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免催生新公民運動（下）】主動走向政治，10 年後公民重新實踐遍地開花
- 對於此次罷免正當性的歧義之一，在於是否為政黨主導。反對者認為民進黨不應該因為立場不同就想把人罷免掉，罷團則認為，罷免是政治行動，本來就會需要政治人物意見，但最終主導性仍在罷團手中。而儘管兩黨中央都要求民意代表投入各自陣營的罷免選舉，指令落地之後，各地因應政治現實的不同，有不同的解讀方式。有的合作良好，有的地方則希望政黨能夠再積極幫助。
- 無論罷免的結果如何，反對民進黨的民意就是存在，這次或許反映在反對大罷免的行動上、未來可能反映在任何跟執政黨有關的作為上。學者林秀幸認為，執政黨要懂得解讀民意，並做出相應的作為。
- 多數參與者都提到當年有參加過太陽花運動的經驗，但都不是核心幹部。11 年後，他們帶著各自的社會經驗，用自己的專業投入這場罷免行動。時事評論員周偉航提到，這些人或許在罷免後就會回到各自的生活中，但代表未來政治人物做得不好，他們就會再出來行動。
- 我們遍訪超過 30 個對罷免有不同意見的民眾、各地罷團、學者專家，報導分成（上）、（中）、（下）篇，嘗試解讀這場史上第一次的大規模罷免，對臺灣民主的意義。此為（下）篇，解析這場罷免行動中民進黨的角色，以及這場公民行動的獨特性，以及對臺灣民主深化的幫助。
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免行動，目前罷藍委的二階連署只差基隆林沛祥尚未送件、罷綠委連署也還在 6 月下旬的最終截止日前努力。READr 透過自製問卷及訪談，嘗試暸解對罷免有不同意見的兩方之間的差異或是共識。
訪談中，對於罷免行動的歧異之一，是這場行動到底是公民自主、還是政黨報復？多數罷團認為，在民進黨「動起來」之前，他們就已經開始發動連署了；但反對者認為，今年一月初，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公開呼籲大罷免，就是最明顯的證據。
去年是首投族的小皝（化名）非常不認同民進黨發起的罷免運動，「當時民意選出來就是這樣，好好運作四年就好，去搞罷免是很浪費社會資源的。罷免要錢，我們又面臨美國關稅的問題，執政者應該要更努力去處理經濟、外交的問題，甚至是兩岸的僵局，而不是槍口對準自己家裡面的人。明明都是臺灣人，卻因為立場跟你不同，就想把他們罷免掉。」
29 歲的小洪（化名）則認為，大罷免從去年立委就職以後，就開始醞釀。「當時針對（選舉得票）差距比較小的立委就有提出罷免的可能，主要的標的就是葉元之。後來因為國會改革、青鳥集結，就開始針對幾個藍營立委去罷免。我是不支持的⋯⋯我支持的是藍營對此的反制，因為是民進黨先翻桌的。」
小洪覺得，民進黨因為位居國會少數，在國會裡沒辦法順利推動政策，才想要把所謂的「中共同路人」都罷掉，「我覺得很不 OK。」
在今年 1 月的總預算案審查，36 歲的網頁設計師東亞（化名）也認為，行政機關做了很多圖卡說預算被影響，實際上卻不是如此，「我覺得民進黨會用最嚴重的方式來恐嚇、做圖卡⋯⋯等於行政機關在配合民進黨的黨意，干擾行政和立法的分界，兩個權力已經混在一起。」
「我們每天都遇到這樣的質疑。」罷團「雲林拔釘」（罷免丁學忠）志工 Coco 提到，「反對的民眾都問我們拿民進黨多少錢。但以雲林來說，我們當時發起時，民進黨是不敢動的，因為它不知道民意是不是真的反對國民黨，感覺很綁手綁腳。」
