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後？──讀《未竟的革命：香港人的民主運動與日常抵抗》

抵抗仍在發生

請讓我從封面開始，談起本書出版的故事。

封面照所處，是位於香港西北角一個市鎮—─天水圍的一個地鐵（捷運站）外，於2019年某日的模樣。想當然爾，各地的連儂牆也好，各種標語、噴漆、文宣也好，已經被一一撕下清理，現在只剩一些隱約可見的痕跡，證明數年前天水圍這個邊陲小鎮的抗爭史。這幅連儂牆文宣蔓生的盛景，隔日已不存在，可幸是一位香港攝影師有緣捕捉到此景，在後國安法下的香港，這個檔案一直靜靜躺在他電腦文件夾內，直到聞悉左岸文化出版本書，方才將照片授權予左岸，讓這幅只存在於大腦記憶與電腦記憶體的照片，在《未竟的革命：香港人的民主運動與日常抵抗》書上實體再現。當然，他不能署名，就像我們從不知道眾多連儂牆的作者姓甚名誰。

與這些香港政府極力清除的文宣一樣，香港民眾的抵抗運動、抗議的權利也被通通撕走，在關心香港的人眼中，本土抵抗運動仿佛已經消失，香港人也已經復歸「日常生活」。但如果我們冷靜細心觀看，也許能看見（香港本土及海外的）抵抗仍然正在發生，只是就像這些文宣在水泥牆面上殘留的痕跡一般隱約難見。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教授在本書以洋流與伏流的比喻形容現今香港抵抗運動的狀態，筆者在此希望運用此修辭框架，簡介書中部份內容，也希望能令有興趣閱讀的台灣讀者，稍稍瞭解香港民主運動現況，打破「香港已經死去，與中國無異」的迷思。

洋流—國際線

第二章〈朝向相互主體之路〉——一封台裔香港史學家寫給香港的情書

文題中的「相互主體」一詞，也許有點費解，筆者以一段經歷嘗試闡述。一次，筆者與吳教授聚餐，閒談中吳教授提到香港文化，他說道：「我哋（我們）香港人的文化…… 我哋香港話……」言語中表達了吳教授的某種香港認同，雖然筆者偶爾也會向吳教授打趣道：「老師你已經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了。」但那次，筆者以一位後學的身份向吳教授請教道：「老師，因為工作、興趣、各種自發的奇怪的計劃，我也開始介入台灣的政治運動和現實，參與進台灣的歷史，卻感覺到某種精神分裂，因為生活經驗對母語語感的弱化，甚至感到認同迷失、confuse。」

吳教授答：「子維，歷史上的弱小民族，因為要對抗龐大領土、宰制複數民族的帝國，帝國邊陲的弱小民族(s)，自然地將聯合起來，並會跨地域地協助彼此的抵抗行動，相信你也讀了不少歷史上的例子。你看南美的反帝國抗爭，大部份抵抗者是以南美整體作為主體去反抗的；你看圖博人在台灣的抵抗……」

吳教授在本書第二章〈朝向相互主體之路〉正是在書寫這種抵抗觀、台港同盟觀。台灣與香港互為同盟的關係，並非僅僅因為彼此正共同面對一個巨大的威權敵人，更是因為台灣與香港在這百年間，都有參與彼此主體形成的歷史。正如吳教授在本章陳述的：過往香港作為台灣人的避風港，庇護了廖文奎、廖文毅兄弟、彭明敏等抗爭者，今日台灣作為香港人的避風港，庇護了數百位手足；又或是台裔精英廖本懷原來曾是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重要推手，使初期來自南中國的移民得以定居，以香港為家……

僅僅因為共同敵人而形成的同盟關係，也僅僅是利益所導致的戰略同盟關係，但若然離散在外的港人，能夠協助居住國建構更深厚的民主，這種戰略同盟關係方能轉化成道德意義上的、基於兄弟友誼的盟友關係。吳教授的這篇文章，除了揭示出這種盟友關係的必要性外，也為我們展示了書寫（台港）關係史對協助（台港）兩地建立盟友關係的重要性，在這種意義下，書寫即是在建構相互的主體。

如此熱情地參與香港主體形成的吳叡人教授，透過書寫百年來的台港關係史，仿佛在書寫一封充滿溫情、愛意的情書，向兩種同胞聊寫衷腸。

第八章〈海外香港人的國際線〉——相互主體？在地化的困境、群體的異質性

本書主編、台大社會系何明修教授在本章為讀者帶來了一幅令人深感無奈的圖像，也仿佛在回應吳叡人教授在第二章所書：縱使香港的國際倡議者都認同要將香港民主運動於居住國在地化，可是在地化過程中，卻難免會發生路線之爭。

