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衛普六君子」特展重磅登場！Ann Demeulemeester親述傳奇時尚生涯：只要作品夠好，終究會被看見
當前，細數歐洲八大時裝品牌中，就有七位比利時設計師坐鎮，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 Antwerp）的實力，及其孕育出的那群畢業生有多傳奇。
所謂「安特衛普六君子（Antwerp Six）」，指Dirk Bikkembergs、Ann Demeulemeester、Walter Van Beirendonck、Dries Van Noten、Dirk Van Saene與Marina Yee——再加上Martin Margiela（他與Van Beirendonck一樣，早其他人一年畢業，有時也被視為「第七人」），不只讓比利時在時尚版圖上發光，也為後來的世代開闢一條道路。
四十年前，這群學生曾開著一台車浩浩蕩蕩前往倫敦發表作品，因為他們名字太難唸，就直接被媒體封為「安特衛普六君子」。如今，安特衛普時尚博物館（MoMu Fashion Museum Antwerp）為他們策劃了一檔展覽。儘管這六人從未真的以「團體」形式運作，但關於他們的傳說，隨著時間只增不減。
這股迷戀當然與90年代復古風潮有關，但不只如此。這些設計師全都屬於「獨立設計師」，而在當今時尚圈日趨企業化的世風下，這樣的存在其實越來越稀有。
他們代表的是一種從零開始、親手創造品牌的DIY精神，更是一種自由。
這場《安特衛普六君子》展覽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回顧他們如何崛起，其中包括時尚推手、策展人兼買家Geert Bruloot的關鍵角色，以及比利時政府當年的支持，如何為這些青年設計師鋪路。展覽也讓每位設計師各自策劃專屬空間，最後一區屬於Ann Demeulemeester。她的設計帶有一絲迷幻詩意與淡淡憂鬱，是超越性別界限的存在。她說：「創意、作品、情感、內心……這些都需要達到平衡。但同時，我也希望做出真正實用的東西。」在Vogue的訪問中，她分享了自己獨特的時尚歷程。
以下內容為Ann Demeulemeester親述。
從人像到時尚
一開始，我其實對時尚一點興趣都沒有。我先念了三年藝術，最喜歡做的事是畫人像。有些臉孔讓我深深著迷——例如法國詩人Arthur Rimbaud。我可以一畫再畫，因為臉孔的輪廓與其散發的神祕感，實在太吸引人。但畫肖像時，通常很自然地會連衣服一起畫進去。於是我開始好奇：這個人為什麼這樣穿？穿的是什麼？那時我才16歲，心想：「也許這可以變成不錯的職業，也許我可以當服裝設計師，去研究人與衣服之間的關係。」那就是我踏入這一行的起點。
那段靈感迸發的日子
我進入了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跟其他人不太一樣的是，我幾乎對時尚一無所知。我只是喜歡畫畫，然後一頭栽進打版這件事裡，把平面的畫轉化成立體的東西，把它變成一種包覆身體的「雕塑」。
我在學校幾乎是瘋狂地創作，但不只我一個人這樣。還有六、七個人也同樣充滿野心、無比投入。特別的是，當一群人聚在一起，會凝聚一種能量，彼此碰撞，那是種帶點競爭意味的友愛氛圍。我和另外五個人——Dirk Bikkembergs、Walter Van Beirendonck、Dries Van Noten、Dirk Van Saene、Marina Yee，以及Martin Margiela，都在同一所學校。我們很快就混在一起，一直在創作，有時也一起去玩，就是一群很好的朋友。後來大家陸續畢業。Walter和Martin大概在1980年，我、Dries還有兩個Dirk以及Marina是1981年。現在回頭看，其實當時就已經很清楚，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極其鮮明的風格，彼此截然不同，唯有滿腔熱血是一樣的。
