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畫的故事】從維梅爾的帽子看見荷蘭社會的男女交往新規矩
（本文節錄自遠流出版一書，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維梅爾想必有幾頂帽子。雖然沒有文獻提及，但是維梅爾那一代有他那種身分地位的荷蘭人出現在公開場合，絕不會光著一顆頭的。看看〈台夫特一景〉前景處的人，不管是男是女，人人都戴著帽子或包著頭巾。窮漢湊和著戴的寬邊帽名叫klapmuts，較有錢的男子為了向人炫耀，戴上〈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Officer and Laughing Girl）中的那種帽子。看到那位軍官在屋裡還戴著他那頂時髦的大帽子，根本不必大驚小怪。維梅爾筆下只有正在工作的男子沒戴帽子：音樂老師或科學家。追求女性的男人，絕對戴著帽子上場。男人進屋或向女人致意時要脫帽的習俗（今日已少有人記得的習俗），在當時還沒有。只有在君王面前，溫文有禮的歐洲男子才會脫下帽子，然而荷蘭人自豪毋須向任何君王鞠躬致意，鄙視那些奉行這規矩的人，因此荷蘭人時時戴著帽子。維梅爾在兩幅畫中將自己畫進畫裡，而那兩幅畫裡，他都戴著帽子。在〈老鴇〉（The Procuress）中，他屈居樂師這個小角色，戴著幾乎垂到一邊肩膀的華麗貝雷帽（譯按：扁圓的無簷帽）。十年後，在〈畫藝〉（The Art of Painting）中，他戴了更小得多的黑色貝雷帽，而即使在那時候，那都是這位藝術家有別於他人的獨特標記。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kunsthistorischesmuseumvienna）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20 年 3月 月 19 日 上午 9:44 張貼
維梅爾還有其他社會角色要扮演，因此需要符合那些角色身分的服裝。他在台夫特民兵組織裡當「射手」，享受這職務帶來紳士般的身分地位，但沒有證據顯示他懂得如何使用火槍。維梅爾死後，妻子卡塔莉娜．博爾涅斯擬出他身後財產清單，以作為她申請破產的依據，清單中有一柄長矛，胸鎧、頭盔各一具，但沒有槍和軍服。從當時描繪著軍服荷蘭紳士的許多肖像畫來看，他需要一頂和〈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中那位軍官所戴一模一樣的氣派毛氈帽。若戴貝雷帽，會被人視為輕慢，而鐵頭盔戴起來不舒服，只有作戰時才穿。身為民兵，代表擁有特定的社會地位，而且必須穿著得體，以免有失身分，因此，維梅爾想必擁有一頂像〈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中所見的那種帽子。
我們所不知道的乃是他是否曾擁有那樣的帽子。死後財產清單裡沒有那頂帽子的蛛絲馬跡，但那種帽子很值錢，而卡塔莉娜又急缺錢用，因此在維梅爾死後到她提出破產保護這兩個半月間，卡塔莉娜很有可能已將它賣掉。我們能確知的是他家族裡有位製帽匠。維梅爾的叔伯迪爾克．范德敏內是個毛氈製造商兼製帽匠，一六五七年死時有一個兒子、兩個外孫人在東印度公司。或許迪爾克做了幾頂帽子給侄子維梅爾，或許〈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中的那頂帽子就是其中之一。
The Frick Collection（@frickcollection）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20 年 7月 月 17 日 下午 12:19 張貼
那頂帽子將會是我們在這幅畫中所要開啟的門，但我們在此先花點時間想一想這幅畫作本身。我們看到什麼？ 一身鮮紅外衣、打扮炫麗、身形超乎正常比例（維梅爾所愛用的視覺變形手法效果）的軍官，在向美麗的年輕女子（我猜是以卡塔莉娜為模特兒畫成）示愛。畫中場景或許看似在表現非常個別的行為，但其實不折不扣展現了他作此畫那個時代的社會風氣，因為它以當時近乎稀鬆平常的場景，呈現了一六五○年代末講究儀禮的荷蘭社會裡，年輕男女追求異性時奉行的新規則。
再早個幾十年，軍官沒有機會和更高地位的女性如此對坐調情。社會風氣不允許追求者和被追求者私下相會。維梅爾在世時，追求異性的規矩改變，至少在荷蘭城市地區如此。謙恭有禮取代戰場上的英勇廝殺，成為贏得女人芳心的法門。浪漫愛情取代金錢，成為贏得愛意的憑藉，演出兩性之間的緊繃態勢改在家中上演。男女仍為獲致性和終身伴侶而商談——這正是那位軍官和面帶笑容的女子正在做的——但這時商談化身為調情，而非討價還價，商談的目的是結婚，以及一棟配有鉛框窗子和昂貴家具的堅固磚屋，而非床上一小時的歡愉。
資產階級生活的新象徵擠掉了老舊的金錢象徵，禮貌取代了喧鬧，男女的互動變得更拘謹，更輕盈而高雅。因此，描繪調情場景的畫家，不再像十七世紀先前那樣，以熱鬧的妓院為背景，他們開始把調情男女放在家屋之內。維梅爾在世的年代，正是兩性關係轉變的高峰，以及隨之衍生出來的繪畫傳統手法的高峰。〈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顯示他理解了這項轉變的結果。
為漫長獨立戰爭上過戰場的荷蘭士兵，可能曾視女人為戰利品而恣意掠奪，但那樣的時代當時已結束。維梅爾為何在這對交談男女後面的房間後牆上，掛上〈荷蘭全境和西佛里斯蘭的新精確地形圖〉（The New and Accurate Topography of All Holland and West Friesland），原因或許在此。那份地圖來自一六○九年停戰前承製的一份宣傳品，其目的在頌揚荷蘭人追求獨立的奮鬥精神，但此時早已是陳年往事。軍官不再扮演那樣的戰場角色，他們擁有的權威和尊敬也大不如前。維梅爾顛倒地圖上的設色，把土地畫成藍的，水畫成褐的，或許暗喻軍人地位的逆轉。陸地和海易位；軍人和平民的相對關係在不同的社會秩序裡也改變了。男女的相對關係，可能也有了改變，因為畫中的軍官雖然神氣活現，但擺出懇求姿態的是他，而這場婚姻的決定權在女方。維梅爾在世時，荷蘭社會正經歷大規模的變遷——從軍事社會過渡為平民社會，從君王制過渡為共和制，從天主教過渡為喀爾文教派，從商行過渡為公司，從帝國過渡為國家，從戰爭過渡向貿易——而上述反轉現象，正是那大變遷的一部分。
但是在這幅畫中，我們所走進的門不是那張地圖，而是那頂帽子，因為在那扇門的另一邊，有著通往更廣闊天地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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