罷團「拔羅波」（罷免羅明才）發言人琪琪也認為，「我覺得合作歸合作，發起歸發起。如果今天這件事情是民進黨發動的，那我們公民團體這邊應該完全跟著它的節奏。可是在這場大罷免裡面，我認為公民團體，以我們自己來說，是比較有自主性的。我們不受任何勢力的牽制，包含民進黨。不管是中央黨部也好、新北市黨部也好，或者是兩位議員也好，其實我們都不受任何一方的管轄。」
琪琪提到政治現實，「我們當然會需要他們的意見和支援，因為我們就是一群政治素人。罷免是政治活動，你需要有人脈、樁腳，或是其他資源。這些東西我們的確會需要諮詢民進黨的意見，但諮詢後要怎麼做，完全都是罷團自己決定的。」
她也提到，「大家也知道民進黨裡面有一些派系的狀況，派系之間也都會有角力，但我們都不在乎，我只要從你的地盤拿到連署書就好了。我們不會去跟他們維持什麼關係，也不會擔心說我跟 A 比較好就得罪了 B，或我跟 B 走得比較近就讓 A 不高興，這不是我們主要的考量。」
「大家都說我們是民進黨的側翼，但對我們來說，民進黨才是我們的側翼。」琪琪直言，「民進黨沒有辦法叫得動這麼多人。如果它叫得動，臺灣早就是一個更自由民主的地方了。」
罷團「敲羅行動」（罷免羅廷瑋）發言人 Eva 認為，這次的罷免活動有很多傳統選舉團體想不到的創意，正是公民的活力所在。她舉例，罷團帶著連署書去拜義虎堂團，祈求虎爺保佑，「我們還玩了很多小東西，敲鑼啊、穿恐龍裝啊，很像展現公民力量的嘉年華 Party。」
Eva 說，「傳統選戰可能是上頭發號施令，叫底下的人去執行，但公民團體不是。公民團體是有人提了點子，大家覺得好，就鼓掌通過。」她形容罷團這群年輕人之間的關係，超越雇主員工、也超越同事關係，「我們一開始完全不認識⋯⋯老實說有些人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們的真名是什麼、從事什麼工作。」卻因為共同的目標成為關係緊密的夥伴。
罷團「斷健行動」（罷免黃健豪）發言人「臺灣衣美局」也提到，他們將罷免總部設計成像宮廟概念，以「慧成宮」諧音「罷免會成功」來吸引人，「這種方式可以讓一般的民眾發現到，這一次的活動不是政黨在做，是公民在做。真正的政黨不敢做這些東西，因為政黨跟宮廟的體系牽得太緊，反而怕會觸犯到宮廟的體制。」
Coco 也分享，民眾會質疑，在雲林有很多民進黨議員服務處作為連署站，當然是民進黨發起的，「但我覺得這其實就是選民服務的一環，因為人民有需求，議員或民代是根據人民的需求，提供可以協助的方法。」
時事評論員周偉航認為，如果是民進黨發起，大罷免的態勢可能不會是現在這樣。
他舉例，臺北的罷團，尤其像王鴻薇、徐巧芯，有個策略是反共。他們把反共歌曲搬出來，還把蔣公做成反共小卡，「當時我跟很多民進黨的人交流，他們深深以為不可。認為不應該那麼集中在反共，民進黨過去用了太多次抗中保台，雖然成功讓賴清德當選，但實質在立委的選票上沒那麼吃香。民進黨現在想要去拉中間選民的票，覺得要去談預算審查、國會改革法案等等。主打反共，以民進黨主導的路線是不可能發生的。」
周偉航提到，罷團衝出第一波之後，賴清德下令要幫忙。因為這些區域都是藍委，只能調動地方議員，「這些議員本來對於意識形態衝突就沒有那麼強烈，配合的方式也完全是組織形式，變成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原來罷團的主導性不至於被破壞。使得這樣子的活動裡面，民進黨的味道就比較淡。」
