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名暉：卓「院長」東京現身背後的「高市主義」

2026年3月7日，當台灣行政院長卓榮泰現身日本東京巨蛋，為世界棒球經典賽（WBC）的台灣代表隊歡呼時，表面上看似體育活動，本質上已是台日關係的「桌球外交」版本。這是1972年台日斷交54年來，台灣首位「現任閣揆」踏上日本領土的歷史性突破，其訪問日期更精準對應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的65歲生日。

在國際關係的語境，沒有純粹的巧合。卓榮泰的破冰之旅，是台日雙方對「戰略模糊」紅線的一次聯手跨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隨即在隔日的中國全國人大記者會上嚴詞批駁，凸顯北京對此發展的高度忌憚。然而，若將視野拉高，這場訪問只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在檯面下，高市早苗政權正以驚人的速度與決心，推動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典範轉移，並將台灣的防衛實質鑲嵌進一個由日本主導、涵蓋整個東亞周邊地區的「準同盟」（Quasi-alliance）網絡之中。

趨勢轉向 從「戰略模糊」到「操作性清晰」

要深刻解讀日本對台政策的轉變，必須先檢視高市內閣在戰術執行層面的激進調整。過去，日本受制於和平憲法與對中經貿利益的牽絆，在台海議題上長期奉行「戰略模糊」，即使是提出「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具體承諾上也保持著一定的彈性空間。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後，迅速將這一理念轉化為具體的政策行動。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公開發言中明確暗示，若台海爆發危機，日本有可能行使自衛權，將對台動武視為對日本生存的直接威脅。這項極具突破性的戰術表態，立刻引發北京的強烈反彈；中國不僅將其視為對核心利益的嚴重侵犯，更祭出史無前例的經濟脅迫，全面暫停對日本的稀土與鎵等關鍵礦物出口。

面對中國的極限施壓，高市內閣並未退縮，反而加速推進「操作性清晰」（Operational Clarity）。在人事佈局上，高市任命強烈挺台、極具保守派色彩的木原誠二（Minoru Kihara）出任內閣官房長官，從最高決策圈定調了親台抗中的路線。在實體軍事準備上，高市強調建立「全域安全」（All-domain security）思維，將防衛領域從傳統的海空武力，大幅延伸至5G通訊、低軌衛星、網路安全與半導體供應鏈的防護 。

這種戰術上的「清晰化」，意味著台日之間雖無明文的軍事同盟條約，但在平時的情報共享，如雷達預警與開源情報、能力整合以及危機應對的協同上，已實質運作如同盟邦 。卓榮泰的東京之行，背後必然伴隨著雙方國安高層針對應對中國灰色地帶（Gray-zone）衝突的深度對話。

戰略構想 「高市主義」與「準同盟」網絡

高市早苗的對台戰術轉向，並非盲目的軍事冒險，而是服務於其更宏大的國家戰略構想的「高市主義」（Takaichi Doctrine）。

高市深知，當前的日本正面臨雙重結構性危機：一是中國、俄羅斯與北韓日益緊密的軍事協作所帶來的地緣包圍；二是隨著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政府重返執政，華盛頓「交易式外交」與孤立主義傾向所帶來的安全承諾不確定性。為降低對美國的過度依賴並擴大日本的戰略自主性，高市大膽拋出「準同盟」的大戰略構想 。

在此戰略架構，高市積極推動將台灣、歐洲、澳洲與印度等民主夥伴，編織進一個由日本扮演關鍵樞紐的安全網絡。高市認為，民主國家必須跨越過去的戰略忌諱，建立實質的結盟關係以保護彼此的生存空間 。對台灣而言，這種「準同盟」被定位為一種功能性的安全夥伴模式；它不必然要求日本在戰時立即派兵參戰，但強調在平時建立不可切斷的科技、經濟與情報防護網，從而極大化對北京的威懾力 。

高市內閣正試圖透過推動憲法增設「九條之二」，明確賦予自衛隊「國防軍」的地位，並完善反間諜法與緊急事態條款，為這個「準同盟」網絡提供堅實的國內法理支撐 。這種戰略部署顯示，日本已決心從二戰後被動的「和平主義者」，蛻變為印太地區秩序的「積極塑造者」。

