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五十年——從田中角榮到安倍晉三的中日關係(三)
【編者按】今年是中日建交50週年，旅日中國學者李居廣從政治、文化、歷史、與經貿等方面，回顧了兩國關係半世紀以來的跌宕起伏，深刻透視，並穿插多則典故，更顯生動，如臨歷史現場。 【導言】2022年9月29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的50周年，在外交關係建立已達半個世紀的這一天，儘管雙方都彼此舉辦了慶祝招待會，然而在雙方關係日漸緊張的今天，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這個慶祝招待會顯得格外尷尬。
50年前的這一天，作爲戰後的第一個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踏上了中國，並迅速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的同時與台灣斷交。而50年後的今天，中日關係很有可能因臺海緊張局勢的升高而面臨著破局的危險。因此這50年來的中日關係很值得回味。此前，我為台灣中央廣播電台所撰寫的《淺論中共建政後通過七十年外交戰略達到的國家戰略目的》長文中部分涉及到這個內容，接下來，我還是按照原來的文章框架，就50年來的中日關係再談談我自己的觀點。
靖國神社問題
靖國神社建於1869年，最初是祭奠明治維新期間在戊辰戰爭中雙方陣亡的將士。在這之後，所有死於戰場的包括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日戰爭以及太平洋戰爭的陣亡軍人都成了祭奠的對象。
二戰結束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爲徹底使日本非軍事化，曾一度考慮要拆毀靖國神社，但後來改變了政策。第一是考慮到即將面臨與蘇聯的冷戰，需要使日本成爲在亞洲新的戰略合作夥伴；第二是羅馬教廷對拆除靖國神社也持批評態度。羅馬教廷認爲，任何國家都有紀念爲國捐軀者的權利和義務，拆除靖國神社與盟軍占領政策不符。另外美國國務院在1944年就關於戰後日本的宗教自由問題提出了政策建議：「靖國神社，明治神宮、乃木神社等近代以來的建立起來祭祀國家英雄的神社是鼓吹軍國主義的神社，日本政府也反復强調神社不是宗教而是愛國主義的體現形式，如果這樣，即便是關閉這些神社也與信仰自由不抵觸。但是從現實政策考慮，並不希望因此招致反效果。只要不違反公共秩序和安全保障，這些神社作爲個人的信仰應該允許繼續存在」。靖國神社因此得以保留下來。
1975年神社方面將遠東國際法庭被處決的甲級戰犯也列爲祭祀的對象，因而引發了爭議，在國際上體現在中韓兩國對此的不滿，在日本國内也引發了爭議，1975年之前，裕仁天皇曾8次參拜靖國神社，增加了這些甲級戰犯的牌位之後，裕仁天皇對此感到不快，1975年之後裕仁天皇就再也沒有參拜靖國神社，後來即位的明仁天皇也沒有參拜過靖國神社。
1975年以來迄今爲止以日本首相名義參拜神社的有：三木武夫（1975）、福田赳夫（1977-1978）、鈴木善幸（1980-1982）、中曾根康弘（1983-1985）、橋本龍太郎（1996）、小泉純一郎（2001-2006）、安倍晉三（2013）。在中曾根康弘1985年參拜之前，中日兩國還沒有就這個問題發生摩擦。1985年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但當時中國對此做出反應的不是官方而是北大學生。據説北大學生爲此在校園内舉行了反日示威。北大學生反對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被視爲中日關係從蜜月開始逐漸走下坡的轉折。
考慮到避免引起國際爭端，中曾根康弘之後的10個日本首相中除了橋本龍太郎之外，其他人都沒有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
2001年小泉純一郎出任首相。他在競選首相時就表示每年都會參拜靖國神社，而且也履行了承諾，他在位五年期間共五次參拜靖國神社。
小泉純一郎上任之前，中日之間就已經有了江澤民訪日時因歷史問題的糾結而發生的不快，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在中國眼裏無異於「頂風作案」。於是中國又開始鋪天蓋地的開動輿論工具，進行了新一輪反日宣傳，除了中國央視，設在香港的衛視中文台也開設了專門節目，將中日戰爭的歷史話題重新搬了出來。小泉純一郎也成了中國輿論口誅筆伐的對象，他在任的五年是中日關係自建交以來的最低谷時期。2005年春天日本提出了申請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請求之後，中國以日本不承認歷史罪行爲由，反對日本的申請，在中國官方的支持慫恿下，中國各地舉行了有史以來罕見的反日遊行示威。