比利時，有時尚嗎？
很多人會說，比利時沒有時尚。但對我而言，這反而是一種優勢。當時根本沒有所謂「比利時風格」這件事，除了雨衣這類商業產品之外，比利時完全沒有專屬的風格標籤。相較之下，如果你生在米蘭或巴黎，大家會期待你有某種既定品味或風格。因此我反而覺得很自由，沒有任何包袱，我來自比利時，沒有任何既定形象，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重新定義自己。這就是一種優勢，簡直太棒了！
基本功的鍛鍊
畢業兩個禮拜後，我就進入一家比利時的雨衣製造商Bartsons工作，它有點像Burberry那種風格。其實那不是我夢想中的工作，但卻是很好的訓練，我因此學到創意以外的所有實際操作面，像是身為一個設計師，你要怎把設計變成商品，並投入市場？我在那裡待了大概五年，直到我兒子出生。
家庭的組成
我出生在佛蘭德斯，16歲來到安特衛普。當時我已經和Patrick在一起了——Patrick Robyn（攝影師，也是我先生）。當兩個人一起成長、一起進入成人世界，會變得無所不談。我們都是藝術家性格的人，長時間一起工作、對話，不斷摸索我們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Patrick是攝影師，我則在做服裝，突然有一天他說：「這樣下去，時尚會讓我們被迫分隔兩地，我常出國拍照，你也要跑不同地方，不如我們待在一起吧。我不做攝影了，只幫你拍，我們專心做一件事。」
我們組成了很強大的雙人組。說真的，如果沒有他，我無法達到今天的成就。我先生是真正的藝術家，他賦予我很多靈感。直到現在，我們還是會每天想著丟出新想法，讓對方驚喜。那種互相激盪的感覺，一直都在。
我那時決定先生小孩。因為我想：「如果時裝這條路真的成功了，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有小孩。」所以我跟Patrick說好，先有孩子，再開始做系列。兒子Victor出生的那一天，我也同時離開原本在公司的工作。
比利時政府踏出的一步
大概在1982年左右，比利時政府開始意識到，他們得做點什麼來挽救紡織產業。他們認為問題出在「缺乏創意」，他們想為產業注入更多的創意資源。於是他們設立了一個獎項，叫「金紡錘獎」（Golden Spindle）。設計師參加比賽，政府幫你媒合製造商，免費提供布料，甚至幫你把設計做出來。
比賽辦了好幾屆，我們幾個人幾乎是第一時間就參加了。因為對我們來說，「這比賽聽起來很棒，還可以藉此做點小系列出來。」結果我們全都入選了，我拿了第一屆的金紡錘獎，隔年又再參加一次，因為真的很有意思。像Dirk Van Saene、Dirk Bikkembergs後來也都拿過獎。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比賽，我們可以不斷嘗試創作，在幾乎沒有壓力的心態下展示給外界看，就是純粹去實驗。後來，比利時政府開始帶我們出國。
1985年，他們帶我們去日本筑波的世界博覽會做了一場小型發表。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星期六才跟Patrick結婚，星期天就飛去日本參展了。那次經驗真的讓我們大開眼界。對一個只在比利時生活過的人來說，日本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各走各的路
老實說，大家根本唸不出我們的名字，幾乎不可能，直接放棄了，他們連試都不想試。大家只看到六個新銳設計師，風格完全不同，且各有各的粉絲，於是大家乾脆直接叫我們「六君子」，這樣簡單多了。這件事之所以特別，是因為我們來自一個讓大家「零期待」的國家。我記得我第一批客戶還問我：「比利時在哪？」甚至我第一次去倫敦時，還得解釋比利時在哪。
