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專欄:一戰再戰 革命與爽片的距離
《一戰再戰》(One Battle after Another,導演保羅·托馬斯·安德森,暱稱PTA)電影如果不是今年最好看的美國電影,也是最好看的政治諷喻電影。但這種好看裡面有非常狡猾的地方,這種狡猾與編劇品欽(Thomas Pynchon)有關,大作家品欽是個老狐狸,端看他《萬有引力之虹》裡面那些踩紅線的性描寫,和《葡萄園》 裡對六十年代的態度可知,這種狡猾也許就是他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最終阻礙——但也許會成就一座奧斯卡。
即使完全按商業片的標準,《一戰再戰》也算得上一部「爽片」,可以讓觀眾全程腎上腺素激升含笑看完。但它的主題是革命的軼事以及遺事,這個主題出現在電影小說裡往往等同於悲壯,那麼到底是革命令《一戰再戰》成為爽片,還是電影還原了革命本來的爽?
也許可以借用拉岡(Jacques Lacan)的「絕爽」(jouissance)概念來比照此片的矛盾樣貌,此爽與慾望相關(當然),「但偏向於一種身體的、過剩的滿足感,甚至包含了痛苦和折磨,是一種『以痛為快』的快感」——AI總結如上。它在本片首先體現在反派白種主義者Lockjaw上校對女主角、黑人革命領袖Perfidia的欲求上,又反過來體現於Perfidia對她本應極端厭惡的Lockjaw上校的性慾迎合,兩者注定靈肉分離甚至相悖、相殺。
——但如果撇開這些B級片般的感官刺激,這種「絕爽」也可以理解為導演對左翼的革命衝動的一種剖析和調侃,正因為革命悲壯和絕望,它帶給參與者一種殉道的快感,類似性愛中的死亡體驗(參照《感官世界》)一樣叫人欲罷不能,一戰再戰。
討論完性愛因素,本片更大篇幅是關於革命過後如何承接新的革命的挑戰,有誠懇有胡鬧,尤其接入近在眉睫的美國排拒難民/非法移民的現狀,讓影片的訴求變得複雜,也會有投機之嫌。
雖說母本是《葡萄園》,但《一戰再戰》的時空有點錯亂,又有點錯打錯著。崛起於架空的2000年代,名為「法國75」的暴力革命份子,更像一九六十年代美國的黑豹黨、歐洲的赤色旅,性與革命並行,但又自我主義領先於解放世界,隨時投降隨時變節出賣,遠不如日本赤軍剛烈。電影後半則是2022年(片中李奧納多說自己生於1980年今年42歲)的這群革命份子的現狀,勉強對應於《葡萄園》裡一群追憶火紅六十年代的八十年代(列根時代)的中年革命份子。
他們的共同源頭表面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一戰再戰,不就是不斷革命嗎?這點曾經被游擊隊長切·格瓦拉發揚光大。切·格瓦拉的游擊隊最理想而不可即的一點是聖徒般的自我犧牲精神,很明顯《一戰再戰》裡面缺乏這樣的革命者。One Battle after Another這個句子,其實來自1969年,美國真實存在過的武裝組織Weather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一般譯作「地下氣象人」)的宣言,原句說的是:「從現在開始,將是一戰再戰——年青白人將加入戰爭並承擔必要風險。美國豬小心了,這是一支從你們內部孕育的軍隊,它將把你們幹翻。」這屬於典型馬克思主義論述,如《共產黨宣言》裡那句「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的變形。
不過,他們這樣說是不知道還有古老的東方智慧,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句: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左傳.長勺之戰》)電影毫不忌諱地呈現了一戰再戰的衰和竭,觀眾對老戰士們的期待一再落空,李奧納多·狄卡皮歐飾演的Bob早已忘記戰鬥的技能和密碼,千里救女都敗在臨門一腳;忍術大師只擅於逃跑和忍耐,未見出招;最有實戰經驗的女救援者和反叛修女團壓根沒機會用上她們的槍⋯⋯導演當然是故意的,那個輝煌的革命世界像空心人,消失得「沒有一聲轟隆,只有一聲唏噓」。
所以錯位的年代還能複製神話嗎?不,頂多複製了性解放的刺激。「法國75」的內涵是什麼,有說是指1775年美國獨立革命裡傾向法國大革命自由派的一脈,未免牽強,還不如理解為法式1968的變形延續,不明白的話可以參看貝托魯奇的《戲夢巴黎》。而且老一代掛在嘴邊的各種性癖,只剩下同代人身分認證的用途,年輕一代革命者不再談論性而只談論街頭鬥爭。
三個「父親」(生父、養父、師父)、兩個「母親」(生母、救母)都失敗了,倒是最後女兒這一代帶來不一樣的想像。尤其在上一代神話中只能在籠子裡等待革命英雄救援的難民們,在現在有自己的網絡和逃逸方式,他們在高樓上跑酷的鏡頭行雲流水,絕對讓人想起電影開始的時候Perfidia出場時的大步流星。偷偷藏起了一支手機的女兒薇拉,又怎知不能創造出超越那要靠公共電話對暗號那一代人的新革命?
如果非要談意識形態,這部片表面上調侃左右雙方,甚至最後傾向偏左。但這種超越只忠於商業的精彩而不忠於意識形態,所以歸根到底還是站資本主義這邊的。導演其實對此心知肚明,有一個隱喻很能說明這一切:天才戰友設計了一批同頻的感應器交給Bob他們逃亡後以備日後聯絡使用,Bob問為什麼這個東西不怕被軍方監控?天才答道:因為他們已經不再監聽 G1 頻段了。也即是說,資本主義已經不在乎「革命」的敏感性了,後者的過氣和失敗甚至能帶來票房,就如本片一樣。
不過狡猾的PTA導演還是留了一手。電影由一系列反高潮的設計組成,某程度說來也是「反革命」的,這沒關係,藝術是否革命在於它能否重新定義「革命」。電影讓熟悉革命電影套路的觀眾意外的是:革命竟然有這樣論述的可能,而不只是「革命自有後來人」也不只有「革命誤我我誤卿」這些東方悲情。
※作者為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