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養成，對台灣人有何意義？
圖／海鵬影業 提供
近期上映的紀錄電影《日本人的養成》，是日英混血導演山崎艾瑪（Ema Ryan Yamazaki）耗費一年時間密切跟拍、記錄日本小學一年級與六年級生的作品，完整呈現了日本學校的文化，引發熱烈迴響。
在紀錄片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日本人的樣子」，作為一名幼教工作者、長期觀察日本教育文化的研究者，我也從中看見了許多文化意涵。
從小學生到「大人」
本片名稱是「日本人的養成」，那麼實際上，日本人究竟是如何被養成的呢？我想這應該是導演希望觀眾思考的問題。
如同多數人對於日本人有「團結」的印象，我們在紀錄片中能看到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小學生們在沒有清潔人員的校園裡，有條不紊地進行全校大掃除；午餐時間，值日生戴著口罩和帽子，謹慎地為同學分發餐點；在教室裡，學生們經常以「小組」為單位討論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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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學生之間發生衝突時，老師並不會立即介入或給出解決方案；相反地，師長會創造機會讓學生進行集體討論，共同思考問題的解決之道。我們甚至會看到老師如何「刻意」運用一些契機，讓學生在團體面前「出糗」，甚至嚴苛地責備以達到學生懂得自我要求的目的，同時定下自己必須為團體貢獻的決心。
隨著時間推進，每往前一個年級，肩膀上的責任就越重。影片的最後，六年級學生們更是以「能承擔重責大任」自我期許，期盼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完整的大人。
集體主義、個人主義是什麼？
《日本人的養成》中諸多看似平常的日常活動，實則蘊含著深刻的文化哲學。套用跨文化心理學家 Harry C. Triandis 的文化理論視角，我們可以看見非常豐富的文化內涵。
在 Harry C. Triandis 的跨文化理論中，有兩個核心概念至關重要：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 集體主義：強調個人與群體的緊密連結，重視群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著重相互依存的人際關係，決策時多考慮群體共識，且行為準則以社會規範為主。
- 個人主義：強調個人自主與獨立，重視個人目標及成就、著重個人權利與自由，決策多以個人意願為主，行為準則也較為彈性自主。
而這兩種價值取向，深刻影響著不同社會的教育模式與文化傳承，接著我將進一步分析這與《日本人的養成》的關聯性。
日本教育體系如何展現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
在《日本人的養成》中，我們可以清楚觀察到日本教育體系展現了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特徵──學校教育持續強調學生與群體的關係，透過日常生活教育培養學生對群體的責任感，且在教育過程中極為重視「相互依存」而非「獨立」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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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教育方式深刻地影響著學生的自我概念形塑，正如心理學家 Triandis 所言，集體主義文化中的自我是相互依存的（Interdependent self）。
在日本的日常校園生活中，這種集體主義特質表現在嚴格的規範遵守上：學生從小就學習遵守群體規範，尤其強調禮儀和適當的社交行為，並培養對集體利益的關注和貢獻意識，透過集體活動──如打掃、值日等──建立深刻的社會責任感。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生的行為動機往往來自履行社會義務的責任感、維護群體和諧的使命感，以及達成集體目標的決心。
日本教育系統透過系統性的方式傳遞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培養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模式，並建立深刻的群體認同感。日本人正是這樣被「養成」的。
不同文化屬性都有本難念的經
不過，Triandis 的文化理論也指出「集體主義」的侷限性，像是批判思維的不足、個人責任意識的淡化，以及適應力的受限等等。
此外，集體共識的重要性也可能導致學生傾向接受既定規範，而不敢質疑或挑戰現有制度；過度依賴集體決策，則可能弱化個人承擔責任的意識，尤其是當這些學生面對需要獨立應對的情況（如出國留學、進入強調個人主義的工作環境）時，可能會出現適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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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個人主義」的文化屬性同樣也有一些限制，例如在人際關係層面，容易導致社會連結脆弱化、人際互動趨向功利和短暫，以及家庭和社區紐帶逐漸鬆動；在心理層面，過度強調個人成就容易引發持續的競爭壓力，加上社會支持網絡薄弱，使得個體更容易出現焦慮、抑鬱等心理問題。
同時，個人主義也影響了社會的集體行動能力，因為人們傾向追求個人利益而忽視公共福祉，導致公民參與度降低、社會責任感淡化。在價值觀層面也容易產生代際衝突──年輕一代更注重個人實現，而較少考慮家庭責任和社會義務，這種現象不僅影響了傳統文化的傳承，也為社會的永續發展帶來挑戰。
觀看日本案例，對於台灣社會有何意義？
不論是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都是一種文化屬性，然而，個體如果沒有跨越出自我文化的框架，是沒辦法感受到自己的文化屬性的，就如同魚在水中，無法感受到水的存在一般。因此，筆者認為《日本人的養成》對於台灣觀眾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於能輕易地讓台灣人思考我們自己的文化屬性是什麼。
根據筆者觀察，台灣目前正從「集體主義」屬性朝向「個人主義」文化轉變，怎麼說呢？在過去數十年間，台灣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強調家庭價值、群體和諧及社會責任，人們習慣將個人意願置於集體利益之下，重視人際關係的維繫與社會角色的履行；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教育普及和全球化影響，台灣社會逐漸呈現出更多個人主義的特質，年輕世代更加重視個人自主、自我實現和獨立思考，這種轉變在職場選擇、婚姻觀念和生活方式上都有明顯體現。
這樣的文化屬性轉型過程，當然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現象和挑戰。一方面，個人主義的興起促進了創新思維和多元發展，也提升個人在職涯和生活上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亦導致家庭關係的疏離化、社會支持網絡的弱化，以及代際之間的價值觀衝突。尤其是在職場中，年輕世代更傾向追求個人發展和工作生活平衡，這與上一代重視企業忠誠度、集體奉獻的價值觀，於是產生了顯著差異。
這番轉變，反映出台灣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深層調適，也凸顯出在「保持文化傳統」和「適應現代化發展」之間取得平衡的重要性，我想日本社會也正面臨這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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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文化屬性是沒有優劣之分的，每個文化內也並非 100% 都是採用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個人與集體屬性的劃分也不是絕對而只是相對。因此，最重要的是一個國家民族之內，如何能在個人與集體主義文化當中找到平衡。
總而言之，《日本人的養成》不僅是一部關於教育的紀錄片，更是理解日本集體主義文化傳承的重要視窗。搭配 Triandis 的理論框架，我們得以深入理解日本教育體系如何透過日常實踐，將集體主義價值觀「內化」為學生的人格特質。
這部紀錄片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思考：在保持文化特色的同時，如何培養能適應現代社會需求的人才，將是日本乃至許多亞洲國家教育體系，必須持續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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