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伊朗與西藏──宗教的衰亡與致命的勝利
張理晨／文藝工作者
2026年，美國總統川普發起了兩次軍事行動。一、「絕對決心」：2026年1月3日至4日，剷除委瑞內拉的毒梟政權；二、「史詩怒火」：2026年2月28日至今，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合作，消滅伊朗假冒阿拉之名的邪惡神權之核武能力。對國際地緣政治稍有涉獵的人，都看得出來，這兩次軍事介入，旨在清除由中國和俄羅斯帶頭的滋事生非協力國。
在截至目前為止的國際亂局中，宗教領袖的發言，有何意義和作用？如何達到和平？以宗教的方式能達到嗎？若不能，為何宗教在國際政治中，如此無能為力？西藏和伊朗，都是政教合一的政權，前者因為被中國佔領國土而流亡，後者因為得力於中國輸出海外的監控系統而殘存至今。物質至上、貶低精神的中國共產黨，以哪些手段，破壞藏傳佛教的轉世傳承、修行進路和德行的圓滿狀態？象徵藏傳佛教之神聖性和崇高性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分別遭遇了哪些劫難？
在當前國際亂局中，軍事方面的勝利，奠基於敵方和我方的傷亡；和平，必然是染血的和平。
一、宗教領袖的空話
針對美國和以色列聯合發動的突襲，伊朗既有政權的領導者和官僚們，雖已遭暗殺身亡，軍方仍以擴大戰場和封鎖荷姆茲海峽來延續混亂。亂局屆滿一個月之時，羅馬天主教教宗良十四世和藏傳佛教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相繼公開呼籲「世界和平」──放下武器和暴力。
宗教領袖未言明的是：該放下武器的一方，是誰？破壞國際秩序、濫用武器和暴力的一方，是誰？為了維護國際秩序，而拿起武器，展現力量，承擔敵方之傷亡存滅和我方之生死犧牲的一方，是誰？在宗教人員的性侵醜聞滿天飛的時代（註１），宗教領袖的話語，是否還具有正面的影響力？是否顯得過於天真？何謂和平？以哪些政治策略和方法達到？難道今天的香港──一切抗爭，都已被鎮壓；一切活動，都在中共科技監控之下──處於和平狀態嗎？若只求消除衝突，那麼，只要姑息惡勢力，或縱容惡勢力進行鎮壓和監控，即可達到──維持一個再也無人提出異議，再也無資源去組織政治行動的──虛假和諧。或甚至：嚴管新聞媒體，壓制、杜絕真相，禁止報導中東亂局和全球油價相關議題，即可製造出一個無知、無真相、洗腦式的和平泡泡，一如北韓人的生活處境。
宗教領袖無法針對當前的國際政治亂局，分析問題所在，提出解決策略，雖呼籲世界和平，卻逃避指出──誰，濫用暴力？誰，該放下武器？宗教領袖終究只享有空洞的國際聲望，卻無能承擔國際責任，其話語只是無力量的空話，甚至極可能被中國視為畏戰和屈服的徵兆。在人們的生命中，「世界和平」這句空話，也難以凝聚為集體的政治行動。宗教的衰亡，體現於它在當今國際亂局中的無能為力。
二、失落的國際正義
西藏和伊朗，都是政教合一的政權，命運卻截然不同。
達賴喇嘛政權，深受西藏子民的愛戴和擁護，卻在中共強行入侵之下，不得不流亡印度。世界屋脊西藏，則淪為在中共全面壓迫之下，無佛、無懺悔、無因果業報也無解脫的極苦無間地獄。在印度德蘭薩拉，達賴喇嘛創建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民主政府。於2011年，主動放棄了藏傳佛教律法中，他一人握有的合法、至高、神聖之君權，實施司政民選，戮力於在流亡社群中，落實出以法治、正義、慈悲與平等為原則的社群。
以藏傳佛教為基礎，在艱苦中，逐步改革並實踐出來的自由民主社群，卻在國際政治中，以及中共的暗中操控下，無法獲得應有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發言權。德蘭薩拉流亡社群的後代必須選擇：入籍印度，取得護照，獲得投票權、財產擁有權等基本人權，以及在國際間自由移居的權利；或者，維持政治難民身分，跟隨達賴喇嘛的信念──「終將返回家園」，抱持對達賴喇嘛的絕對忠誠，願意捨棄印度政府保障的參政權和其他基本人權，移動範圍僅限於：印度境內，以及少數接受以印度身分證即可申請簽證的國家。