後來，「安特衛普六君子」的名聲開始流傳，慢慢變成一個神話。幾乎我這輩子做的每一場訪問，第一個問題永遠是關於六君子。我真的快瘋了，但現在也習慣了。它變成一個激發無限想像的故事——這六個年輕人，什麼都沒有，自己做、自己闖，每個人走自己的路。有些人有資源，有些人完全沒有。我們是靠自己一步一步拼到那裡的。
如果你看現在的時尚產業，那樣的情況幾乎不可能再發生。一切都變了，但也無妨，畢竟每個時代，本來就有它自己的樣子。
我現在看到很多年輕設計師，尤其那些二十出頭的，對「六君子」非常著迷。他們想知道，如果沒有資源，該怎麼從頭開始？其實你很難給什麼具體建議。但我總是說，現在在時尚產業裡，有各種成為設計師的管道，最重要的是，找到屬於你自己的那條路。
你要相信，只要作品夠好，不管走什麼路，它終究會被看見。
Ann Demeulemeester
對我來說，時尚唯一的答案就是：一直、一直努力做下去。成功不會從天而降。如果你真的做出好作品，總有一天會被看見的，但要有耐心。我花了十年，整整十年非常、非常努力，才做出第一場秀。
現代人總預期一切應該很快發生，但實則不然。當你覺得自己準備好的時候，就出發吧。
Ann Demeulemeester
終於來到巴黎
一切發展得越來越順，我開始覺得，自己準備好去巴黎了。我參加兩、三次名為Atmosphère的展會，一步步慢慢累積，效果很不錯。到了某個時間點，我終於存到足夠的錢，可以辦一場自己的時裝秀。於是我開始找公關代理，最後找到了Michèle Montagne。第一次見她時，我緊張得要命，手裡抱著一疊自己的設計圖。我問她：「你願意幫我做公關嗎？」她看著我說：「當然，進來吧。我早就在等你了，我知道你會來。」那一刻真的很美好。從那天起到現在，她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最親密的夥伴。
Michèle幫了我很多，她更是我的知音。1991年我們做了第一場秀，很棒的是，從第一場秀就獲得很大的迴響。我當然拼盡我最大最大的努力，但同時也很驚訝，因為我只是一股腦去做我想做的事，儘管那完全不符合當時的主流審美。不過，我想我確實觸動了某種微妙的共鳴。
我記得一件事，說出來你可能會笑死，有一天，兩位非常時髦的巴黎男士找上我，邀請我為一個大品牌做高訂系列。我對他說：「我很想做高訂，但為什麼不能是Ann Demeulemeester的高訂？」他們回我：「好，我們懂了，你是很純粹的人，那就這樣算了吧。」事情就此結束。現在回想起來很荒唐，但當時我是認真的。我心想，為什麼我要為一個已經過世的設計師品牌做高訂？為什麼我不能做自己的？當時的我其實不太懂這個產業……但那就是我很天真的想法。那出自我口中短短一句話，至今難以忘懷。
創作的節奏
每一季的開端，通常都是從「上一次沒來得及完成的東西」出發。我幾乎沒有停下來過，因為總有東西還沒做完、還沒機會呈現。所以這一路，其實就是不斷累積並推進自己的品牌與風格。每一個系列，都是往前邁進的一小步。
有人開始喜歡我的作品，這給了我很大的動力，但同時也是壓力。被肯定當然很好，但也意味著大家開始期待，而我每一次都得回應那份期待。這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但同時也是一種正向的推動。每一季我都嘗試做出新的東西，同時又不能失去自己，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你必須在創意、作品、情感和內心之間找到平衡；但同時，我希望做出真正實用的東西。我從不做只為走秀存在的展示品。我的每一件設計，不只是被展示，還會被生產出來，因為對我來說，「回歸現實」這件事很重要。我做的，也是我自己夢想中的衣服。後來才發現那些衣服反而賣得最好，原來還有很多女性跟我一樣在尋找那件，缺了很久的衣服。我覺得，尊重你的顧客，尊重那些真正懂穿你衣服的人，非常重要。
重點單品回顧：1997春夏落肩襯衫
