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誤判」了中國？ 中美「注定一戰」？
中國在歐美國家的支持下，對外通過加入世貿組織參與全球化進程，對內進行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在短短20年時間裡取得了經濟的巨大增長，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也似乎指日可待。
格雷厄姆．艾利森在2017年提出中美「注定一戰」的主要依據，就是中國「已經變成一個龐然大物」，以購買力平價來計算—艾利森認為這是衡量經濟表現的最佳標準，在隆納德．雷根成為總統後的35年裡，中國的經濟規模是從美國經濟規模的10%，飆升至2007年的60%，2014年美中經濟規模同等，2017年則上升至115%。
204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經濟規模近3倍？
「如果按照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到2023年，中國經濟規模將比美國大50%。到204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經濟規模近3倍。這將意味著中國擁有三倍的資源用於影響國際關係。」在艾利森看來，當尼克森和季辛吉開始探索通往中國的開放之路時，沒有人會想到，在他們的有生之年，中國能構建出一個像美國一樣強大的經濟體。他們關注的重點在美國的對手蘇聯身上，他們的目的是擴大中蘇在共產主義集團中的分裂。這一策略奏效了，蘇聯帝國崩潰了，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中國的崛起標誌著一個遠比蘇聯更為強大的紅色帝國的橫空出世。據說尼克森在晚年有所反思，他向他的朋友透露：「我們可能創造了一個『法蘭康斯坦的怪物』」。
以購買力平價來衡量中美兩國經濟實力，顯然並不客觀全面，但中國在2010年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則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的經濟規模與美國日益縮小並大有超越態勢，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已到了須臾不可分離的程度。
李光耀站在歷史觀高度上說過：中國成了「世界歷史的最大參與者」。由此而來的問題必然是：中國的崛起與強大對世界意味著什麼？對美國又意味著什麼？艾利森根據美蘇對抗的歷史經驗，提出如果蘇聯當年能夠保持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成為世界上領先的經濟強國，那麼蘇聯不僅可以鞏固在歐洲的地位，而且可以鞏固在亞洲的霸主地位，一個共產主義的巨無霸可能會掩蓋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西歐國家亦有可能會屈服於社會主義明顯不可阻擋的吸引力。
然而，在艾利森看來：
幸運的是，這些只是如果。相反，正如凱南所預見的，自由市場和自由社會證明了其更有能力給人們提供想要的經濟、政治和個人利益。儘管經歷了幾十年驚險和可怕的崛起，蘇聯的失敗是因為它所堅守的，命令—控制型經濟和缺乏競爭性的極權主義政治。
中國不會成為一個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國家
問題在於，美國以往對付蘇聯的辦法對中國是否有效？當中國的經濟實力遠遠勝過蘇聯並大有超過美國之勢時，中美全面較量的實力基礎就發生了重大改變，中國巨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優勢將創造一個超越美國政策制定者現在能夠想像的世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從反思的立場出發，艾利森試圖總結美國戰後對華戰略的本質矛盾，這種戰略被稱為「既接觸且提防」（engage but hedge），但實際上，這一戰略只有接觸，沒有提防。
也就是說，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間，當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決定性挑戰是擊敗蘇聯時，通過支持中國的經濟增長，甚至幫助其建立軍事和情報能力來建立兩國潛在的同盟關係，具有一定的邏輯性；但是，當冷戰結束以及蘇聯在1991年解體時，美國的戰略家和大多數人都沉浸於勝利之後的慶祝與遺忘之中，以為在新的「單極時代」和「歷史終結」的宣言中，所有國家都會接受美國的安排，在美國設計的國際秩序中扮演以市場為基礎的民主國家的角色，根本沒有認識到一個崛起的日益強大的中國將給美國製造更大的挑戰。艾利森引述了李光耀對中國的兩個基本判斷：首先，中國不會成為一個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國家，「如果它這樣做，就會崩潰」。
其次，「中國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納，而非作為西方社會的榮譽會員」。這意味著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在重新強大起來之後，既不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也不會成為一個西方式國家。美國人原來一直期待中國在進行市場化改革和融入世界體系之後，會自然變得「更像我們些」，如當年老羅斯福按照他的喜好來塑造「我們的半球」一樣，事實證明這只是美國人的一廂情願。
美蘇對立及其戰後的冷戰狀態，是雅爾達體制所確立的戰後世界秩序的必然結果，美蘇之間大致均衡的力量對比關係是戰爭「打」出來的，「鐵幕」的降臨讓美蘇為首的兩大國家陣營在不同的發展軌道平行競爭，西方國家能夠在相對和平的條件下得以發揮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優勢，以保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實力始終能夠領先於東方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美中關係卻有別於美蘇關係這種截然對立的性質。
尼克森之後美國總統普遍相信中國會走出共產
一方面，中國在進入改革開放階段後一直是美國的潛在盟友與合作夥伴，中國的崛起與強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有賴於美國的支持，中美兩國基於廣泛的經濟合作實際上已經構成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美國的投資人和華爾街大亨們從中國廣大的市場中賺取了龐大利潤，而中國對美貿易每年獲得的巨額順差也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動力。
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和加入世界體系，始終沒有改變中國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性質，它沒有像西方國家所期待的那樣，向一個法治的和民主的國家轉型，相反，它在強大起來之後，以更加強硬的姿態對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和規則提出挑戰，力求為構建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中國方案」和開闢「中國道路」。
