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榮欽專欄：為什麼霍諾德敢爬台北101

本週六（24日）上午霍諾德（Alex Honnold）將以徒手攀岩（free solo）的方式攀爬台北101大樓，也就是將在徒手、不使用任何安全措施的情況下攀爬。Netflix將以《赤手獨攀台北101》（Skyscraper Live）同步向全世界播放。

為什麼霍諾德敢於以徒手獨攀的方式挑戰 台北101大樓與酋長岩（El Capitan）？在紀錄片《赤手登峰》（Free Solo）中，醫生曾經以MRI（核磁共振儀）掃描他的大腦，結果顯示當他觀看引發恐懼的圖像時，大腦杏仁核的活動程度異常低，這表明他處理恐懼的方式與常人不同，需要更強烈的刺激才能產生恐懼感。同時霍諾德在尋求刺激的量表高於其他人，顯示他需要更高的刺激才能滿足需求。很多人以此解釋正是因為他天生與眾不同，所以他敢於從事一般人所不敢挑戰的徒手獨攀，並且必須做到這種程度才能感到刺激。

雖然霍諾德的前女友們也曾以類似的說法描述他，但是他本人對這個解釋十分不以為然，反對以人的本質來解釋徒手獨攀。他表示自己的杏仁核之所以對恐懼的活動程度較低，並非天生如此，而是後天訓練使然。他並非沒有感受到恐懼，在高空中他同樣會恐懼，但是他「訓練自己的大腦去控制恐懼」，使其專注於數據和準備，而非情緒反應，「與其說這是基因決定，毋寧說這是過去經驗的總和」。正是因為他在攀岩中專注於當下的活動，而非恐懼，使他能在高風險環境中保持理性與冷靜。

攀岩的「風險」是可以控制的

以他聞名於世的《赤手登峰》攀登酋長岩為例，酋長岩位於美國加州的優勝美地的國家公園內。在100萬到130萬年前，冰川切割出優勝美地峽谷時，酋長岩因為是整體的花崗岩，冰川難以下手，造成高達975公尺近乎垂直的壁面，成為攀岩者難以跨越的巨石。直到1958年，由 Warren Harding 帶領的隊伍，在各種工具的協助下，歷經 18 個月的計畫，在岩壁上攀登47 天，經由The Nose Route才首次登頂。到了2018年，霍諾德吸取前人經驗，首次以徒手獨攀的方式登頂時，只花了3小時又56分鐘就順利登頂。

霍諾德對於多數人認為他不要命的說法不以為然，認為大多數人搞錯了決策模型，因此誤解了他，他並非如多數人想像的是風險愛好者。霍諾德將攀岩的「風險」與「後果」分開，徒手獨攀的「後果」很嚴重，一但失手就會失去生命，但是攀岩的「風險」是可以控制的，可以經由事前的準備與詳細的規劃而將風險降到極低的地步，因此說他是風險追求者誤解了他，可以說他的一生都在為降低風險而努力。他認為和搏擊或是拳擊賽相較，徒手獨攀只是後果十分嚴重，但是風險要低得多：幾乎每位自由搏擊選手或是拳擊手必定在比賽時受傷，而且因為必須和同樣會思考的對手對抗，所以必然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情形，或是明明知道，但卻不及反應而受傷的風險。但是徒手獨攀則不同，攀岩家可以在保證安全的情形下事先練習，而且岩石不會移動，也不會迅速回擊，只要規劃得當，幾乎不會出現意料之外的情況。從這個角度而言，徒手獨攀的風險比大多數對抗競賽的風險更低，只是大多數人被其失手的嚴重後果嚇到，而對徒手獨攀的風險有錯誤認知。

舉例來說，霍諾德準備了整整兩年才徒手獨攀酋長岩，事前經歷過無數次探勘以及在安全繩的保護下攀爬，將每一段的岩石狀況與攀爬方式記錄下來，直到記下每一個動作的順序，甚至變成肌肉記憶為止，他有時甚至會在安全繩保護下故意墜落，來學習如何恢復，凡此種種準備，都是為了降低徒手攀爬時的風險，以克服恐懼。