這種路線之爭是香港民主運動不斷與當地政治互動的結果。本章以美國為例，數年前不少在美港人投入川普陣營，在論述上與其結盟，甚至更在他敗選之後，舉著代表港人的黑紫荊旗衝入國會山莊，引發香港民主運動缺乏進步性的疑慮；同時，有港人團體認為要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也引起不同陣營的港人不滿。

除了傳統左右、民主黨共和黨之爭外，同一居住國的港人群體世代差異可能也大得令人驚訝。單以台灣為例，不少港人在97年以前已移民到台，他們與19年後移民的意識型態即有明顯差異。同樣是撐香港，普世的民主觀與反共救國觀即相差甚遠。香港人在居住國落地生根後，未來會出現的移民二代與第一代移民在論述、民主運動路線上會出現的世代差異，尚待我們觀察。

在關心香港的人眼中，本土抵抗運動仿佛已經消失，香港人也已經復歸「日常生活」。（美聯社）

伏流—本土抵抗

第五章〈國安教育與留港家長的反抗〉——「留港＝被洗腦？留港家長與國安教育體制的對抗」

當洋流眾聲喧嘩，香港本土的伏流亦從未停止抵抗。

要反對威權政府，除了像經濟學大師Albert O. Hirschman（1915-2012） 提出的Exit, voice（離開，抗議）以外，政治人類學家James C. Scott（1936-）在其抵抗理論中，提出了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和日常抵抗（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的概念，解釋在威權、不自由環境下，人民日常生活中運用創造力以幽微的方式來抵抗威權政府。在本章，台大社會系呂青湖教授便運用了此框架，探討留港的家長，如何政治育兒，讓家長「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政治理念教授予兒童。

現今香港家長也明白，若然民眾公開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可能惹上麻煩，而家長們也清楚，這種「表面順從，暗地批判」的能力也是兒童應該要習得的。故此，家長們並非單單只是培養兒童「批判」的能力，而是「暗地批判」的能力。

我們都清楚後《國安法》，以及後《基本法》23條的香港風平浪靜，大型示威、公開抗議，基本上已不復存在，只剩少數人仍在努力維持，但在公開場域以外，在那被稱為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的場域，每一個香港公民都在努力創造抗議的空間。

香港人卻須多等一會

結語〈香港民主的未來〉——未竟的革命，與革命的未竟之業

在本書結語，前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佔中三子之一——陳健民教授為我們爬梳了一次香港民主運動史，並運用了其恩師Juan Linz（1926-2013）的民主化理論，解釋香港這百年間無法獲得民主的原因：雖然香港在社會內部有充分的制度和社會條件實行民主，外部因素卻一直是主要障礙，香港在1842年至1997年是英國殖民地，1997年後則是中國特別行政區。因為缺乏主權，香港無法自主發展民主政制。

在1946年，香港時任總督楊慕琦曾建議讓香港這個殖民地開始民主化，設立民主議會，初嘗自我管治，但因殖民地精英、中國內戰的影響，終被擱置。這次錯失一次機會，便須來到40多年後，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方才讓香港人一試民主。Linz所講的外部條件，一直困擾香港人，縱使一切備妥，帝國夾縫中的香港仍然一直等不到機會。

對比世上絕大多數民主國家而言，香港人的民主歷史猶如初生嬰兒一樣稚嫩。看似波瀾壯闊的數場社會運動，在其他國家動輒死傷無數的革命而言，也好像不值一提，那到底是什麼讓我們如此在意呢？我想，是因為我們身在其中。對西方國家、台灣人而言，這樣大舉爭取民主，以肉身對抗威權的行動，最早也只不過存在於數十年前的記憶中。「歷史的終結」沒有到來，自由還尚未勝出，而威權的反撲卻不等待便匆匆來到，親身參與目睹的我們都通通被震撼到了。

那香港的出路在何方呢？陳健民教授在最後給出了答案——等待。

這個等待的意思並不是盲目的呆等，並不是簡單地等「支爆」（中國／中共崩潰），或是「美國來了我帶路」，這種等待要求我們在苦悶無奈的時間長河之中，相信機會終將來到，而做好準備的我們一舉將香港在鉅變來臨之時，變得民主，一嚐這百年來的盼望。相比世上其他民主國家，香港一直保有其急速且講究效率的城市特色，民主運動的路也好像走得比人快，數十年間走了數百年的路，在最後一里路，香港人卻須多等一會。

台大社會系黃克先教授在本書第六章中，探討了基督徒、教會在香港現時的處境，對基督徒來講似乎這一切比較容易，畢竟這一切都有上帝保證，比較容易常有盼望。然而，對不信的俗人來說，我們只能像義大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Antonio Gramsci（1891-1937）所講，在知性上繼續悲觀，在意志上保持樂觀。

※作者為流亡到台灣的香港倡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