尼克森在首次訪華時，曾經設想過中國在強大起來之後，美國「總有一天要面對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強大敵人」，但他還是相信美國制度和價值觀具有不可戰勝的優勢，認為絕對不能讓中國領導人想當然地以為他們的制度優越並終將取得勝利，他用直率的口氣對周恩來強調：「我對我們的制度深信無疑，並相信我們的制度在和平競賽中一定會取得勝利。」
對美國制度抱有強烈自信的肯定不僅僅是尼克森，自他以來的美國歷屆總統，不管是來自於共和黨還是來自於民主黨，均對美中關係的未來前景持樂觀態度，他們普遍相信在美國的經濟支持和政治影響下，中國遲早會從共產主義的幽暗黑洞中走出來，成為與美國一樣的自由和民主國家。即使遭遇「六四」事件如此巨大的衝擊，布希總統決心不放棄中國，與中國迅速恢復正常關係，繼續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因為他和尼克森總統一樣，深信作為美國立國原則的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在中國同樣具有普遍適用性。
用「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美中之間可能的軍事衝突
柯林頓總統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既有「利益」上的考慮—讓美國企業參與並分享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紅利，也有美國「理想主義」的關懷—期待中國沿著市場化道路走下去並最終成為世界民主大家庭的一員。可是，他們都沒有想到，如同以前羅斯福和杜魯門都沒有想到的那樣，中共既不會在革命和戰爭年代放棄共產主義目標，也不會在和平和改革年代偏離這一目標。鄧小平在「蘇東波」之後對新的中共中央領導班子多次強調：經濟增長不意味著中國要忘記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
這些話絕不僅僅是說說而已，他提出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也不過就是權宜之計，絕非是對現有國際秩序和規則的誠心認可。當中國強大起來並深信「東升西降」以試圖取代美國在現有世界中的領導地位時，美國的政客及其智囊們似乎才恍然大悟，意識到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從未改變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傳統本色。無視或輕視中國在不同歷史時期始終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規定性，必定對中國的社會演變、制度轉型以及中美關係作出重大「誤判」。
按照艾利森的理解，美國在歷史上取得了對西班牙、德國和英國的勝利，在從阿拉斯加到委內瑞拉的廣大地區都占據著支配地位；而且，美國在歷史上有過先在熱戰中擊敗德國和日本、然後再在占領期間對它們完成憲政改造的成功事例。但是，當美國面臨中國崛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發生快速的結構性變化時，尤其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正逐步使之成為一個令人畏懼的政治和軍事競爭者時，美國似乎還沒有找到一個行之有效的對策。艾利森用「修昔底德陷阱」來描述美中之間可能的軍事衝突，即中國作為一個崛起國準備取代美國作為守成國的霸權地位時，必然會出現不可避免的混亂。
中美關係走向：合作或注定一戰？
而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初實例—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以及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大國霸權之爭，均表明崛起國向守成國發起的挑戰，大多數都是以戰爭告終。這是否意味著「中美注定一戰」？艾利森試圖以一種辯證的方式來回答這一問題：一方面，基於以往歷史經驗，強調中美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比不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強調中美之間的戰爭並非不可避免。他把避免中美戰爭的希望寄予兩國領導人都能從研究歷史成敗的經驗和教訓中，找到豐富的線索以形成一個在不發生戰爭的狀態下滿足各國基本利益的戰略。這個良好的善意的預期能指引中美兩國共同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嗎？
毫無疑問，中美關係再次進入到一個轉折性的歷史時刻。從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致力於推動國共建立「聯合政府」，到國民黨丟掉大陸、共產黨建立全國政權，美國成為中國的頭號敵人；從尼克森總統訪華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到老布希總統在「六四」事件後挽狂瀾於既倒，支持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讓中美關係重新進入友好合作的新階段；從柯林頓總統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讓中國參與分享全球化的紅利，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中國強大之後意欲挑戰美國在現有世界秩序中的領導地位，中美再度面臨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軍事的全面衝突。
價值觀之爭：中美難解的制度對抗
中美關係自20世紀以來，從理想主義的目標到現實主義的利益，從地緣政治的盟友到意識形態的敵人，從互惠互利的合作到重塑世界秩序的衝突，幾經周折，來回反覆，最終仍然無法和平共處，以致難免「注定一戰」的結局。中美之爭的性質是什麼？難道僅僅是「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的必然衝突？基於權力和利益之爭的大國衝突，可以通過諸如談判、協商、交易、妥協等非戰爭方式來實現各方力量的戰略平衡，但基於價值觀和制度之爭的大國衝突，或許只能通過戰爭的方式來加以解決。
艾利森所說的中美兩國的結局可能更接近於英國和德國在二戰的遭遇，而非英國和美國的「大和解」，是他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理論中最精闢的看法。中美兩國在21世紀的激烈競爭，從根本上看，是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之爭，是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制度之爭。共產主義運動遠未終結，它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也決不會在人們的善意理解下洗心革面而成為文明的同行者。只要對中美關係史的變遷有系統的全面的認識，就能夠從羅斯福到費正清以來一再「誤判」中國的歧途中走出來。美國人為正確認識中國和中美關係已經付出了足夠大的代價，沒有必要再重犯一次新的錯誤為真理奠基。
在中美兩國決定人類命運的新的歷史性時刻，請記住約翰．浮士德博士說過的話：魔鬼並不知道自己不是上帝的對手，正因如此，它才一直與上帝在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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