至於伊朗，則因為有中國和俄羅斯兩大極權國家的撐腰，即便人民起義，爭取真正的民主，在血腥鎮壓過後，又得力於中共輸出海外的監控系統，而得以泯滅異議，殘存至今。在伊朗，「政治權力」已扁平化為「掌握監控權限」。政治，不再是集結眾人力量，共同合作、創造正義、落實平等的場域，淪為一面佈滿監控螢幕的技術極權高牆。美國和以色列這兩股外於伊朗的正義之力，即便在軍事方面取得勝利，且深受大部分伊朗百姓的歡迎，似乎仍無法取得國際關係方面的勝利。癥結在於，開放社會在自由辯論中追求的共識，加上民主的力量，尚無法推倒以黑箱作業、暴力鎮壓和科技監控三者嚴密建造出來的21世紀極權高牆。
何以如此？何以正派宗教的影響力，逐漸式微？物質至上、泯滅精神的無神論中國共產黨，在正派宗教的衰亡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針對正派宗教的發展，中共以哪些方式，刻意施加阻力？中共要徹底摧毀的，不只是個人的德行和尊嚴，還有任何能夠提高人性，激發人追求良善價值的力量，如：宗教、藝術、哲學、法律……等等。
人格有高低之分，中共用不同的方式對付不同的人。一、對於人品低劣者，中共只需以物質、美色或虛名，即可收買。二、對於人品高尚者（如：維權律師、藝術家、海外異議者……），中共以親朋好友當作人質，或拉攏他們當線人，迫使高尚者屈服。這種手法，是挑起高尚者內在的自我衝突，利用他的情感，去攻擊他的意志力和理念，陷入倫理困境和人格分裂之中，瓦解他追求良善價值的決心。最終，開始自我審查或甚至完全放棄原本的政治主張和一切政治活動。三、對於象徵崇高和神聖的宗教家，中共以政治壓迫，製造出極端矛盾的倫理困境，促使宗教家無法兼顧宗教核心價值的每一個面向，加劇矛盾和分裂，破壞整個宗教體系。
三、中共如何破壞藏傳佛教？
箝制國內外一切表達自由，讓異議者喪失話語權，一向是極權體制的最大特徵。只要是人，極權體制必定找得到迫使對方放棄自由的施力點，如：名利、物質、親情、婚姻，甚至連德行，都可以是施力點。
例如：班禪喇嘛若堅決不還俗，堅持保有完整的宗教自由，他可以在獄中一邊受苦，一邊捍衛第十世班禪喇嘛的宗教尊嚴。「班禪喇嘛」這個法號，不單只屬於個人（額爾德尼·確吉堅贊），還代表藏傳佛教六百年的宗教傳統與歷史脈絡。因此，若堅決不還俗，班禪喇嘛捍衛的，不僅是個人的宗教尊嚴，也是藏傳佛教的宗教尊嚴；他保有的自由，也不單只屬於他個人的自由，而是藏傳佛教的自由；以更宏觀的視角來看，是宗教自由這項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班禪喇嘛可能將以一介活佛的身份，死在獄中，並在藏人社群和以西方為主的自由世界中，贏得美名，成為殉道者，化身為在世界歷史中，被永恆歌頌的崇高象徵。然而，活在俗世中的西藏人民，依然受苦。班禪喇嘛若還俗，從整體的視角來看，必將嚴重破壞藏傳佛教的世代傳承、崇高性、神聖性和宗教尊嚴；從個人的視角來看，也將破壞他的個人修行，大幅降低他的宗教地位，但至少能夠以一名德行高超之凡人的身份，在俗世中，造福他的人民。
這是中共刻意為不受物質和虛名利誘，而且其存在即代表宗教最高價值的高僧活佛，量身訂製的倫理困境：西藏喇嘛來自於轉世傳承，以自身的守戒與修行，代表藏傳佛教的崇高性和神聖性。若喇嘛想捍衛藏傳佛教的核心──轉世傳承，就必須放下他的子民，但是，回應子民的傷痛、貼近子民的苦難，如此的悲憫和濟世，卻同樣是藏傳佛教的核心價值。達賴喇嘛流亡印度，逃過了還俗或暗殺的劫難，維護了藏傳佛教的轉世傳承和僅存的崇高性與神聖性，弘法至西方，代價是離開了大部分西藏子民，至今無力阻止共產黨施加於同胞的宗教滅絕，也無力改變海外藏人後代的失根狀態。中共針對代表藏傳佛教的標誌性人物，以政治壓迫製造出極端矛盾的倫理困境，蓄意破壞高僧活佛的轉世傳承、修行進路和德行的圓滿狀態，意圖瓦解整個宗教體系。
不過，班禪喇嘛證明了：崇高性和神聖性，不必然體現在法號的傳承和個人的戒律中，而可能體現在：為了與西藏子民一同受苦，而不得不破戒的犧牲之中；為了回應子民的苦難，而不得不放棄轉世傳承的殉道之中。在十年牢獄之後，班禪喇嘛放棄了宗教自由：還俗了、結婚了、有了孩子。還俗後，並未屈服於美色和利誘，依然致力於振興並鞏固西藏文化認同，甚至贏得了中國境內西藏人民之領導者的聲望。失去了六百年宗教傳統的加持，放下了喇嘛莊嚴的僧服，還俗後的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依舊贏回了他應有的尊嚴和崇高的宗教地位，成為代替達賴喇嘛的領導者，也因此遭中共暗殺身亡。班禪喇嘛的轉世傳承，就此斷絕在中共的政治暴力之下。
