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紀事：旗袍並非為了約束身體而存在，更不只有曲線玲瓏的一面

WHEN WE TALK ABOUT NEW LANGUAGE

與喘著氣的人力車夫擦肩而過，頭上懸著大大小小晃動的招牌，棉布長袍隨著匆促步伐泛起皺褶，來到人頭湧湧的拐角處，不是賣豆漿油條的老店，而是擺著新鮮出爐《禮拜六》的中華圖書館。每逢星期六，上海的書店門還未開，已有一群秀髮燙得油亮的都市婦女在守候，急著買這本輕薄玲瓏的周刊，想追看痴男怨女的峰迴愛情路。

民國初年的文壇捲起一陣新風，知識分子伏於書案上，琢磨著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來創作。他們銳意剷起舊土，沒料到卻讓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這些野草種籽發芽生根。專寫才子佳人的哀怨情仇，試問又擔起救國救民的重任？偏偏卻是這些「庸脂俗粉」，最能討得大眾讀者的歡心，就連魯迅先生的母親也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張恨水的忠實粉絲，常囑託兒子買新出版的小說。

改革從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靠文人高高在上的勸世宣言就可成就。常被詬病為靡靡之音的鴛鴦蝴蝶小說，不外乎寫歌女在動盪時代下的戀曲，或是京劇男旦被軍閥殘害而自殺的悲劇，除了賺取女子落在繡花紗帕上的熱淚，也意外讓白話文真正走入社會生活。這類通俗言情小說，白話中夾雜著古雅文言，題材意識上又未能提倡民主科學、痛斥時弊，半新不舊的模樣，就好像仍然纏著小腳的女兒家，剛從覆亡的晚清走出來般。但是，新與舊又何曾有一條明確的界線，可以一夜之間就徹底跨越？

常說語言為思想的載體，時值皇朝傾覆、西風東漸的新世紀，衣飾也何嘗不是尋常無聲的語言？由寬袍大袖到婀娜修身，旗袍的嬗變慢慢發生，一幅幅裹身的長布在剪刀裁衣聲裏，印證思想變化的激盪。

旗袍自滿清旗裝而來，清末的女伶就已流行男裝女着。到了女權覺醒的民初，女性為了追求與男性平等，一心摒棄所有女性化特徵，張愛玲在《更衣記》寫道：「五族共和之後，全國婦女突然一致採用旗袍，倒不是為了效忠於清朝，提倡復辟運動，而是因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就是這樣，連旗族女子都嫌「缺乏女性美」的旗袍，一下子受到漢人女子青睞。張愛玲用「嚴冷方正」來形容當時的旗袍，恰切地表達了那份偏執又決絕的平權理想，也令人想起最初倡議用白話文的文人一樣，一心只想破舊立新。

如我們所知，旗袍沒有一直以嚴冷方正的面貌流傳，在性別解放的思潮下，女性也不只追求看起來與男性一樣，在二十年代 FLAPPER 風尚影響之下，有的女子更穿起裁短及膝的旗袍，露出絲襪與高跟鞋，大膽又佻皮，好像隨時會笑著跳舞倒進你的懷裏。為了方便走動，旗袍漸漸有了開衩設計，不想那麼性感，也有裁成立體波浪邊的款式；後來又有人覺得立領不適合炎夏，掀起「廢領」的熱潮，影星梁賽珍就曾穿過一字領的旗袍留倩影。

在二、三十年代，旗袍並非為了約束身體而存在，更不只有曲線玲瓏的一面。若你樂於坦胸露臂，自可訂製網眼透視的款式；喜愛東西交融的含蓄優雅，除了纖挑修腰的長裙，也有上身為傳統領式、下身為印花 A 字裙的設計。張曼玉在《花樣年華》的旗袍造型深入民心，其實在《阮玲玉》中扮演阮氏一角，她所穿的旗袍有不少幾何線條，也是參考了三十年代 ART DECO 風行中國的潮流。跟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文白雙語」並行一樣，旗袍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亦不斷翻出新意。

不刻意去為新舊交替立下分界，不抗拒外來的思想文化，也不鄙棄自身的美學傳統，才有了這麼蓬勃多彩的衣裝風格，旗袍的花期才可以那麼長，那麼歷久常新。張愛玲一張著名照片，也就是穿著清裝大襖所拍，為求上鏡一點，她又在外面加上浴衣，就好像她作品中的男女也活在封建與摩登之間，寫得既有鴛鴦蝴蝶的針法輪廓，內裏卻縫入了現代的精神。語言或時裝，都無法強求一夜之間的革新，所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你回過頭去看，原來都如豐子愷所寫的「漸」，一天一天、一時一時、一分一分、一秒一秒地，圓滑而緩慢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