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六四不再只是中國的故事：台灣年輕世代如何重新理解六四？
「我一直就覺得，這（六四）就是一個『他國事務』，」這是今年20歲的蘇悅對六四的最初印象。
出生於民主時代的蘇悅，第一次接觸天安門事件，是小時候在電視新聞上看到香港的六四紀念晚會；直到國中歷史課談到著名的「坦克人」，他才對這段歷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在彰化出生長大，蘇悅坦言自己對於「大中國情懷」感到陌生，因此看到參加相關活動的人，他總是感到困惑。「我自己本身就不是這個背景，然後我也沒有特別認同有一個中華民族，要集體對抗某個政權的想法。」
六四如何淡出台灣社會？
事實上，蘇悅的疏離感並非個案，六四事件在台灣社會中的意義，三十多年來不斷轉變。
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元指出，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台灣與香港都曾出現大規模聲援行動。然而隨著1990年野百合學運興起，台灣民主化進程加速，本土意識逐漸扎根，社會關注的重心也開始從中國政治轉向台灣自身的民主發展。
在這樣的脈絡下，持續關注六四的人，逐漸以具有「大中國思想」背景者為主。
之後，馬英九執政時期，國民黨政府與中國互動頻繁，部分統派人士對六四議題的關注也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由於六四長期被視為統派關注的核心議題，也讓許多本土派人士不願參與相關紀念活動。
直到蔡英文執政後，天安門學運領袖王丹來台任教，並串聯台灣、香港與中國的學生共同討論六四議題，才逐漸凝聚不同政治立場的年輕世代，重新關注這段歷史。
現在的台北六四晚會，已經慢慢從統派占多數，轉變為本土派的主場，「現在台北的六四，已經展現了跟 1990年代以前的六四完全不同的面貌。」曾建元表示。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如何喚醒天然獨世代？
而對蘇悅來說，改變他看法的關鍵之一，是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當時約兩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抗議中國政府對香港自治空間的持續壓縮。如同1989年香港人關注北京學生運動，2019年的台灣社會也流傳著一句話：「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蘇悅回憶，小時候對中國侵略台灣的企圖心，並沒有太深刻的感受，直到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他才開始意識到，即便是一國兩制，也無法真正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覺得現在的生活沒辦法一直保持，」蘇悅強調，「好像需要一直去對抗、記憶和回顧那些正在流失的東西。」
也是在當時，蘇悅開始意識到：「香港對抗的事情，和我們對抗的事情是一樣的。」
兩種政治立場，因「反對威權」在台北聚首
出於對六四紀念支持者的困惑，與對這段歷史的好奇，去年蘇悅首次參加了在自由廣場舉辦的紀念晚會。
由於當時網路上有人揚言要在晚會現場發動攻擊，因此現場警力森嚴，氣氛相較平常緊張，「那種感覺好像不只是在紀念那些人（六四民運人士），也是在對抗某種比較激進的共產勢力，」蘇悅觀察。
他也提到，現場參與者的組成與他過去的想像並不相同。從前他以為紀念六四事件者，多為有「統一思想」的人，不過實際去現場後，才發現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反而因為同樣反對威權而聚在一起，「我覺得是兩種人都有，一種是大中國思想，然後另外一種就是支援民主、反對威權的這種類型。」
即便國族認同不一，蘇悅依然感受到在場的人追求的價值是相同的。「六四事件不只是中國的事，也是全世界人民集體對抗威權和民主和自由的一件事。」
當台灣成為最後的紀念地
如今，台灣已經成為全世界華語地區，唯一能公開紀念六四的國家。
曾建元認為，六四不僅僅是中國的人權議題，更和台灣人的未來高度相關，「如果台灣不再紀念六四，那麼維持台灣民主的社會力量，我們的公民精神、立國精神就蕩然無存了。」
而談到「民主富二代」這個稱呼，蘇悅沒有表示排斥，「我覺得這是實話。」
蘇悅認為，正因為成長於自由社會，這一代人有更多機會關注性別平權、少數族群權益等不同議題；但享受民主成果的同時，也更應該理解民主從何而來。「我覺得也應該去了解歷史，應該去知道我們現在是民主富二代。」
從反送中運動到六四紀念晚會，這些經驗讓他逐漸意識到，今天習以為常的自由與民主，絕非理所當然。
「現在的生活不是那麼簡單，是之前有人努力過來的，」蘇悅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