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陳慧 ✕ 廖偉棠：透過香港文學談抗爭意識
文：陳葶芸
二十餘年來，香港的命運面臨急遽變化，香港《國安法》的頒布限制了各式內容創作，面臨這樣的情況，不免令人好奇出版品的未來可能面臨什麼樣的命運，又，文字在這動盪的年間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香港文學如何描繪城市的樣貌與身份上的認可？
VERSE香港文化學第一場對談「香港文學與抗爭意識」邀請到香港編劇、作家陳慧與香港詩人、作家廖偉棠。陳慧多以小說形式書寫香港，作品《拾香紀》獲第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廖偉棠則主要以詩為創作，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等獎。
主持人楊佳嫻引言提到：「談抗爭，原是件不安逸的事，但我們今日在如此安逸溫柔的書店空間中，探討離我們很近的香港以文學呈現其抗爭意識，或許可以對照、理解台灣與香港兩地的局勢境況。」本場對談中，兩位作者自香港文學館的成立開始談起，接著以1997年為分界，點出今昔香港文字作品的特色、流變，以及，文學在時代劇烈變遷之中如何映照社會現況，形成一場溫柔而有力的抗爭。
雖然已在台灣生活多年，陳慧與廖偉棠至今仍是香港文學館運營的重要推手，並時時刻刻關注著故土發生的事。陳慧與廖偉棠感慨的說道，初來台灣時很期待可以進行有關台灣的書寫，然而因爲香港現今的處境，在台回望香港的情感是無可避免的連結，在書寫故鄉的同時，似乎也更能共感台灣白色恐佈時期的相關創作。
即便寫作成為某種形式的「抗爭」，對於兩位作者而言，「寫作仍是靈魂的需要，」且異口同聲的說著並不在意寫作是否會影響自身的處境，「寫作是直面自己，真誠面對自己經歷的事情，寫作的人是不能帶著假面具的。」廖偉棠說。
比起自身處境，陳慧與廖偉棠更期待的，是文學終有一天能以未知的形式引領香港，「文學發生作用的方式是永遠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不是具體可見的，並且是重新認識故土的方式。」
❐ 𝗩𝗘𝗥𝗦𝗘 講座 ❐ 香港文化學｜𝗖𝗵𝗮𝗽𝘁𝗲𝗿 𝟬𝟭 陳慧 x…
Posted by VERSE on Thursday, October 28, 2021
一切須從「香港文學生活館」談起
廖偉棠（以下簡稱棠）：對於中港台三地而言，我們以前看到的革命、迫害與告密，都發生在距離香港很遙遠的地方，像是在台灣白色恐佈時期與中國的左翼文學裡看見。香港的「政治」與「文學」本來是相距最遠的，沒想到文學與殘酷的衝突一下子便湧入香港，文學與政治想保持一個所謂的「審美」距離是不可能的。
陳慧（以下簡稱慧）：要談香港文學，需要從香港文學生活館開始。各位有沒有想過香港為什麼沒有文學館？當我第一次踏入政府協助成立的台南文學館時，我其實流下了眼淚。
當時的我剛在香港藝術發展局擔任文學組組長，我期待香港能有自己的文學館，香港藝術發展局是香港唯一一個官方和藝術有關的機構，但說不出來究竟在執行什麼內容，只知道是可以申請出版製作費用的單位。接著我在發展局待了三年後，文學館仍舊只是一個提案。
後來，民間自2009年開始倡議，直到2012年才成立了「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並在2014年於富德樓館址開幕，那僅是一個二樓的15坪的空間，現在搬到新蒲崗的公廈，仍舊是私營的，政府完全沒有給予任何協助，我們很感謝台灣很多作者給予的支持。更詳細的成立過程可以參考「一場『無』中生『有』的文學抗爭：香港文學生活館的故事」，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它提到了台、港文學館成立的比較。