「大多數的人也不會強調民進黨的根源，如果是民進黨的活動，都是老人、長期配合的，很用固定的模式思考：現在要舉旗子、現在出車子。」周偉航認為，「罷團是從無到有長出來的，長出來的過程雖然有可能會走錯方向，但經歷這些過程時，反而沒有受限。例如發現攤位收的連署狀況在下降時，很快速就採取小蜜蜂的方法繼續收。組織型態的轉變彈性是很高的，不會像民進黨一個方法從頭做到尾。」
「一月柯建銘喊大罷免，民進黨也沒信心⋯⋯而且罷團這麼多，要怎麼整合非常困難，後來有曹董（曹興誠）建了一個平台，讓罷團能夠做橫向連結溝通。曹興誠又有一定的代表性，很多事情喬不定，地方發生衝突、罷團發生矛盾，會繞一圈透過曹董那邊處理。民進黨有曹興誠這個緩衝帶，可以跟罷團去建立比較和諧的溝通，畢竟這些罷團很多人一開始也不是很喜歡民進黨。」周偉航提到。⠀
此次以「技術指導」協助罷團的南霸天志工團 Ashley 則提出不同看法。她因為有罷韓經驗，青鳥運動後就陸續被各罷團接觸、尋求經驗分享，雖然有其他罷免後援團隊想更有組織性地來做整合，但她和隊友覺得公民運動的主體性質還是必須以公民為主。「導入政黨和組織的方式做事情，雖然效果可期，但公民運動的模式更不受限制，若用制式規範，團隊的無限可能性將無法全力發揮，無法展現與政治脫鉤的風貌時，反倒抑制了無拘無束的可能。」
因此她決定以個人形式來幫忙。就她觀察，政黨與團體間的互動因應各地狀況，有著非常大的差異。
目前，國、民兩黨都有提出考核和 KPI，要求地方民代配合。但 Ashley 觀察，當政黨給出 KPI，地方要面對的是政治現實。有的地方跟議員互動良好，讓罷團走在前面，議員在後面支持；但有地方議員為了滿足數量，會拿錯誤率較高的連署書給罷團，反而增加困擾，「（KPI）會逼議員去做這樣的事，他達不到要怎麼辦呢？」
Ashley 直言，民進黨議員的支持者不一定是綠的，地方政治生態有自己的遊戲規則，「他生不出來，也不可能叫他們自己偷簽。」
苗栗國罷免立委連線、罷免陳超明領銜人 Ami 也分享，苗栗最後無法成功送件，她認為罷團已經用盡一切力氣了，但人就是不夠，反而會希望得到更多來自政黨的幫助。
「志工的能量在苗栗來說，其實還有成長空間。主要是苗栗的情況比較讓人害怕，真的會能夠站出來的志工已經不容易。你說我們要去開拓更多的點、在街口宣講，對苗栗的志工來講，第一他們沒有受過訓練、第二他們是素人、第三他們會害怕，不管做什麼，他們都會有諸多考量。」Ami 說，「收到這樣的連署書數字，已經很好了。」
「收不到的數字，我們期待也許是在地的民進黨、或具有政治勢力的人可以幫忙，這一群也是我們碰不到的，也很難有多餘的時間可以去做。」Ami 說，有些人會提醒她：你們怎麼不去拜託誰？「但我們早上八點上班、下午六點下班，我偶爾還要進個醫院，很難有時間去拜託這種『頭人』。」
Ami 笑說，「當我看到民進黨中央黨部說要全力支持的時候，我們很高興耶！當時真的覺得太好了，甚至開玩笑說，我們把罷免這件事交出去好了。但後來的狀況好像不如預期。」Ami 仍然很感謝始終幫助他們的在地議員們，但還是期望可以得到更積極的幫助。
她坦言，苗栗的政治現實有 3 位議員面臨被罷免的危機（最新現況是罷免領銜人們已撤回），「其他議員當然也會怕。所以他們沒辦法積極參與，我們可以理解。雖然中央說支持，但落地之後，各地的政治環境不同，考量也不同，確實比較難。」