釣魚島—中日關係的死結
2006年安倍晉三第一次出任首相之後，隨即開啓了對華的「破冰之旅」，翌年4月總理溫家寶又對日本進行了回訪。在2012年之前日本更迭了五個首相，除了菅直人以外，其餘四人都先後訪問了中國，兩國關係似乎開始回暖。但是在這期間，中日卻因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問題再次發生了衝突。
十多年來中日兩國圍繞著釣魚島主權問題發生的摩擦
2010年9月7日中國漁船「閩晉漁5179號」在釣魚島海域附近捕魚時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的警告驅離，期間發生了衝撞，中國漁船及船員遭到日方扣留。對此中國政府召見日本駐華大使提出抗議，要求釋放全體船員。日本隨後釋放了其他船員，但繼續扣留船長詹其雄並決定對其本人提交司法起訴。於是，中國對日本立即實施了報復：首先決定停止與日本高層官員的往來、中斷關於增加兩國航空航綫的談判、推遲煤炭相關會議以及壓縮中國人赴日旅遊團的規模等措施；又對在中國的一家日資企業以有行賄記錄而處以巨額罰款；延遲對日出口稀土的海關通關；此外又將日本在華企業藤田株式會社的四名日籍員工以「未經許可拍攝軍事禁區」爲由予以拘捕。對此中日雙方民間社會都反應激烈，在日本，自2005年中國爆發反日遊行以來，由於日本民間社會對中國的反感憎惡陡增，橫濱、神戶的中文學校都收到了恐嚇電話和信件；在中國，在北京日本大使館面前數十人示威要求釋放船員；廣州日本領事館的墻外遭到玻璃瓶投擲等。當時的日本首相菅直人爲了息事寧人，表示了在對當事人詹其雄實行處罰前提下予以釋放，最後中國船長詹其雄以非法入境爲由被遞解出境。
在此之後，中國漁政船和中國海監船便開始頻繁出沒於釣魚島海域。尖閣諸島土地所有者屬於私人，當時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認爲日本政府對日益嚴重的尖閣列島問題不作爲，因而考慮以東京都政府名義從私人手中收購島嶼，並成立了「東京都尖閣諸島募集金」以籌措資金。爲此，2012年9月10日野田佳彥首相召開了「關於尖閣諸島國有化的内閣會議」，決定以20億5000萬日圓的資金正式將尖閣諸島的釣魚島、北小島、南小島從其所有者那裏收購為國有。野田佳彥首相這樣做是考慮到日本民間社會經常有人特別是右翼團體上島宣示主權從而刺激了中國，而石原慎太郎是被中國政府視爲眼中釘肉中刺的右翼代表。爲此，野田政府以日本國家名義收購來阻止石原慎太郎的收購，其目的在於控制局勢，但事與願違，這反而進一步刺激了中國。在中國政府的慫恿鼓勵下，9月15日之後幾天内，中國各地又一次展開了大規模的反日活動，這次規模超過了2005年那次的反日遊街。遊街示威最後演變為暴力活動，很多日資超市爲此被迫暫時關門，長沙的日資超市「和平堂」遭到縱火洗劫，西安有人因駕駛豐田汽車被毆打致殘等。同樣，日本國内也針對中國開展了各種抗議活動。
釣魚島問題的歷史由來
釣魚島問題的源頭可追朔到1895年。在這之前，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之後，國力膨脹開始向外擴張，1879年日本將一個獨立存在了450年的琉球王國吞併。在吞併琉球王國後，1895年1月日本政府開始對琉球群島周圍的36個島嶼（其中五個島嶼有人居住，其他為無人島）進行了調查。經過調查後，認爲這些島嶼未受其他國家的實際控制，因此日本政府將這些島嶼劃入了沖縄縣版圖，其中就包括了釣魚島。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雙方簽署馬關條約，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日本將釣魚島、久場島的行政所屬區劃歸八重山郡石垣島，1896年沖縄縣政府向經營海藻業的商人古賀辰四郎等人發放了30年無償使用這些島嶼的許可。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兩國結成同盟共同對日作戰。1943年11月，丘吉爾、羅斯福、蔣介石聚會開羅。發表了著名的「開羅宣言」。宣言發表之前，羅斯福與丘吉爾和蔣介石分別舉行了雙邊會談，這些會談内容成為了開羅宣言的框架。在羅斯福與蔣介石舉行的幾次會談中，談到日本戰敗後如何重新界定日本領土範圍的問題，雙方一致明確了：朝鮮獨立、日本將滿洲、台灣以及澎湖列島歸還給當時的中華民國等方案，這些内容寫在了宣言中。至於如何處理琉球群島問題，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的歷史文獻，當時羅斯福曾與蔣介石交換過意見，蔣介石對羅斯福表示：我們只想收回屬於自己原有的領土，不會多要別人土地。對於琉球，中美兩國可以共同管理。但這段談話内容並沒有作爲條文寫入開羅宣言中。
