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貿易潮流下推廣奢侈品：《乾隆的百寶箱》選摘（2）

北京內城的核心為皇帝住所—紫禁城，服務皇帝的單位內務府是全國最龐大的行政機構，內務府所屬機構50 多處，官員3,000 多位，太監近3,000人，還有三旗內管領下食錢糧、食季米蘇拉4,950 名。內務府所掌握的財政資源相當驚人，其廣儲司銀庫為內務府庋藏金銀的單位，根據《清宮內務府奏銷檔》記載，銀庫依雍正元年奏過黃冊內實存銀832,365.65 兩，雍正二年（1724）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年（1725）八月二十九日止，用銀1,848,900.38 兩。雍正七年（1729），內務府官員雙全奏報銀庫收貯銀359,000 餘兩，遵旨鎔化之色銀1,320,890 兩，得紋銀476,300 餘兩。 雍正七年（1729）至乾隆九年（1744）資料遺失。《內務府廣儲司銀庫用項月摺檔》載，自乾隆十年到六十年（1745-1795）總收入為68,803,253 兩，支出銀兩為67,705,043 兩。平均內務府一年的花費在百萬兩以上，而北京的鋪戶同時提供內務府辦買物資之消費。

祁美琴將內務府的經費支出分成：一、帝、后日常膳食和服御用品的消耗；二、賞賜；三、節日慶典；四、修繕、祭祀；五、出巡；六、衙門辦公費和官員差役人員的薪資。本書利用《內務府廣儲司銀庫用項月摺檔》統計各年支出，重點在於宮廷的服飾、賞賜、祭祀等項目。所以將膳食和服飾分開，修繕與祭祀也分開來。這樣做的用意是著重服飾、賞賜及祭祀中有的洋貨。透過內務府各單位「辦買」的物資，異國奇珍不斷湧入清宮。

內廷生活中重要的支出費用是帝、后們的服御用品。供奉皇太后、皇帝、皇后御用冠服，妃嬪暨皇子、公主朝冠、朝服，皆依定式成造。主要由江南三織造局分織龍衣、採布、緞、紗、綢、絹、布、棉甲及採買金絲、織絨之屬，歲由府擬定式樣及應用之數，奉行織造。三織造額定經費13 萬兩，但是內務府的買賣人仍須在北京辦買各種珠寶、珊瑚、皮張、氈毯等。

清代宮中筵宴名目繁多，由內務府承辦的筵宴主要有皇太后聖壽、皇后千秋節、各級妃嬪的生辰等日所舉行的筵宴，有皇子、皇孫、皇曾孫婚禮中的初定禮、成婚禮筵宴，有皇帝家筵宴及宗室宴，還有幾次大規模的千叟宴等等。皇帝萬壽、元旦及除夕賜宴外藩蒙古王公等，則由內務府和光祿寺合辦。筵宴之後賞給外藩蒙古王公等各種皮張、緞疋等。雖然賞賜物品並非都是洋貨，但檔案沒明顯區分各項賞賜的經費，故按照《內務府廣儲司銀庫用項月摺檔》各年支出

此外，內廷祭祖包括祭神、祭天、祭祖等項，一年之中，大小祭祀不斷，內務府官員辦買各項香供、糖觔、果品、蠟燭等，其中沈香、速香等屬舶來品，其費用也相當可觀。《內務府廣儲司銀庫用項月摺檔》各年支出，乾隆三十五年以前在四萬兩以下，三十五年以後增加到六到八萬。

內務府所需的物資會向北京的鋪戶辦買，因此乾隆年間出現著名的銀樓商號等。潘榮陛撰《帝京歲時紀勝》記載乾隆年間帝京品物，「金銀寶飾，開敦華、元吉之樓；綵緞綾羅，置廣信、恆豐之號。貂裘狐腋，江米街頭；珊瑚珍珠，廊房巷口。靛青梭布，陳慶長細密寬機；羽緞氆氊，伍少西大洋青水。冬冠夏緯，北於橋李齊名。滿襪朝靴，三進天奇並盛。織染局前鞓帶，經從內府分來；隆福寺裡荷包，樣自大宮描出。」

