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蒙娜麗莎為什麼需要自己的房間？
徐淑卿／《鏡文學》總主筆
今年5月，法國文化部宣布了羅浮宮「新文藝復興」計畫的設計方案。其中一個項目是為〈蒙娜麗莎〉設置專門展廳，解決過去許多參觀者為〈蒙娜麗莎〉而來，但又因為過於擁擠無法仔細觀賞，以至於敗興而歸的問題。
2024年法國《世界報》主編Michel Guerrin曾撰文指出，將〈蒙娜麗莎〉單獨設置在有專屬入口的展廳，固然象徵著一種「博物館理想」的終結，但這將使人們重新找回參觀的平靜，也重新贏回那些認為羅浮宮已經不再屬於自己的觀眾。
據統計，羅浮宮每年約9百萬參觀者中，有80%是為〈蒙娜麗莎〉而來。但是根據門票折扣平台CouponBirds所做的遊客調查，〈蒙娜麗莎〉被評為「世界上最令人失望的藝術傑作」。
Michel Guerrin說，讓人失望的當然不是這幅畫，而是「觀看它的方式」。他借用藝術史學者 Daniel Arasse 的說法，來形容〈蒙娜麗莎〉的展廳：「在那裡，其實什麼也看不見。」
多數人只能遙遠的，大約只有幾十秒的時間可以看到這幅畫，看得更多的恐怕是其他參觀者拿起手機拍照所形成的「手機之林」。
而且受影響的不僅是〈蒙娜麗莎〉，還有其他因此被視而不見的大師之作。Michel Guerrin形容，為了找到這幅畫，人們只能跟隨一條宛如朝聖之路的人潮，在館內蜿蜒前進。一路上，他們幾乎忽略沿途一連串世界級傑作，包括另外4幅達文西作品，同時還得忍受令人煩躁的喧囂。
當然還有和〈蒙娜麗莎〉放在同一展廳的〈迦拿的婚禮〉，與其他威尼斯畫派如提香的作品。Michel Guerrin說，這些畫作，全都被〈蒙娜麗莎〉這個文化偶像奪去光彩，而它其實並不需要如此。
希望親眼看到巨匠名作，是人們來到美術館或博物館的主要原因，但是觀看本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是因為環境因素，如〈蒙娜麗莎〉因為大受歡迎反而難以被看見；有些可能關乎參觀者的心態與眼力。因此，走到一個藝術品前面，你怎麼看？你看到什麼？對你產生什麼影響？可說因人而異。
2024年由法國藝術史學者謝勒斯（Thomas Schlesser）所寫的小說《蒙娜之眼》，就是一部演示如何「觀看」的作品。這本書的熱銷現象，被形容為「宛如童話真實上演」，謝勒斯也因此在2025年獲得「法國出版獎」的「年度作家大獎」。
小說描述一位小女孩「蒙娜」，她的眼睛曾出現短暫失明的症狀，於是她的爺爺想預作準備，萬一她真的失明，可以在腦海中儲備足夠的美學養分。於是決定每週三下午帶她到美術館，每次只看一幅畫，他們依序去了羅浮宮、奧塞美術館與龐畢度中心，總共欣賞52件作品。
蒙娜先是仔細觀看每個作品，經過和爺爺彼此提問討論後，最後從作品中總結出一個人生教導。比如米開朗基羅作品的省思是「從對物質的依戀中解脫」，林布蘭是「認識自己」。
雖然這部小說有蒙娜家庭與學校生活的情節，最終她為何短暫失明的謎題也得以解開，但對於作品的描述與詮釋，仍是小說中核心的部分。這本書的特色之一，也正是透過對作者與作品的分析，提煉出人生課題。但也有讀者據此提出批評，難道藝術品，真的需要與這些教誨有所關聯嗎？
謝勒斯在接受法國國際新聞台訪談時，曾解釋如此設計的原因。每次站在作品前，她都會充分浸潤其中，因此每一次觀看，不只是一堂藝術史課，也是一堂人生課。這將使蒙娜得以成長、蛻變，並度過人生中無數的考驗。
當然，每個作品所暗含的人生要義，是否真如作者詮釋，的確見仁見智，但這或許不存在所謂標準答案。就像小女孩「蒙娜」的名字讓人聯想到蒙娜麗莎，但作者認為書名其實與蒙娜麗莎無關。而這本書的封面畫作，甚至不是書裡提到的作品，甚至不在這三個美術館中，而是典藏在荷蘭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的維梅爾名作〈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在書的最末，作者提到這幅畫，他寫道，當蒙娜在旋轉時，爺爺覺得她就像〈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她的身體彷彿掙脫了從四面八方籠罩住她的黑暗。
或許在這些藝術史與人生對應的功課之外，作者也讓書名與封面提出暗示，我們可以忘卻想當然耳的規則，而去追尋自己的答案。
藝術與人生交織的功課，讓人想起1995年韋斯勒（Lawrence Weschler）在《紐約客》發表的一篇文章〈發明和平〉（Inventing Peace）。副標是：「關於波士尼亞，維梅爾能教會我們什麼？來自三百年前，關於如何在混亂世界中建構秩序的一堂課。」