他仔細規劃路線（即the Freerider route），考慮到天氣與身體狀況等細節，並事先在兩處放置飲水和食物，可以補充體力並稍做休息，最大限度地減少環境不確定性。

即使在沒有攀爬時他也在準備，他花費大量時間在腦中演練每一個岩點的攀爬動作，與可能發生的情況，做到將每一個動作能夠進行視覺化演練，以便能夠對路線上數千個岩點和動作的掌控，目的是將攀爬從高風險的活動，變為可預測的例行公事（routines）。

絕大多數時候，霍諾德都在有保護措施情況下攀岩，真正的徒手獨攀僅有5%，而他深知徒手獨攀的風險，因此每一次徒手獨攀都是在類似上述的詳細規劃與準備下實施，將風險降到最低，因此他覺得自己並非如外界般認為追求風險以滿足刺激，而是用盡一切力量將風險壓到最低後，才攀上岩石。

為什麼是台北101

攀爬台北101大樓也是。早在十多年前，霍諾德的友人便建議他應該挑戰台北101。從攀岩的角度而言，台北101有幾項特色十分吸引人。首先，專業攀岩者希望挑戰的人工建築，通常希望十分巨大，且具有全球知名度及象徵意義，曾經是世界第一高建築的台北101滿足這個條件。其次，這個建築在外觀上要有些變化，讓攀岩者可以變換姿勢挑戰，才不會過於單調，尤其在全球直播中，過於單調的攀爬會讓觀眾覺得無聊，很難集中數小時的注意力在單調且重複的動作上。台北101大樓外的各種裝飾，正好符合這項要求。最後，攀爬世界知名建築物的許可通常十分困難，曾經攀爬過台北101的「法國蜘蛛人」羅伯特（Alain Robert），變曾經多次在未經許可下挑戰世界各地摩天大樓（如台北101、杜拜哈里發塔、巴黎道達爾塔等知名建築）而遭到逮補，本次的「赤手獨攀台北101」，不僅在台灣政府與台北101董事長賈永婕等人的支持下獲得允許，還有Netflix同步對全球直播。無論從任何角度而言，這都是一次絕佳的機會。

霍諾德之前已經研究過台北101，他透露為了本次攀爬，他做了兩個多月的規劃與準備，所以在他看來，這次爬台北101和他幾乎每天都在做的攀岩沒什麼不同，儘管失手的後果十分嚴重，但他並不認為中間存在極高的風險。

仔細觀察霍諾德對於攀岩的論述，就會發現他其實是在理性的架構下討論攀岩，和外界對於極限運動者的想像十分不同。

理性是什麼意思？在傳統的理性模型中，我們假設人們可以根據當前的狀況，設想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景，據而擬定出不同方案。人們會評估每種方案可能發生的機率以及後果，然後從中選擇一個最佳方案。

這種理性模型到今天仍是經濟學等學科的主流思考方式，司馬賀（Herbert Simon）是最早對這種古典的理性模型提出系統性批判的人，他的研究讓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圖靈獎等等數門學科的最高獎項。

司馬賀指出，傳統的古典理性模型並不符合人類的決策模式，因為其假設人類有無窮的認知能力，但事實上人的大腦認知能力有限，無法處理過分複雜的資訊，以及計算所有可能的結果。而且人很多時候沒有模型假設的所有資訊，無法得知所有可能方案的細節，更不用說有時還面對決策的時間壓力等限制，這都讓人類的決策不像古典模型般所設想般理性。

司馬賀因此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bounded rationality），人雖然想要理性，但是受到認知能力、資訊等種種限制，他提出「滿意」（satisfying）模型，主張人並不是如「經濟人」的假設一樣，在限制下尋求最大化的最優解（optimizing）。換句話說，人類做決策時，通常並不如古典理性模型所假設的，擁有完全資訊並且能夠列舉所有可能的方案，然後可以精確計算各方案的效用，從而選擇最優解。