江米街（現在的東交民巷）專賣貂裘狐腋；廊房巷賣珊瑚珍珠。北京百貨齊聚，服玩之好，厭古而喜新；爭奇而誇美者，必曰宮樣。西方研究物質文化的學者認為奢侈品本來是貴族用來顯示特權身分地位的象徵，到消費社會形成後，任何人只要有錢就可以購買到奢侈品。而且貴族的消費模式被下層社會所仿效，隨著城市化更促進仿效的現象，且在城市內造就了這種消費的集中市場。筆者認為乾隆皇帝面臨全球化的貿易，有意推廣奢侈品的使用，在禮制上規定貴族、王公、官員的服飾，並引進西方、西藏等地工藝技術影響北京城市工商業。本書討論的清宮寶藏包含著在1760 年工業革命後全球化貿易的趨勢改變了清宮物品的喜好，乃至影響到禮儀制度的變化，而這些變化都和皇帝設計、西洋、西藏技術支援，以及傑出的執行群臣和手藝精湛的工匠有關。

清宮物資與全球化

過去學者注意到清代朝貢體系，主要透過禮儀制度建立起宗藩等級名分關係，各地的貢物物資的互換，但1760 年工業革命之後，全球貿易興盛，以朝貢名義來進行實質的貿易為必然趨勢。最顯著的是毛皮和紡織品的貿易。十八世紀清朝統治的帝國版圖擴張至喀爾喀蒙古，與俄羅斯接壤。俄國每年輸入中國的毛皮達數百萬張，至十九世紀恰克圖與萊比錫（Lipsia）為全球兩處毛皮貿易的重鎮。在俄國方面的研究已經有很多論著，譬如﹝美﹞克利福德．M.福斯特（Clifford M. Foust）、〔俄〕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俄〕阿．科爾薩克、〔俄〕特魯謝維奇、〔俄〕B. C. 米雅斯尼科夫、〔俄〕謝．賓．奧孔等。 其他還有〔日〕吉田金一、〔日〕森永貴子、〔美〕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等 有關英美毛皮進口中國的資料，以《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為主，記載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由英國、美國進口的海獺、海豹、兔皮等，每年約20 萬元。

筆者曾於2020 年出版《滿大人的荷包》一書，探討晉商在恰克圖販售茶葉的情況，利用了蒙古共和國國家檔案局《恰克圖商民買賣貨物清冊》，該檔案還包括商民從俄羅斯進口的毛皮、西洋紡織品銷遍中國各城市。過去學者以為英國進口的紡織品在中國銷路不佳，所以認定中國人不愛洋貨，若看到數量眾多的俄羅斯商品在中國行銷應該會改觀的。

其次，探討金屬的進口，主要是銅、錫、鉛。《水窗春囈》提到：與河廳「同時奢靡者，為廣東之洋商，漢口、揚州之鹽商，蘇州之銅商，江蘇之州縣，其揮霍大半與河廳相上下。」劉序楓統計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開放海禁後，日本銅輸出至中國的數量急遽增加。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684-1695）間，每年均有300-400 萬斤；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九年（1696-1710）間，每年均有400-700 萬斤。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後因日本銅產減少，至乾隆年（1742）日本將輸出銅數限制在150 萬斤；乾隆三十年（1765）為130 萬斤；乾隆五十六年（1791）降為100 萬斤。﹝日﹞永積洋子所編《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 年》記載1637-1833 年間，中國船到日本購買的洋銅數量。

中國歷史上任土作貢的傳統下，清朝貢錫、鉛數量相當多。何新華在《清代貢物制度研究》提到貢錫的省分有江蘇、安徽、福建、山西、廣東等，以廣東貢錫數量最多。實際上，從英國東印度公司（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確可看到錫、鉛進口到廣州。英國、荷蘭船隻運送的錫原來是壓船艙用的，後來發現中國人祭祀焚燒錫箔冥紙用量多，荷蘭東印度公司輸出中國的錫大為增加，十八世紀中葉後較十七世紀錫的輸出量增加15 倍。錫和鉛的合金稱為六錫，清宮大量使用於宮殿建築防水、旅行輕便器皿、茶罐防潮等，用途相當多元。（推薦閱讀：觀點投書：中西文化差異下的萬聖節V.S鬼月）

＊作者賴惠敏，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乾隆的百寶箱：清宮寶藏與京城時尚》（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