Ami 提到，這種心態是比較出來的，「當你看到雲林有蘇治芬，一次就帶著幾千份的連署書來，我們都會期望有一個蘇治芬在苗栗。我們不是要蘇治芬，是看到她手上的連署書。」
她回憶起送件前 3 天，「我們真的都還在作夢，因為真的就差一點點。如果真的有個人，不管是誰，突然抱著一萬份來給我們，我們就通過安全門檻了。我覺得大家真的好可憐，那幾天晚上還在想，如果真的有人打電話來要送連署書，我們要叫誰去處理？現在已經晚上 11 點多了⋯⋯」Ami 說，「所以我們隔天到下午 4 點才送件。因為我們一直在等奇蹟發生。結果沒有。」
無論大罷免最後是否會成功，「反對民進黨」的民意就是存在，今天或許反映在反對大罷免的行動上、未來可能反映在任何跟執政黨有關的作為上。《很深的民主，需要很厚的共同體》作者、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林秀幸認為，執政黨要懂得解讀民意，並做出相應的作為。
「我們需要從表面話語之外尋找選民對民進黨不信任的理由，例如也許日子過得不好，過去民進黨執政 8 年很多東西並沒有改變，他們的不舒服感可能來自於這個，背後很多隱藏的因素要被解讀。」林秀幸舉例，蔡英文 2020 年選舉破 800 萬票，2024 年綠營流失的票到哪裡了？現在連台積電的工程師也不見得買得起竹北的房子，當然會覺得不滿、不正義、不信任，就會來唱反調。覺得曾經給過你（民進黨）機會，卻不盡如我意，那為什麼要繼續信任你呢？民生很多問題有待解決，人民沒有基本的安全感，就不會想協商、溝通。
以民進黨獲得利多的三一八運動來說，可以解讀出更多意涵。林秀幸舉例，年輕人對於中國挾帶全球化力量進來臺灣感到不安，相應之道是臺灣要能有更多程度的經濟自主，或是所謂的「創新經濟」，不依賴全球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年輕人到地方進行創生，就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找到生活的利基，不去依靠大公司當社畜。我們要看到這個隱藏的伏流。因此政策上就要促成年輕人的就業選擇性、創新經濟的醞釀，或是讓年輕人到地方就業和生活的門檻降低，但三一八運動之後我沒有看到任何的建樹朝這個方向思考。」
「民進黨拿到了三一八的利多，可是拿到利多後，對剛起步的社會新人多做了什麼呢？」林秀幸提到，民主溝通需要物質基礎為前提，房價、薪資、產業、經濟，都是民眾會在意的事情，「建構性的事情要做，不然你就算罷成功了，2028 年也未必會投給你。」林秀幸指出，有看到總統賴清德這一屆有在努力，從租房津貼、打房措施等，慢慢或許會出現一些效果。但需要有誠意地、嚴肅地看待民意，發揮出行政權的效果。
此次的罷免行動，除了兩黨「互罷」，在 READr 此次對罷免案的自製調查中，我們發現不支持罷免的填答者，有 4 成在上次總統選舉選擇了柯文哲。（更多自製調查解讀請見報導上篇：大罷免折射臺灣社會集體焦慮，他們為什麼站出來？）
「大選的結果顯示一部分的選民期待臺灣政治的兩極化變溫和，但事實上卻更嚴重。」以深入臺灣政治田野著名的日本政治學家小笠原欣幸觀察，其中很大的原因來自藍白的合作——國民黨和民眾黨的立院黨團總召，傅崐萁和黃國昌。總統選舉過程中錯失的藍白合，在新的會期中卻馬上成立了，「這個結果、和出現的速度，都讓我感到意外。」
