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東西》：關於重生與心靈自由的異色童話
《可憐的東西》有著瑪麗雪萊筆下創造的經典著作《科學怪人》所含有之怪奇詭譎風格，並揉合了超脫現實的魔幻寫實與充滿警世意味的諷刺寓言，打造出瘋狂奔放、創意前衛且全然顛覆三觀的異色童話。
無論是獵奇的劇情設定，還是抽象的哲學思辨，都藉由出奇不意的感官衝擊與令人瞠目結舌的驚世語錄，諷刺著根深蒂固的主流政治及父權體制，毫無避諱地點出社會的亂象與偏激的思想，然而，由於故事設定於1880年代，在女性仍屬弱勢的時空背景下，這些挑戰世代風氣的言論顯得格外違和，不過，正也因為其與現實交疊所產生的矛盾感，不禁引人思索：何謂自由意志？何謂女性自主權？且怎樣才又算是真正活著呢？
女性自主意識覺醒的旅程
自橋頂躍然而下的抑鬱女子，因古怪科學家的神奇實驗而起死回生，成人的軀體內心卻住著未成熟的靈魂，對世界一無所知，也不曉得世態存在的禮數與規矩，故顯得貝拉的行為舉止異於常人，且在群體之中更為格格不入。
或許貝拉最初僅是樊籠裡的實驗品，甚至遭到心術不正的律師誆騙，讓她的「重生」換得「可憐」的標籤。然而，看似愚鈍、盲目地追尋情感，卻循著貝拉天真、單純的思路重新審視權威體制下所存在的性別刻板印象及偏頗扭曲的價值觀，且漸漸意會到貝拉所求的並非大環境認定女性所企盼的榮華富貴及幸福愛情，反倒是能富足身心靈、填補求知好奇心的知識與自由，也正是這些助長了意識的「新生」。
貝拉的奇異旅程其實也對映著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自我了結生命的女子隱喻著過去活在傳統思維陰影下且遭父權扼殺的女性，被創造的貝拉亦代表著近代受女權意識崛起的影響，嘗試擺脫舊有思想束縛，企盼能奪回自主權的女性。
除此之外，從貝拉風格迥異且造型浮誇的穿著打扮，不僅展現她不在乎他人眼光、勇於做自己的性格，更也隱射著性自主及性別思想的解放，同時表現性別意識的成長，以打破父權結構為女性建造的囹圄，並透過貝拉的天真異想體認到每個人都擁有獨立思考及掌控自主權的能力，且都是值得擁有自由意識的獨特存在。
重新探索生而為人的意義
「有一個世界能享受、遊歷，目的就是要讓人進步、成長。」
《可憐的東西》先是以生命的終結作為開場，緊接著以黑白色調為貝拉的新生揭開序幕，看似相互對立的生與死，卻成為相互依存的關係，且貫串了整部電影。當生命回歸於零，若是能重新開始，是否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隨著貝拉探索世界的冒險啟程，最初的黑白色調也由繽紛色彩取代而之，且給人一種踏出舒適圈、走向新世界的新鮮感受。貝拉的旅程猶如濃縮版的人生，每一個拜訪的國度、每一個旅行的篇章都能學到不同的新事物，儘管這些經歷我們再熟悉不過，但自貝拉的視角重新探索人性與生命所得到的體悟卻又更為深刻。
從里斯本望見世間存在的美麗景致，卻也同時見識到社會充斥的暴力與人與人間的虛情假意。在豪華遊艇上，領會了欲求不滿的貪婪人性，但也因緣際會領悟到汲取智慧的重要性。航程的中繼站——亞力山卓則成為旅程的轉折點，富麗堂皇的高塔對比人間煉獄般的貧民窟，不禁讓人領會由資產主義主宰的世界是如此殘暴，相較於珍貴的生命，財富似乎如浮雲般虛無縹緲。巴黎則是讓貝拉重新認識身體自主權，並學會疼惜自我，更理解到不必依附男性也能過活的道理。
返回倫敦，看似是旅途的終點，卻是讓貝拉重新面對過去與遺憾的新開始，予以再次選擇的機會。在歷經生命巡禮後所獲得的成長，除了讓人覓得生存之道外，其中所引起的反思更是探尋了生命的本質與真諦，藉此明白能擁有自我地活著是件多麼有意義又幸福的事情。
結語
《可憐的東西》雖然從故事劇情、人物設定，到舞蹈、配樂全都以怪誕獵奇的方式呈現，但其中所含有的寓意卻相當深厚且發人深省，加上艾瑪史東討喜又超越自我的生動傳神演技，絕對令人大開眼界且難以忘懷。
艾瑪史東在以《可憐的東西》獲得「廣播影評人協會獎」最佳女主角時，其得獎感言曾提到：
「飾演貝拉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樂趣之一。 因為扮演她，我得忘記很多事情，譬如忘記一些加諸於我們身上的恥辱和社會問題，而我仍在努力中。」
儘管身為不幸的產物，還得被眾人視為「可憐的東西」，但貝拉卻藉由她無知的眼界看見世界的不同樣貌，更是因為沒有先入為主的想法而對未來有所卻步，或許「成為貝拉」可算是生而為人的另一個境界，畢竟當我們拋下所有成見與想法時，除了能獲得另類的救贖外，甚至還能擁有更完整的自我，並以此證明自己不再是可憐的東西。
可憐的東西 Poor Things
導演：尤格藍西莫 Yorgos Lanthimos
片長：142分鐘
上映日：2024 - 02 -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