人類決策時真正所做的事

人類決策時，真正所做的是，在搜尋與認知成本的限制下，選擇第一個「夠好」而非「最好」的方案，也就是那個能夠在所有重要指標上，滿足最低可接受標準的解決方案。這會產生一些根本的改變，例如人類決策將會從只注重結果的實質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轉變為注重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關注決策過程的有效性。而且人類的決策也不再像極大化模型或是賽局理論一樣，屬於靜態的決策，一下子就算出最優解，並且一直選擇它，而成為一種動態適應性的產物，根據經驗和環境調整預期目標，學習的過程變得十分重要。

以霍諾德攀爬酋長岩為例，古典理性模型會認為霍諾德列出所有可能登頂的選項，然後分析每一個方案的得失利弊，找出最佳的攀岩路線。很明顯，古典模型並不符合事實，例如雖然霍諾德可以知道當時已知的酋長岩登頂路線，但是他不可能知道所有可能的登頂路線，也不可能逐一分析所有路線徒手獨攀的優劣，進而找出最優解。

司馬賀的滿意模型則主張，霍諾德會先設定攀登酋長岩的「願望水準」（aspiration level），界定什麼樣的結果是「可以接受的」，而非什麼是「理論上的最優結果」。因此每個人的人生經驗等因素，會影響最後的選擇。願望水準通常來自過去經驗、同儕或競爭者表現、制度規範或組織慣例等，是霍諾德過去人生經驗的總和，影響了他設定何謂可以接受的水準。

設定願望水準後，霍諾德便會逐一搜尋可行方案。但是和古典理性模型不同，霍諾德既不知道也不會列出所有可能選項，而是依既有程序、管道、或習慣逐一搜尋可行的方案，因為搜尋本身是有成本的，包括時間、認知負荷以及和其他人的協調成本等等。

最重要的是，霍諾德一旦找到「滿意」的方案即停止搜尋，也就是當某一方案已經達到或超過願望水準時，就會被接受，並且加以執行，不再比較是否存在更好的方案，這便是「滿意」與「最佳」的關鍵差異所在。

而對於霍諾德而言，找尋滿意方案的過程是動態適應的，是他在特定的路線中，不斷地嘗試而逐漸修正成形的，而且願望水準也可能隨之改變，而不是一開始就找到最優解的靜態結果。

不過歷史發展的諷刺是，雖然司馬賀是提出有限理性的第一人，但是後來學界的發展，逐漸降低其中的不確定性成分，更偏向Kahneman和Tversky兩人所開創的 heuristics和biases路線，也就是找出人類理性偏離古典理性模型的各種認知偏誤。

除了古典理性模型之外，我們可以對這個議題挖得更深一些，這也是大眾的另一個誤解之處。霍諾德曾經在攀爬酋長岩時說：「做一件從來沒人做過的事，其中最困難的地方在於：你怎麼知道自己已經準備好了。」當後果如此嚴重時，如果沒有先例可循，攀岩者如何判斷自己的準備已經足以降低風險到可以接受的範圍？攀岩者會不會擔心死亡，而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之中，無論如何努力都擔心自己的準備還差一點？從而陷入恐懼之中。

這個問題的本質其實不是準備是否充分，而是面對的事件的獨特性。當面對一個前所未見或是十分罕見的事件時，別說古典的理性模型，連司馬賀等人的有限理性模型都會失效。

在解釋之前，我們必須先介紹「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差異。風險是指我們對於各種意外發生的機率，可以加以估計；而不確定性則是指哪些未知結果和未知機率的事件。

能夠估算機率就能夠管理風險

機率已經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氣象局不知道下星期是否會下雨，但是他們可以估算出下雨的機率；經濟學家無法得知明年景氣會變好或是變壞，但是他們可以估計變好或變壞的機率。風險便是指那些能夠估算機率的事件。

能夠估算機率這點十分重要，因為能夠估算機率，就能夠管理風險。事實上風險管理已經變成一個極為龐大的產業群組，例如保險和金融產業、會計、資安和能源產業，都與風險管理高度相關。