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陷於國共内戰的中華民國政府無暇顧及琉球問題，沖縄實際落入美國的管控。戰後的20多年間，沖縄是美國的托管地，是在日本主權管轄範圍之外，日本人進入沖縄必須持有護照。1971年6月17日美日兩國簽署了歸還沖縄的協議，1972年5月15日沖縄正式歸還日本，其中包括了釣魚島在内的尖閣諸島等島嶼。
1971年前後中國對釣魚島立場的變化
1949年國共内戰結束後，無論是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還是中共政府在很長時間都沒有聲稱對釣魚島擁有主權。中共政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還認爲尖閣列島屬於日本，1953年1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琉球群島人民反對美國占領的鬥爭》一文中，明確表示尖閣列島周圍的所有島嶼屬於日本沖縄縣。1971年以前中國出版的地圖也把尖閣列島所屬國界標在日本方面（中日建交之後，日本外交人員從北京的書店購買了大量的相關地圖，中國政府發現問題後，下令收回所有的舊版地圖）。
但是到了1971年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首先，1970年11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台灣留學生成立了保釣行動委員會，揭開了釣魚島主權之爭的序幕，當時盛行的説法是這一區域的海底發現了蘊藏大量石油，因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1971年6月17日，美日兩國簽署歸還沖縄的協議之後，台灣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府隨即宣佈了對釣魚島的主權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也於1971年12月30日發表了關於對釣魚島的主權聲明，這也是中國第一次對外宣佈釣魚島主權。從兩岸政府發表聲明的時間前後順序來看，我個人認爲，中國是被台灣牽住了鼻子，既然海峽兩岸的台灣首先宣佈了對釣魚島的主權，那麽一直聲稱對台灣有主權的中共在這個問題上既不能保持沉默，更不可能與台灣國民黨政府唱反調。如果沒有1971年6月的台灣政府對釣魚島主權的聲明，雖然有海外的台灣留學生提出了釣魚島主權，中國政府是否會對此響應還是一個疑問。但台灣官方已經表了態，中國政府只能跟進，這是我個人的解讀。
1972年至1978年中日對於釣魚島的各自立場
1972年9月中日建交之際，雖然都談到了釣魚島問題，但當時中日兩國之間最大的焦點是戰爭賠償問題，釣魚島沒有列爲重點議題。
到了1978年8月中日兩國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之際，釣魚島問題被拿到了桌面。
在這之前的1978年4月12日，中國100多條漁船進入釣魚島海域捕魚，遇到日本海上保安廳的阻攔，這是中日兩國第一次在釣魚島海域發生的衝突。日本政府對此事反應强烈，首相福田赳夫、外相園田直一致認爲「釣魚島事件」應以大使級會談解決。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朝野兩黨態度一致。自民黨内部召開緊急會議，要求日本政府採取强有力的措施，民社黨和社會黨提出將釣魚島歸屬問題的解決作爲「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的談判前提，日本駐華大使也向中國外交部表示了溫和的抗議，並要求中方保證類似事件不再發生。
這是中日關係在建交以來遇到的第一次危機，在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前夕，這個事件無疑是為兩國關係潑了一盆冷水。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外交部也發了聲明，重申對釣魚島的主權，但當時中國方面的反應相對溫和，這主要是中國高層不希望這個事件阻礙「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的簽訂。按照中方的解釋，雙方同意了當時鄧小平提出的所謂「擱置爭議，留給後世」的建議方案，但是日方的解釋是，日方從來沒有同意過「擱置爭議」，日方始終認爲，不存在與中國協商釣魚島主權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雙方實際上各唱各的調，只是由於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有再爆發新的類似衝突，這個裂痕就被掩蓋了下來。
作者》李居廣 中國旅日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