至於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礙於德蘭薩拉流亡政府處於財務困窘中，一旦有仁波切為藏傳佛教帶來收益和影響力，連達賴喇嘛也不便得罪之。《西藏生死書》暢銷全球，帶來收益以及西方民眾的追隨，使得達賴喇嘛對作者索甲仁波切長期性侵信徒的惡行，保持沉默，也未撤銷其「仁波切」的資格。達賴喇嘛長年來的默許，造成許多奉索甲仁波切為上師，但對其性侵行為毫不知情的追隨者，陸續落入魔掌之中。迫於流亡政府運作必需的資金，達賴喇嘛在仁波切性侵事件中，擱置了對德行的要求，成為知情卻沉默的共犯。2017年，時隔二十五年之後，達賴喇嘛終於公開譴責並與索甲仁波切切割，挽救藏傳佛教的名譽。然而，藏傳佛教，依舊蒙上了性濫交和性侵的陰影；達賴喇嘛，在第十四世的作為，也留下了無法抹滅的污點。
金錢與德行的衝突、極端矛盾的倫理困境，都是中共從體系層面破壞藏傳佛教的方式；名利和追隨者的崇拜，則是每一位佛教修行者必須破除的幻象。殉道，在世道艱困中，展現出其殊勝。
四、何謂殉道？
在此疏理文學批評家伊格頓（Terry Eagleton）在《論犧牲》（Radical Sacrifice）中，關於殉道的定義，並闡明構成「殉道」的三個核心意涵。
１、主體被迫放棄了極為珍視、重要性幾乎等同於生命的人、事、物。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放棄了被中共以誘騙和武力入侵所奪取的國土和子民，以保留轉世傳承；班禪喇嘛還俗，放棄了轉世傳承，選擇留在被共產黨鳩佔鵲巢的雪域，指引並撫慰他的子民。二者雖然並未自焚，但都屬於殉道的一種形式。
２、主體承擔真理，以殉道作為見證的形式。西藏喇嘛承擔的真理，從人權方面而言，就是宗教自由；從政治方面而言，是國際秩序中的平等與和平；從宗教方面而言，是藏傳佛教在辯經中，越辯越明的思想精華。西藏喇嘛和僧俗藏人的殉道，見證了遭受入侵和壓迫的事實，以及追求正義的急迫性與必要性。殉道，是一次面向未來、面對他人言說的行動。它所說給後世聽的──是真相；它所要求後世做的──是銘記此刻，在註定將屈服於政黨的扭曲式歷史敘事中，提出質疑，發掘真相。
３、「讓死亡成為屬己之死，把死亡從那股奴役他的外在力量那邊，挽救回來。」死亡如何成為「屬己之死」？殉道者並非不知其所然地死去，而是選擇了一種奠基於真理、真相、德行的圓滿狀態以及對眾生之愛的生活方式。如此的生活方式，使他必得做出生死之決斷。「屬己之死」意味著，殉道者有能力主動擔負起自己的死亡。他看待死亡的方式，如此之慎重；他為之而死的人們，如此之多；他承擔的真理，如此之深刻；他作出的見證，如此之強而有力，使得他就是自己在最終審判上的審判者。他自我審判，他自我評價一生的功過和德行，他定義他自己的死。
在（類）極權體系中，高尚者的犧牲（如：自焚），若非已被當局掩蓋，就是已被黨媒庸俗化、瑣碎化，被貶低為一次輕率的動作。為了對抗這種虛無化的暴力、為了捍衛殉道者的尊嚴、為了銘記真相，我們必須慎重地將其死亡正名為「屬己之死」。唯有如此，才讓死亡體現為肩負真理之主體的責任，也才可能開展出公共性。維護「屬己之死」的公共性，成為活著的人無可逃避的責任。殉道者以德行背負著的真理，呼喚世人主動去承擔，屬己之死喚起生者的責任、勇氣和德行。真理向後代提出如神啟般的要求：銘記此一事件、捍衛自由與主體性、以年復一年的追悼會來對抗強迫式遺忘；真理對後代講述先知式的律令：直視真相、永誌不忘、傳承真相。
殉道者以真理見證人的姿態，面對死亡，死亡就不再是剝奪生命的暴力，也不再是虛無的蔓延。死亡的否定性，蛻變為具肯定性的自由。如此的自由，並非殉道者個人的自由，因為殉道者已死，已無法再享有自由。「屬己之死」帶來的是「贈予世界的自由」，是殉道者贈予後代的禮物，也是後代爭取自由的起點。「屬己之死」並非個人的死，而是為同胞而死、為真理而死、為後代爭取自由而死。這些都是藏人在自焚過程中，身體的每一個細胞，在燃燒的烈焰中，訴說的寓意。
透過媒體圖像，我們看到了自焚中的身體和自焚後的遺體。但是，我們真正應該要見證的是：能否超越視覺的單一維度，領悟殉道者燃燒中的真理、德行、責任與自由？能否批判當代媒體中，屈服於窺視和獵奇的影像暴力？能否批判這個獨尊技術的時代，以滴水不漏的嚴密監控系統，將人的多重面向，扁平化為封閉的網格？能否在可見的遺體中，探求祂不可見的意義、領受祂不可見的啟示？在受難者和殉道者遭受的羞辱中，喚起對於不可見的神聖性和崇高性之敬意？
