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離、抗議與社會科學：《赫緒曼思想傳記》選摘（1）
一九六○年代晚期，赫緒曼已是備受敬重且知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叛離、抗議與忠誠》的出版不只把他從發展經濟學的領域當中解放出來，還使他的知名度躍升到全然不同的層次。赫緒曼藉由這本書創造了一套新詞彙，讓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能夠討論橫跨不同學科領域的問題。
伊利諾大學發展經濟學家貝爾（Werner Baer）是最早評論這本書的人之一，他稱之為「一部充滿想像力的作品，探究我們的概念架構如何經由修正與延伸……使得理論更能夠解釋改變以及對改變所做的反應」。另一位評論者聲稱這本書提供了過去二十年來的政治經濟學文獻當中「最廣泛的論述之一」，是亞羅（Kenneth Arrow）出版《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這部為現代社會選擇這個貫串經濟學分析與投票理論的新領域奠定基礎（並且為他贏得諾貝爾獎）的著作之後最廣泛的論述。哈佛大學政治學家杜意奇（Karl W. Deutsch；他和赫緒曼一樣是來自中歐的政治流亡人士）指稱這本書顯示了部分首要經濟學家如何趨向更明確思考政治問題，並且界定此書「也是對政治理論的傑出貢獻」。這不是赫緒曼首度嘗試「逾越」學科界線（套用他自己的說法），但絕對是他在跨學科方面的最高成就，並且可以預見其適用範圍之廣將會令人深感興奮。
實際上，這本書不只評價極高，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者也都立刻將其挪用為一套可以廣泛應用並適合他們自身需求的概念架構（如同巴里指出的，在美國尤其如此，在英國則沒有那麼熱烈）。《叛離、抗議與忠誠》成了一套觀念庫，受到專業人士與相關學科內部成員共用，並且被視為一種重要的知識，有如「一面徽章，把專業人士以及有意躋身專業層級的人（高等研究生），和半吊子的業餘人士、輟學者以及熟悉內情的人物區分開來」。這本書是巴里所謂的「時髦」著作，特點是「其中的理論用寥寥數語即可陳述，同時又有無限大的應用範圍」；這本書的名聲主要是透過口耳相傳散播開來，不是藉由期刊評論這類比較制度性的管道；再加上所有人都覺得自己必須看過這本書才能夠「跟上領域的發展」。
一九七三年，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與國際政治學會針對《叛離、抗議與忠誠》舉行了一場研討會，出席的學者皆是一時之選，包括奧爾森、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洛肯、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科爾曼（James Coleman）、艾森史塔特（Shmuel Eisenstadt）以及古迪（Jack Goody），並且介紹這本書為「開創性的著作」，走在「社會科學的最前沿」。一九七五年，經濟學社群也肯定赫緒曼這本書具有中心地位，在年度會議當中針對這本書的影響舉行一場座談會，顯示這本書能夠應用在勞動市場當中的工會行為以及都市治理，並且凸顯赫緒曼這本書與威廉森在比較晚近的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市場與層級》（Markets and Hierarchies）之間的互補性。
叛離與抗議的二分法隨即受到學者廣泛應用在許多不同的問題。叛離與抗議這兩種選項在當今看來可能顯得明白易見，在先前卻從來不曾受到足夠明確的表達，因而未能釋放這兩種選項可以應用於各種不同現象的潛力。意識到促成叛離將會弱化抗議、或是造成抗議更難以發生，尤其是一項非常有用的認知。在美國，這項機制在《叛離、抗議與忠誠》出版之前就已經凸顯於一種抵換現象當中，一方面是黑人從美國南方大量出走，另一方面是沒有出走的黑人人口在種族與政治方面獲得解放的可能性。如同馬修斯（Donald R. Matthews）與普洛斯羅（James W. Prothro）在一九六○年代中期主張的，南方黑人人口恐怕損失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受訓程度最高的成員；因此，留下的人口「對政治的參與不論是頻繁還是有效的程度都不免下降」，於是他們爭取解放的能力也不免有所弱化。