聯動東亞　第一島鏈的網格化重構

日本對台政策的調整，直接牽動整個東亞與西太平洋周邊地區的戰略重構。高市內閣的「準同盟」概念正迅速向南延伸，推動第一島鏈從過去「軸輻式」（Hub-and-Spoke）的雙邊同盟，演化為相互交織的「網格化同盟」（Latticework of Alliances）。

在東南亞方向，日本於2025年提出「促進防衛合作的日本-東協部長級倡議」（JASMINE）。這項倡議有別於引起東協國家反感的「亞洲北約」硬性框架，而是以維持現狀、防衛交流、聯合研討與能力建構為四大支柱，柔性地將東協國家納入日本的安全對話體系。配合「官方安全援助」（OSA）機制的擴大，日本積極向越南與菲律賓提供海岸雷達與巡邏艦，實質提升南海周邊國家的海事拒止能力 。

其中，菲律賓的角色最為關鍵。隨著日本與菲律賓簽署《相互准入協定》（RAA），由美國、日本、澳洲與菲律賓組成的「四國機制」（The Squad）已正式成軍，並常態化在南海與西菲律賓海進行多邊聯合巡航 。

小多邊（Minilateral）機制的運作，不僅是為了牽制中國在南海的擴張，更是防範台海衝突爆發時，解放軍從南翼突破島鏈的企圖。日本透過深化與澳洲及菲律賓的防務合作，實際上已經鞏固台灣防衛的南向側翼。

角色放大　從「矽產業」到「多元貢獻者」

面對日本與周邊國家在第一島鏈的積極佈局，台灣應轉變過往的被動待援角色，靈活運用自身的經濟與科技優勢，主動與這個「準同盟」網絡進行戰略對接，放大自身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

首先是在高科技與供應鏈安全的深度綁定。AUKUS（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第二支柱（Pillar II）積極推動人工智慧與無人載具的聯合研發，而日本也被納入此一高科技防禦合作的框架中。然而，這套系統的底層邏輯完全依賴於先進半導體，這使得從日本九州，以台積電熊本廠為支點，向南延伸至台灣的「東亞矽島鏈」，成為AUKUS與日本防禦戰略中「不能明言的隱含任務」。台灣透過掌握關鍵技術的節點，確保自身在全球安全格局的不可替代性。

更具突破性的是台灣在區域防衛責任上的主動承擔。2025年底，美國「美中經濟暨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在其年度報告中正式建議，應將台灣納入美國的區域防禦規劃，並呼籲授權台灣出資協助升級菲律賓的軍事基地以及日本西南諸島的防禦設施。這項建議打破過去台灣僅能「自我防衛」的框架，賦予了灣成為「區域安全投資者」的新角色。

對此，外交部長林佳龍明確給予正面回應，表示將這些建議視為未來優先考量的施政方向。事實上，台灣的資本與產能已經開始南向投射。為了對接美、日、菲三國共同推動的「呂宋經濟走廊」（Luzon Economic Corridor），台灣不僅籌組了龐大的投資考察團，推動「台灣-菲律賓經濟走廊」的構想，更鼓勵指標性電子代工企業大舉將產能轉移至菲律賓。透過這些地緣經濟（Geoeconomics）的操作，台灣正實質參與第一島鏈南端的基礎設施與供應鏈重構。

社群重組　東亞安全的新格局

總結2025至2026年的東亞安全情勢，我們見證一個以日本為樞紐的新安全秩序正在破繭而出。卓榮泰院長的訪日，正是台灣對於高市早苗政權「準同盟」戰略的正向呼應。

高市早苗以其強烈的戰略意志，突破日本戰後數十年的自我設限，將「全域安全」的保護傘實質延伸至台灣與菲律賓，並透過JASMINE倡議與The Squad四國機制，編織極具韌性的區域圍堵網，在美中之間展現自身對鄰近國家賦能的效應。

對台灣而言，這是一個充滿風險但同時蘊含巨大戰略機遇的時代，特別是心理與身分的調整。台灣應憑藉具備強大科技實力與資本投放能力，作為安全社群「關鍵持份者」。透過半導體產業鏈的綁定、對周邊國家防禦設施的潛在資助，以及靈活的價值外交，與整個東亞安全社群的命運深度交融。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