只有「圓寂」，或是其死亡得以驅散虛無和假象的「殉道式屬己之死」，所展示出的真理維度，才使得死亡成就生命中的圓滿狀態。只有在這種狀態中，死亡，作為一條無出口的狹窄死路，才延展為一望無際的寬闊視野，也才成為贈予後世的禮物。「屬己之死」的圓滿狀態，是以真理的力量、德行的力量、責任的力量和贈予的力量，把死亡從生命的對立面，贏到了生命的無限之中。一如伊格頓在《論犧牲》中所寫：「通過熱切地追求死亡而超越了死亡，將死亡贏到了自己這一邊，由此化解了祂的恐怖。」 （ …will rise above his demise by wooing it, winning it over to his side and thus defusing its terrors.）
無懼死亡，一如達賴喇嘛在《達賴生死書》中，引用了佛陀詩意的教導：「此生轉瞬即逝∕彷彿以枝條書寫於水面」。
五、何謂英雄？
勝利，就像失敗，同樣致命。對殉道者（如：自焚藏人）而言，他們以非暴力的方式，展現出捍衛自主性的力量，為自己和同胞，乃至於藏傳佛教，贏得了尊嚴和敬意。這是「致命的勝利」。
對美國和以色列而言，何謂「致命的勝利」？2026年2月28日開始的「史詩怒火」軍事行動，美、以兩國善用武力，以縝密計畫且英勇無畏的軍事介入，遏止中國和俄羅斯顛覆國際秩序，復甦失落多年的國際正義。和平，不是鴕鳥式的自我欺騙，也不會憑空出現。美國和以色列向全球示範了，追求和平的策略和行動，帶來了國際正義和政治責任。
截至目前為止，美、以兩國在軍事上的勝利，已然包含了敵方的死亡與我方的犧牲。令人痛心地，也包含了一次失誤──美國的一架無人機射擊了伊朗的一間女子學校，造成逾百名伊朗兒童喪命。這是美國軍方公布的調查結果，在國內外激起了人工智慧與戰爭倫理的討論。
在「史詩怒火」軍事行動的勝利中，所有作戰人員和策畫人員，無疑是英勇的。然而，真正令美國和以色列，以高尚的國格而成為英雄的關鍵是──當失誤發生了，秉持公正，展開調查，報導真相，承認失誤，接受批判。真正英勇的作為在於──大破大立，不僅承擔敵方之傷亡存滅，也承擔我方之生死犧牲。
出身於共和黨的美國現任總統川普，是個極具爭議性的人物。他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他在與前總統歐巴馬的政治較量中，是個具種族主義傾向的失敗者；他在與前總統拜登於2020年的總統決選中，依然是個不甚體面的失敗者，甚至間接引發了2021年國會大廈暴動事件；他在與國內民主黨女性政治人物（如：前國務卿希拉蕊和2024年與之競爭總統大位的賀錦麗）的互動中，是個厭女者；他在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合作中，是堅定的同伴；他在2026年的兩次軍事介入中，成為一位與盟友──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共同承擔起生死重任的政治家。
致命的勝利，染血的和平，見證了英雄付出的代價。
（本文完）
註１：藏傳佛教方面，2022年由Elodie Emery和Wandrille Lanos共同執導的紀錄片《藏傳佛教：噤聲秘密》（Buddhism: The Unspeakable Truth）揭露出，世界級暢銷書《西藏生死書》（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的作者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長期性侵信徒。達賴喇嘛雖知情，但保持沉默，也未撤銷其「仁波切」的資格。直至2017年，時隔25年之後，才公開譴責並與之切割。天主教方面，2018年，法國天主教委託獨立於教會的調查單位（Commission indépendante sur les abus sexuels dans l'Église），揭露出70年間，至少有 21萬名兒童遭法國神職人員性侵。這只是天主教在眾多國家中的一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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