對台灣而言，台灣文學是一個國家的文學，國家願意承認台灣有自己的文學並協助建立文學館，但是喜愛文學的香港人沒辦法做「國家」的文學，這也是為什麼我要特別提到香港文學館成立的重要性，要是我們不支持它成立，就沒有人會去做。
目前民營的文化公司如虛詞、無形、字花，與香港文學館出版的方圓，收入都很有限，需要仰賴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補助，然而申請需要經過許多審查，要交很多報告給審查員，只要審查員有對你不滿意的地方，就很難拿到製作。
「我城」何以成為「我城」？——1997年前的香港書寫
慧：1997年前的香港書寫特色可以從《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一書看出一些端倪，葉輝在〈香港小說的三個樣本〉一文提出三位代表作者與其作品，分別是舒巷城《鯉魚門的霧》、《香港仔的月亮》（1935-1952）；劉以鬯的《對倒》（1940s-1972），以及我的《拾香紀》（1974-1996）。
葉輝是這麼說的：「這三位小說家筆下的香港故事並無傳奇，也顯然不是大敘事，只是透過活在其中的小人物細說某一段時間內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在我看來，大略可以反應香港小說七十多年來的民間敘事的特色。」這些作品是具社會性與抗衡性的。而我在抗衡什麼？為什麼我小說裡的女孩死在1996年？
眼看1997年香港主權即將移交回中國，當時我工作時使用的文字一直是「主權移交」，但大約在1996年中，媒體突然大肆使用「香港回歸」這樣的用字，令我感覺很不舒服。而談到1996，更必須提及西西的作品：《東城故事》（1966）、《我城》（1979）、《飛氈》（1996），這是香港首先出現「本土」這樣的意識。
棠：我來補充西西的作品。香港，是經由梁秉鈞（也斯）、西西和她一代的理想主義者命名為「我城」的，而他們的後一代的年輕行動者，以自己的態度和行為確證了這一命名，現在，「我城」早已不只是一本小說的名字，而是一種信念。十幾年前，只有我們這樣的中年人才會談我城，現在我城已是年輕人共通的理念。
雨啊雨啊
恰恰是下在港島
恰恰是一九八四年
雨啊雨啊
一枚鮮黃色的亮麗菌
自肥土鎮史冊的封面
破書脊而出
——節錄自西西，〈一枚鮮黃色的亮麗菌〉
棠：西西的作品表面上看起來離政治很遠，實則不然。詩作〈一枚鮮黃色的亮麗菌〉裡，西西的寫作看似平靜，卻隱含許多抗爭意念與挑釁在其中。
最初我們看都不知道亮麗菌為何，後來發現裡面有著許多奠基於歷史的寓言：詩中「一九八四」對應著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中英協議過程沒有任何香港人參與，那一年卻左右著香港未來的命運；而當2014年回望詩句「一枚鮮黃色的亮麗菌」，才發現它竟預示了雨傘運動中的黃傘。
而梁秉鈞（也斯）的《雷聲與蟬鳴》可謂香港新詩中最重要的著作，詩的關注重心首次徹底轉移到街道中，他書寫了憤怒的反抗，表達方式更可以看見台灣作家瘂弦的影子：
遠方一株名字古怪的樹
也急急的爆出芽來了
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吧
不管施栖佛斯的大石頭
不管存在和不存在
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
——節錄自梁秉鈞，〈樹之槍枝〉
棠：1970年代代表詩人還有邱剛健、癌石、溫健騮、蕪露。當時的香港有一股倡導「認祖關社」的風氣，後來分裂成兩批敵對的人——一批熱於「認識祖國」（認識中國古文化），令一批則忠於「關心社會」，溫健騮在此時期善於以文雅的方式去反諷「認祖派」對帝制父權的嚮往；蕪露則著重描寫無政府主義的思想。
香港文化上「清醒的拒絕」：1997至2019年的本土意識