這年韋斯勒在海牙旁聽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的預審程序，有一天他和法庭主席，義大利法學家安東尼奧．卡塞塞（Antonio Cassese）共進午餐。卡塞塞告訴他一些聳人聽聞的案情，雖然可怖，但卻是這些法官每天接觸的日常。
於是韋斯勒問他，長期不得不凝視如此駭人深淵，如何可以讓自己不陷入瘋狂？
卡塞塞臉色一亮，微笑說：「你知道嗎？我總會儘可能抽空，到市中心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走一趟，去和那些維梅爾的畫待上一會。」
韋斯勒自己也經常在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國家博物館，流連於維梅爾的畫作前。他認為，在整個藝術史上，維梅爾的繪畫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它們散發著一種如卡塞塞所說的「居中的安定，一種平和，一種寧靜」，一種完整自足的感受，以及一種達到完美平衡的優雅。
但是在與卡塞塞談話之後，他對維梅爾有了更深的領悟。他突然意識到，維梅爾在創作這些象徵寧靜平和的繪畫時，當時的歐洲其實就如今日的波士尼亞（或者說剛走出來），深陷在殘酷的宗教迫害，與早期民族國家崛起的戰火之中。
正是那些暴力所形成的巨大壓力，構成這些畫真正的主題。當然不是直接呈現，而是如文學評論家哈利．伯格（Harry Berger）在討論維梅爾文章中，經常引用「顯著的排除」（conspicuous exclusion）這個概念。某些主題雖然並未真正出現在畫面裡，卻以一種「被感受到的缺席」充滿整幅作品。它們始終被阻擋在畫面之外，但人們又清楚知道，它們就在那裡。
韋斯勒想到，多年前在另一場令人焦躁萬分的政治危機中，一位來自英國的歷史學家曾引用《馬太福音》裡耶穌平靜風浪的故事，對他們提出警示。這位歷史學家說，他一直認為這個故事真正的重點是：「在危機時刻，人不應該讓暴風雨進入自己的內心；相反的，人必須先在自己心中找到平靜，然後，再把那份平靜呼吸出去。」
韋斯勒說，在與卡塞塞共餐後的下午，他坐在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置身於維梅爾的畫作之間，他突然覺得，這就是這位台夫特大師畢生創作真正所做的事情。他在歐洲歷史如此劇烈動盪的時刻，找到一個充滿和平的所在，或者更準確的說，他發明了一個充滿和平的所在。一個小小的房間，一種親密的凝視，然後再將它呼吸出去。
而在眾多畫作中，為什麼總有一些作品，格外吸引你的目光？原因一定各有不同，但2024年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曾與腦神經科學家進行實驗，對〈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提出了可能的解釋。
他們選了維梅爾〈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台夫特風景〉，林布蘭〈杜爾博士的解剖課〉、〈自畫像〉與Gerard van Honthorst〈小提琴手〉等5幅作品，測試人們在面對藝術品時的神經反應。
實驗結果得知，人們觀看原畫時，腦中的情緒反應比複製品強烈10倍。而〈戴珍珠耳環的少女〉讓我們眼光無法移開的原因是，觀眾看到少女的眼睛和嘴巴後，會立刻轉移看珍珠耳環，而後又回到眼睛和嘴巴，如此反覆循環，研究人員稱這個現象為「持續性注意力迴圈」，因此人們看這幅畫的時間比其他作品更長。
當然，人們來到〈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前，所作用的不會只是注意力的移動，還會有更多湧入我們心裡。如謝勒斯看到光明如何掃卻黑暗，愛德華·史諾（Edward Snow）則在設想，少女是剛剛轉過頭來，還是正準備轉身離去？
韋斯勒說，偉大藝術品之所以偉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們足以承受，事實上它們也主動邀請，極其豐富的各種詮釋，有些甚至彼此之間相互矛盾。
「當我們站在一件作品前，它會向我們訴說世界、社會，以及我們自己。」這是謝勒斯的體會。
只要我們願意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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