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早就戒菸了，為何中國就是戒不掉？《紐時》揭開「中國烟草」富可敵國的政商迷宮
時間回到二〇一二年的春日，彼時即將接掌中國最高權力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了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兩人並肩走出會議室時，聊到了腳下這個消耗全球將近一半香菸的龐大國度。當時在場的蓋茲基金會前中國區負責人葉雷（Ray Yip）對《紐約時報》表示，曾是老菸槍的習近平透露，自己戒菸幾年後感覺神清氣爽，直言菸草氾濫是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習近平當時甚至拍胸脯保證，要「對菸草問題採取行動」。幾天後，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便穿著印有控菸標語的紅色T恤，與蓋茲連袂出席反菸活動。
這一切看起來，彷彿中國迎來了無菸時代的曙光。
然而距離習近平的豪言壯語已有十四年的時間，即便他確實成為中國數十年來最具統治力的領導人，中國政府在遏制吸菸和推行全國性室內禁菸令的腳步，卻猶如陷入泥淖。更諷刺的是，當全世界的香菸銷量都在節節敗退，中國卻逆勢狂飆。《紐約時報》指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公共衛生與民族健康問題，更是一場交織著龐大利益、地方財政崩潰與政治權力的金錢迷宮。
逆勢成長的菸草帝國：全球戒菸，中國狂抽
數字會說話。
根據一家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前官員所創立的非政府組織報告，從2003年到2023年這二十年間，全球其他地區的香菸消費量大幅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但中國的香菸消費量卻暴增了百分之三十九。中國現在每年要賣出高達2.4兆支香菸，這個驚人的數字，幾乎佔據了全球香菸總銷量的一半。
過去十三年，由於年輕菸民減少，中國的整體吸菸率確實微幅下降，但香菸的銷量卻像是一列煞車失靈的火車。《紐約時報》指出，其中一個致命的吸引力在於價格：在中國，一包香菸的平均售價大約是20元人民幣，這個價格僅僅是美國香菸價格的三分之一。而低廉的菸價背後，隱藏著一個富可敵國、甚至能左右國家政策的超級巨獸：中國國家烟草專賣局。
球員兼裁判的怪物：一年就可賺進國防預算的「中國烟草」
《紐約時報》分析，中國香菸銷量之所以降不下來，完全反映了「中國國家烟草專賣局」無與倫比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這個機構在中國體制內是非常獨特的存在——它既是負責監管菸草行業的政府機關，同時也掌握著全國香菸製造大權的國營企業「中國烟草總公司」——標準的「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徹底的球員兼裁判。
這個巨獸到底有多賺錢？《紐約時報》指出，這家公司光是去年就創造了1兆6570億元人民幣的利潤與稅收。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它佔了中國全國政府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幾乎與中國公佈的國防預算不相上下。單憑一家賣菸的公司，賺的錢竟可以養活整支解放軍，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絕無僅有的奇觀。
當龐大的金流轉化為政治實力，烟草局的地位便無可撼動。《紐約時報》指出，該局的最高管理者擁有相當於政府副部長的行政級別。金錢與權力的極度集中，也讓這裡成了貪腐的溫床。過去七年來，已經有七名高管因為貪腐指控而鋃鐺入獄。更關鍵的是，隨著中國近年來經濟成長放緩，加上房地產市場長期低迷，過去依賴「土地財政」過活的地方政府早已捉襟見肘。在這種情況下，菸草帶來的巨額稅收，就成了各級政府無法戒除的「續命丸」。
《紐約時報》披露，烟草局甚至將這些暴利直接用來支持習近平的國家戰略優先事項。2025年，該機構向中國最大的銀行之一注資超過75億元人民幣，藉此支撐搖搖欲墜的金融系統；它甚至是大名鼎鼎的「國家半導體投資基金」（規模高達7000億元人民幣）背後的大金主。當國家的金融穩定與高科技晶片發展，都得靠賣菸的錢來支撐時，誰還敢動手禁菸？
被閹割的全國禁菸令與地方的抵抗
烟草局不僅會賺錢，更懂得如何運用政治手腕來保護自己的搖錢樹。
2005年，北京當局正式批准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菸草控制框架公約，但《紐約時報》直言，中國從未真正落實其中最嚴格的條款。到了2022年，烟草局更將勢力範圍擴大到電子菸領域，祭出嚴格的銷售地點限制與調味產品禁令。然而，與歐美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電子菸管制並沒有讓傳統紙菸的需求下降，反而鞏固了紙菸的霸主地位。
在公共衛生與菸草利益的博弈中，烟草局最輝煌的一場勝仗發生在2017年左右。當時烟草局成功阻擋了一項推動多年的「全國室內禁菸令」，他們巧妙地將控菸的責任下放給地方政府。而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的執法力道往往軟弱無力，直到今天，中國許多地方的控菸法規根本形同虛設，完全無法保護民眾免受二手菸的毒害，這在二、三線城市與欠發達地區尤為嚴重。