風險屬於「已知的未知」，但有些事件屬於「未知的未知」，或稱為「黑天鵝」，也就是不確定性。既然不知道結果，也無法估算機率分配，那麼就無法對可能發生的情形給予合理的估計，進而找到適當的反應，來決定降低、移轉或對沖風險。

John Kay和Mervyn King所著的《極端不確定性》一書中，對這個問題有精彩的討論。當不確定性發生時，人們不僅無法追求「最優解」，甚至也不是Kahneman和Tversky有限理性模型所謂的和理性「偏誤」（bias）。許多所謂的「偏誤」，其實極端不確定的複雜世界而生。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中，演化導致人類推理出現一些應變特質。

霍諾德的問題也是如此，當從事一項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情時，攀岩者怎麼知道自己的準備已經充分到足以降低風險到可以接受的地步？事實上，如果一項事件過於複雜或是屬於無法估計機率分配時，人們永遠不可能真確知道自己已經準備好了。但是若面臨的事件獨特性並非如此之高，也許不確定性也不會這麼高，人們是可以大約估計機率，並設想反應是否足夠。也就是說，霍諾德當時雖然是第一位徒手獨攀酋長岩的攀岩家，但是他並不是第一位攀爬酋長岩的人，也不是第一次攀爬就已無保護的方式進行。相反的，霍諾德當時已經可以從前人攀爬的經驗，和自己在有保護的情形下逐漸試誤，獲得的資訊足以讓他對攀爬酋長岩做出足夠的判斷，自己的準備是否充分。就如同應對任何風險一樣，霍諾德的估計不是完美的，但是已經讓他有足夠的資訊加以判斷。

那麼攀岩界有沒有比霍諾德更瘋、更不理性，並不是在風險下攀岩，而是追求在不確定性下攀岩的大神呢？有的，這便是加拿大的傳奇攀岩家馬克－安德烈・萊克萊爾（Marc-Andre Leclerc）。萊克萊爾和霍諾德一樣，都喜歡徒手獨攀（free solo），不過他經常看到一座山岩，便滿心歡喜地迎上前去攀爬，不僅是徒手獨攀，而且是首次徒手獨攀首攀者（First free solo ascent），這是攀岩界的最高難度，也就是不僅是徒手攀岩，而且是在從未練習的情形下，徒手攀爬人類從未爬過的高山。在這種情形下，萊克萊爾不僅沒有前人攀爬的經驗可供參考，連自己在有安全繩保護下的練習都未曾有過，就直接上去。換句話說，萊克萊爾的這些攀岩，不僅完全沒有他人的資訊，也不像霍諾德一樣，在安全繩的保護下，獲取岩點與姿勢的資訊，更沒有像霍諾德一樣，可以在練習時，先將不穩的石塊帶下山，事先去除風險。在毫無前例的情況下，萊克萊爾的攀岩連風險都談不上了，是真正在不確定性下攀岩。而且萊克萊爾還不僅於此，他首次徒手獨攀首攀的對象不僅是岩壁，還包括雪壁，以及混合岩石與雪的岩壁，是攀岩界中極為罕見的存在。

萊克萊爾曾經以這種方式攀登加拿大羅布森山 (Mount Robson) 的帝王山壁（Emperor Face），被認為是攀岩界的大突破。可惜的是，他就單身一人完成後下山，一位導演氣得質問他為何不通知他們跟拍？萊克萊爾只輕描淡寫地說：「因為那樣就不是獨攀（solo）了。」連霍諾德都讚揚萊克萊爾攀岩之心的純粹。

終於萊克萊爾還是留下一部紀錄片《登山者》（The Alpinist），雖然不像《赤手登峰》一樣獲得奧斯卡獎，但是在攀岩界其地位完全不遜於後者。可惜的是，在影片上映前，他就不幸在山上遇到暴風雪過世了，結束了他短短25年的一生，彷彿成了不確定攀岩中的確定事件。

※作者為作家，INSEAD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