易紀錄可被無限期的從手機上取得。兩大主要的應用程式商店中，都有著超過百萬計的可用apps；「這是個專門…的app」儼然成了時下的流行用語。平均每位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約安裝了33個apps，而透過綜覽便可揭露型塑出個別使用者的生活面貌。（原文：Mobile application software on a cell phone, or “apps,” offer a range of tools for managing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all aspects of a person’s life.There are apps for Democratic Party news and Republican Party news; apps for alcohol, drug, and gambling addictions; apps for sharing prayer requests; apps for tracking pregnancy symptoms; apps for planning your budget; apps for every conceivable hobby or pastime; apps for improving your romantic life. There are popular apps for buying or selling just about anything, and the records of such transactions may be accessible on the phone indefinitely. There are over a million apps available in each of the two major app stores; the phrase “there’s an app for that” is now part of the popular lexicon. The average smart phone user has installed 33 apps, which together can form a revealing montage of the user’s life.）

其中，該則判決甚至更進一步說明了，雲端資料因為並不是儲存於手機本身，因此如果藉由手機連上查看雲端上的資料，則對於隱私的侵犯更是無遠弗屆（也更無法類比為「容器」）：

而使界定隱私權益範圍更加複雜的，是使用者在瀏覽許多現代手機時，資料並不一定實際儲存於手機本身。把手機當作容器，進而對受逮捕人的手機內容進行附帶搜索，這種論據基點（將「容器」形容為「任何可以裝載另一物體的物體」）已經算有些牽強。而在這個可以從手機螢幕取得遠端資料的時代，這種類比更是完全站不住腳。（原文：To further complicate the scope of the privacy interests at stake, the data a user views on many modern cell phones may not in fact be stored on the device itself. Treating a cell phone as a container whose contents may be searched incident to an arrest is a bit strained as an initial matter.（describing a “container” as “any object capable of holding another object”）. But the analogy crumbles entirely when a cell phone is used to access data located elsewhere, at the tap of a screen.）

為了保障隱私，我們願意付出多少？

綜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由於手機難以類比為附帶搜索中的容器，且附帶搜索的目的也與手機內的資訊沒有關聯，因此宣告，不能因為逮捕了一位犯罪嫌疑人就可以查看他的手機（就算是合法逮捕現行犯也不行）。如果真的有查看手機的需求，可以的做法是扣留嫌疑人的手機，向法院取得搜索票後（意即另外取得法院准許），才能查看。

而在最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用了非常坦然的態度，告訴了我們保護隱私的選擇，其實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不可諱言地，今日作成的裁判必然衝擊執法人員打擊犯罪。手機已經成為犯罪集團分工協調和溝通的利器，亦能提供足以將危險犯罪定罪的關鍵證據。但是，保障隱私是必須付出代價的。（原文：We cannot deny that our decision today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ability of law enforcement to combat crime. Cell phon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tools in facilitating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members of criminal enterprises, and can provide valuable incriminating information about dangerous criminals. Privacy comes at a cost.）

而這樣的結論，在當時（2014年）竟然還得到了聯邦最高法院全體9位法官的一致認同（本件僅有1人提出協同意見），不禁使筆者由衷敬佩，這則判決中所展現出對於隱私的保護與執著。

而筆者也期待，藉由去年才作成的114台上687判決，也能在往後，成為實務上開始重新反思「如何保障隱私」的另一個起點。

※廖偉程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副研究員／Leslie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國際事務暨數位資安專案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