一九七二年，歐貝爾（John Orbell）與烏諾（Toru Uno）以赫緒曼的叛離與抗議重新框架這個問題。在《叛離、抗議與忠誠》出版之時，這兩位政治學家正在研究俄亥俄州哥倫布的都會鄰里動態，於是他們重寫了自己比較晚近的研究，以便納入赫緒曼這套強大的新術語。他們注意到赫緒曼對於城市僅是順口提及，但發現他的概念架構非常適合描述都會環境裡的人口看待政治運動的不同態度。他們的假設是，最有助於為都會鄰里帶來改善的力量是抗議，而不是叛離，但叛離的選項將會掏空問題地區最需要的復原工具，也就是抗議。歐貝爾與烏諾針對不同群體的行為（白人與黑人、高社會地位與低社會地位者、市區居民與市郊居民、年長世代與年輕世代）進行了複雜的統計研究，得以顯示出不同群體如何傾向叛離、抗議，或是階段性的結合這兩者。根據他們的樣本，高社會地位的白人選擇抗議的機率通常高於叛離，這種情形在市郊又更甚於市區；至於低社會地位的白人，則是通常會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因此選擇叛離而不考慮抗議。相較於這兩個群體，居住於類似地區而且處於類似社會地位的黑人則比白人更傾向於以抗議的方式因應問題。
叛離與抗議也被人用於分析巴勒斯坦人口的組成變化以及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與占領區的政治鬥爭動態，還有世界各地的衝突情形與難民行為。不過，叛離與抗議受到使用的範圍還不僅限於此。只要在網路上稍微搜尋近期的文獻，即可看出赫緒曼的架構無所不在，不管是研究愛爾蘭醫生的工作條件、研究瑞典的住宅翻修、研究國家與國際刑事法院的關係、研究受害於氣候變遷的人口為何繼續住在原處而不搬遷到氣候比較宜人的環境、研究可口可樂公司在過去百年來的市場策略，還是研究曼聯足球隊在二○○○年代初期被一名美國商人買下之後的球迷反應。
對赫緒曼的三分架構有一項抱負特別宏大的應用，是政治學家洛肯從事的研究。他的目標是把這套架構與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功能分化典範結合起來，用於檢視現代西歐國家形成過程的政治制度差異。藉由這樣的做法，他得以把赫緒曼的分析應用在不同的對象，不是赫緒曼分析的那種由下而上的動態，諸如消費者或公民對企業或公共行政的品質衰退所做的反應，而是用來分析由上而下的機制，例如中央權威（在洛肯的研究中，就是現代歐洲的各個權力中心）如何影響低層行為者（邊緣社群）的叛離與抗議。
叛離與抗議的概念散布到不同的主題，也鼓勵了對這項分析架構的進一步複雜化。舉例而言，學者詳細闡述了赫緒曼只是順口提及的內容：叛離雖然比較能夠輕易視為一種二元選擇（要嘛叛離，要嘛不叛離；但這樣的說法也是一種簡化），抗議卻可以用不同程度的音量與形式行使。同樣的，不同程度的抗議造成的效果差異，可能不只在於接收抗議者的回應程度高低，而是也涉及回應內容的「構成」（例如一定程度的抗議強度造成略加回應的機率比較高，而不太可能引來認真的回應，或是與此相反；明顯可見，不同程度的回應與抗議程度的配對組合會隨個案而異）。
品質衰退與賠償的動態也有可能更加複雜。舉例而言，品質衰退不必然表示賠償是可能的事情。依據衰退—賠償過程當中這個第二階段的狀況不同，抗議有可能會比較強烈、比較微弱，或者根本不出現，而且抗議的缺席也不必然有助於叛離的發生（近來針對氣候變遷與受影響人口的遷徙行為所從事的研究，似乎就證實了這一點。）（推薦閱讀：鄧聿文觀點: 「馬習二會」是「老朋友」敘舊，不必期待北京有政策突破）
＊作者米凱勒．阿拉切維奇Michele Alacevich，義大利波隆納大學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拆解反動修辭的大師：赫緒曼思想傳記》（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