棠：香港社會在2007年面臨的情況相較過去更加複雜了，除了過去是英國殖民地、對中國「認祖關社」的矛盾心理外，此期間又面對了越來越多的房地產霸權等問題，因此有了「香港保育運動」，陳慧與我都常常在現場，當時沒想到局勢後來發展成更多的社會運動。
社運確實是完成香港文學與文化很重要的鋪陳，如果沒有這十幾年的保育運動，就沒有後期（2019社運期間）對祖國如此「清醒的拒絕」，文學在其中達到一種挑釁與質疑的作用。
我看見這世代最傑出的頭顱毀於癲狂的警棍
毀於無能黑警幻想為自己生殖器的伸縮警棍。
⋯
敲打的一代我可否向你們大獲全勝的靈魂請願
為了我們這裡的被敲打的一代即將攬炒的靈魂。
——節錄自淮遠，〈十月一日前致艾倫・金斯堡和敲打的一代〉
棠：淮遠詩中「敲打的一代」指的是美國提出的「Beat Generation」概念，但是這邊的敲打是「被」敲打，跟現在香港許多的「被自殺」、「被失蹤」的概念不謀而和，這是「被」的一代。這首詩作完成隔天，一位少年胸膛被開槍射殺，詩歌與時代一語成讖。
慧：我來談談這十幾年間的書寫特色——1997年後，許多作者開始書寫城史，代表作品有韓麗珠的《輸水管森林》（1998）、《風箏家族》（2006），描寫的是自身與存在空間的抗衡；與董啟章《天工開物 栩栩如真》（2005）中的〈V城的三代‧個人成長與家族故事‧香港的發展史〉，以及2007年的《時間繁史‧啞瓷之光》，雖然書寫的是一個家族的故事，但內容和香港的歷史緊緊相扣。
2007年香港保育運動期間，香港文學研究者陳智德更提出了「社區文學」的概念——文學保留了日常生活情態，包括作者和居民當時對地方的觀念、批評和願景。2008至2019的年輕作者群有黃怡、梁莉姿、沐羽、黃潤宇、洪昊賢、陳諾諺、盧卓倫、林三雄、王証恒、蘇朗欣。
時代不幸詩人幸：2019年後的文字抗爭
慧：2019年後出現許多素人作者，作品不定期發表、篇幅較短但精彩，著重對運動與抗爭的日常描寫。此時期的作品都寫得很好，但卻是讓人「難過的好」。很多年後回過來看，2019是香港文學很重要的篇章，雖然多書寫日常，但呈現出來的語氣、用字，用一句老話說，就是「回不去了」。他們為什麼要寫？因為他們是傳遞記憶的倖存者。
然而他們面對的問題是出版的限制——沒有錢發行作品、面臨許多政治壓力和法律意見等，我曾經也遇過書寫內容被提出需要「修改」的狀況，這些都是挑戰。最後，我想強調，不單單只有書寫是一種抗爭，讀書也是一種抗爭。
棠：我想我知道陳慧所說的「難過的好」是什麼，用一句話解釋便是「時代不幸詩人幸」，或者是「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乍看之下寫作的人佔了時代的便宜，但我們寧可時代幸，也不能「百凶」發生了但詩人什麼都不做。
如今香港作家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你的書寫會直接作用在你的人生裡，原先只會發生在小說裡的構想事件、你的論文研究對象，全部都可能以非常殘酷的現實出現。香港文學遇到了這樣的考驗，不知道未來的香港文學會是什麼樣貌，但是我們都已經準備好去承受這一切。
最後，想和大家談談新一代的作者：鄧小樺、曹疏影、洪慧、熒惑等。特別要分享鄧小樺的詩〈指甲〉，他將六四天安門事件死在廣場上的那一代，與雨傘學運的這一代學生連接了起來。詩中的「銀色指甲」指的是六四亡魂的指甲撫摸著這一代的雨傘，六四的抗爭的意義已經慢慢從北京移到香港，且是進行式的，我們都若有所感，而最黑暗的時候似乎還未到來。
輾過他們的坦克，駛入我們的市街
曾經轉播他們的電視，每餐煮給我們完整的謊言
我們的肉身開城黃花風鈴木，也如他們高舉
他們哀求卻的警察，擊傷了我們的頭顱
⋯
他們用銀色的指甲，撫摸我們破爛的傘
——節錄自鄧小樺，〈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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