《紐約時報》也對比了國內外的香菸包裝：在美國或西方國家，菸盒上印滿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器官病變照片；但在中國，菸盒包裝上往往只有一行不痛不癢的警語，旁邊甚至還印著可愛的大貓熊或是神聖的天安門等國家象徵。香港的菸盒上圖文並茂的健康警示卻佔據了大部分版面，「一國兩制」意外在菸盒上依舊保持了下來。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2022年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中國之所以無法遏制吸菸趨勢，根本原因在於國家烟草專賣局的強力干預，以及政府高層對於菸草問題的「曖昧態度」。這份來自官方智庫的研究，無疑打了體制一記響亮的耳光。
核酸帳單與菸草稅：地方政府的無奈與墮落
新冠疫情的爆發，更讓控菸運動雪上加霜。《紐約時報》分析，疫情期間無休止的大規模核酸檢測，幾乎榨乾了地方政府的國庫。當財政面臨崩潰邊緣時，國家烟草專賣局各地分支機構的影響力便趁虛而入，急速擴張。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鄭榕的研究更發現：中國製造商每賣出一支香菸，其中大約有一半的收入會直接流入政府的口袋。因為香菸的生產稅與消費稅對地方財政實在太過重要，地方烟草局的遊說往往暢行無阻。
這種財政依賴在菸草盛產大省更是嚴重到病態的地步。《紐約時報》列舉數據：在中國西南部的雲南省省會昆明，2024年的菸草稅收竟然佔了該市總預算的一半以上；而在中國中部的湖南省常德市，2022年的菸草稅收也佔了當地稅收總額的百分之二十。
在巨大的金錢誘惑下，地方烟草局甚至會不擇手段地阻擋最微小的控菸嘗試。
《紐約時報》引述網路上公開的官方文件指出：江西省新余市的衛生健康委員會曾提議將部分公共區域劃設為「無煙區」，這個提案其實已經非常退讓，甚至把餐館和酒吧都排除在外，根本達不到世界衛生組織要求「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均應禁菸」的標準。但即便如此，新余市的地方烟草局依然不肯放過，強硬要求將「無煙學校」的定義限縮，規定只有中小學才算數，大學不在禁菸範圍內。這項荒謬的建議最終因為引發強烈的公眾譁然而宣告失敗，但已充分暴露出菸草利益集團的囂張氣焰。
無力的民間反撲
當體制內的改革陷入停滯，民間的怒火開始在夾縫中尋找出口。《紐約時報》觀察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尤其是女性，開始自發組織起反菸倡議。現年23歲的網紅阿爾瓦．張（Alva Zhang）就是其中之一。她創建了社群媒體帳號和多個微信群組，號召粉絲勇敢地在公共場所勸阻吸菸者，並向有關當局提出檢舉：「因為現在只有一些不痛不癢的規定，幾乎沒有實質的處罰措施，我和許多人都曾經感到無比的憤怒和無助。」
這種來自民間的挫折感，正在逐漸轉化為公眾支持的聲浪。一位中國的女性喜劇演員，因為在脫口秀節目中狠狠嘲諷了那些自私自利、不顧他人的吸菸者，不僅引發全國網友的共鳴，甚至罕見地獲得了官方衛生機構的公開點讚。在中國政府的民意調查中，也有數百位民眾積極留言，要求制定更嚴格的控菸法規。
然而，這些微弱的民間呼聲，真能撼動巨大的菸草帝國嗎？
回顧習近平主政初期，他確實曾展現出對抗菸草業的決心。《紐約時報》報導，2013年習近平剛上台時，中共中央便下達了一道死命令，嚴禁各級官員在政府活動或公共場所吸菸，並要求官員必須「以身作則」。
蓋茲基金會前官員葉雷分析，這道禁令極有可能是出自習近平本人的意志。這項由上而下的壓力，確實加速了北京市通過室內禁菸規定的時程，讓北京成為中國第一批實施室內禁菸的指標性大城市。到了2015年，中國政府甚至進一步調高了菸草稅，迫使香菸的零售價格上漲了百分之十以上。
然而到了2015年左右，中國推動全國室內禁菸的勢頭突然像洩了氣的皮球。那一年，也是第一夫人彭麗媛最後一次以官方身份公開力挺控菸活動，當時她與比爾蓋茲在美國西雅圖碰面，共同評估協助民眾戒菸的研究成果，此後便在反菸議題上消聲匿跡。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葉雷與其他專家向《紐約時報》點出了一個關鍵原因：從2015年開始，北京當局為了維穩，開始大規模、嚴厲地打擊在中國境內活動的外國非政府組織（NGO）。而這些外國NGO，恰恰正是中國民間控菸運動最重要的資金與資源後盾。當資金活水被切斷，控菸倡議自然偃旗息鼓。
除了政治環境的緊縮，史丹佛大學專研中國吸菸問題的教授馬修．科爾曼（Matthew Kohrman）向《紐約時報》提出了更深層的社會心理觀察。他認為，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嚴重放緩，極有可能讓龐大的底層民眾感到焦慮與絕望，從而將尼古丁視為一種「強效的情緒調節劑」。生活已經夠苦了，抽根菸成了最廉價的慰藉。加上政府對吸菸限制的執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使得人們在公共場合吞雲吐霧變得理所當然。
遙不可及的二〇三〇目標
在防疫與控菸的雙重夾擊下，公共衛生的天平早已嚴重傾斜。《紐約時報》指出，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便將所有的資源與心力投入在傳染病控制上，控菸工作被遠遠拋在腦後。雖然中國政府的官方口號依然喊得響亮：要在2030年將全國的吸菸率從目前的百分之二十三，壓低到百分之二十。但現實的骨感，連體制內的官員都難以掩飾。
「說實話，」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員吳翔天2024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無奈地吐露了「壓力很大」的心聲。(推薦閱讀)稀土版「淘金熱」爆發！巴西儲量全球第二，挑戰中國壟斷地位
當一個國家的財政命脈、科技發展甚至國防預算，都得仰賴每一口吸進肺裡的焦油與尼古丁來支撐時；當最高領導人戒了菸，卻戒不掉菸草帶來的權力與金錢，這場沒有硝煙的控菸戰爭，恐怕注定陷入漫長而悲觀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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