那一季，我腦中有一個畫面：一個隨性的女孩，身穿非常優雅的襯衫，衣服微微滑落在肩上，只露出一點點肩膀，很美，但又不會整件滑落，而是奇妙地停留在肩上。我心想：「不能只是拿一件男襯衫來用，會太過鬆垮。」於是問題來了：我要怎麼做出一件衣服，既有足夠份量感，又讓人感受到女性身體的脆弱？要怎麼只露出一點肩膀，但不顯俗氣？因為我始終覺得，最性感的，往往是那些沒有完全被展露的部分。
我想為服裝重新定義「性感」。於是我開始思考：也許可以讓襯衫一半合身，一半是偏男性剪裁；合身的那一側，用一條隱藏式緞帶讓它貼合身體，另一側自然垂墜，讓重力自然牽引兩側的垂墜感。那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很多人說我的設計很中性，但對我來說，那並不是「中性」。我認為，無論男女，每個人本就兼具陽剛與陰柔的特質。我在自己身上看得到，在我先生身上也看得到。如果身為設計師，我能把這種雙重性融入服裝，同時又不讓穿著者看起來怪異，那將是一件很美的事。就像我一直強調的，我對每個人的特質保有尊重，同時也希望保有自己的「尊嚴」。如果一個人能容納這樣的雙重性，那衣服也可以有。最後，又回到了那個最初的起點——人與衣服之間的關係。這一直是我最想探究的事。
重點單品回顧：鞋
也許現在很難想像，因為時尚已經走得很超前了，但在我剛入行的時候，說到鞋子其實只有兩種選擇：男鞋，或是踩著高跟鞋的女性。像Manolo Blahnik那樣的鞋子當然很美，但不適合我。所以我要解決的問題是：該怎麼做出一雙鞋，能讓我看起來更高，卻不用穿高跟鞋？因為我不喜歡高跟鞋，穿著也走不好——而且我個子很小，我想看起來高一點。我一直在想：「我該怎麼做？還能怎麼做？」
後來我想到，如果我可以設計出一雙「男人穿了不會顯得可笑」的跟鞋，那我穿起來一定也不會奇怪。於是我開始自己做鞋楦，用黏土捏出鞋跟，直接套在腳上，對著鏡子看效果——我的鞋子系列，就是這樣開始的。我是一個非常愛動手做的人，每件衣服就是這樣做出來的。那就是我的工作——提出想法，帶著尊重的心，做出一個市場上不存在的東西，同時也希望，有一天它能對某個人產生意義。
有位來自烏克蘭的女記者，在戰爭爆發時寫了封感謝信給我，我那時非常擔心她。她跟我說：「我在逃，真的在拼命離開，但我覺得自己很有力量，因為我穿上了你的靴子，它讓我變得更堅強。」你能想像嗎？我這一生，從來沒有收到過比這更動人的讚美，真的會讓人起雞皮疙瘩。
MoMu《安特衛普六君子》特展
我其實不太喜歡回首過往。為了一段發生在四十年前、且只持續了三年的事做展覽，對我來說有點奇怪。在那之後，有更多對我而言更重要的事情發生。但另一方面，我也沒辦法拒絕，因為那樣等於會讓整個計畫終止。
展覽一開始，是關於「六君子」那三年的歷史——學生時期、到倫敦發表等等——接著是六個獨立空間，每位設計師都有各自的舞台，可以完全自由發揮。你可以想像，那會是六種完全不同的品味與設計語言，我想觀眾不難發現，我們彼此真的截然不同。我的部分在展覽最後，我決定呈現最真實的東西，對我來說，那就是服裝本身。我挑選了1992到2014年的造型，僅是出於很直覺的選擇，沒有太多計算，就只是把它們放在一起。我把衣服套上人台，看到成果時其實很開心。
這些服裝大概橫跨了二十年，但看起來卻像出自同個系列，那種感覺很好。我沒有刻意要做一個系列，但我創造出了貫穿其中的風格，這讓我很滿足。而且它們彼此不互相干擾，很難得。因為那些衣服彼此相隔那麼多年，而我只是把它們並列在一起，就成立了。最後，我放了一張照片——一張臉的肖像，是我先生拍的。對我們來說，那代表著「Ann Demeulemeester女性」的精神。因為展場只有服裝，所以那張肖像對我來說很重要。
一切始於人像，最後也回歸人像。
全文經編譯刪減
Ann Demeulemeester時尚回顧
原文出自：Vogu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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