讓小笠原欣幸感到意外的原因，主要來自民眾黨在選舉中的戰果，「民眾黨不分區的得票相當不錯，相較於兩個傳統政黨的基層實力，可以拿到 20% 的選票，代表著中間選民對於臺灣政治生態改變的期待。尤其柯文哲的口號是超越藍綠，我的解讀是，選民投下這一票，就是希望朝超越藍綠、緩和兩大陣營對抗，但結果是相反的。」
小笠原欣幸認為，立法院開議之後馬上藍白合，重要的表決結果也都是國民黨、民眾黨一起，第三勢力的角色就不見了。民眾黨選後的作為與選民選前的期待出現落差，可能是民眾黨支持率下降的原因。
而這次罷免過程中，「中國議題」再起，除了國民黨立委未與中國保持距離，小笠原欣幸認為民眾黨的影響力下降也是主因。他提到，柯文哲在選舉時，雖然基於廣泛的臺灣認同，在兩岸政策提出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不支持一國兩制，用自由民主的方式經營臺灣，但是這不是他的主要訴求；他的主要訴求就居住正義、低薪、生活困苦等民生議題，成功吸引年輕人。
小笠原欣幸提到，臺灣年輕人的心態不會接受一國兩制，但對於兩岸的意識形態，已經沒有那麼大的興趣。藍綠長期對中國的看法不一，因此產生很大的衝突，但就算內部吵得再激烈，中國是全世界的大國、臺灣在國際上又依賴美國，臺灣在被動的情況下，還一直討論統獨，心理會感到疲倦、喪失興趣，或想保持距離。柯文哲抓住了這種冷感的心態，提出超越藍綠的訴求，避免中國議題焦點化，所以在總統大選時，中國議題的重要性逐漸下降。
小笠原欣幸指出，選後國會的藍白合，讓結構上又回到傳統的藍綠對決；同時，柯文哲的影響力也下降了。哪個先發生、誰是因果很難說，但就結果而言，這兩件事讓中國因素的重要性提高，剛好遇到罷免議題。
小笠原欣幸之所以會認為柯文哲有其影響，是去年五月青鳥運動時也同樣提出抗中保台的訴求，「但當時柯文哲的因素還存在，中國議題對年輕人來說是有一點距離的。後來到年底，抗中保台的支持度有一點提高，剛好罷免團體抓這個議題來宣傳。」接著陸續發生有象徵性的亞亞案，逐漸又回到主打中國議題的狀態。
「但補選的狀況，言之過早。」小笠原欣幸指出，對罷免來說，親中是重要的因素，如果最後成功罷免掉超過 10 個藍營立委，就是拒絕親中的民意展現。但下一步補選是又回到選區，要看候選人、地方政治生態，回到中間選民的看法。
小笠原欣幸解釋，過去地方選舉中，抗中保台的訴求沒有太大的吸引力；補選時，或許反對親中立委的情緒繼續發酵，支持執政黨選民的投票意願可能高於支持在野黨。但，另一個可能性也存在：中間選民就算支持罷免，但當目的已經達成了，補選時，可能又會考慮不要讓民進黨獨大，回到去年大選的情況。
而民眾黨會成為國民黨「反綠」的隊友嗎？周偉航認為，朱立倫的確想要拉攏民眾黨，在 4 月 26 日的「反綠共」集會前就已經成功整合黃國昌，黃國昌顯然也配合朱立倫的論述；但黃國昌在沒有柯文哲的情況下，能夠動員到多少人，是未知數。
「國民黨現在缺的是組織去投不同意票，可是你的動員能力真的有這麼強嗎？我作為民眾黨的狂熱支持者，我為什麼要去捍衛選區的國民黨的立委，只因為這個人是黃國昌的麻吉、是柯文哲的麻吉？如果是，那要怎麼樣讓支持者知道這件事？」周偉航認為或許黃國昌會想要透過這件事來印證自己的實力，可是這是兩面刃，「如果黃國昌替藍委站台，或許可以催出一些小草票，但同時，討厭黃國昌的人也可能出來投票。」
大罷免走到今日，作為一次大規模的公民行動，對臺灣來說的意義是什麼？罷團志工們不約而同地提到，過去雖然有參加公民運動的經驗，但都沒有這麼深入參與過。而驅使他們參與的原因，都是對臺灣的憂慮。
Coco 過去類似的公民行動經驗，除了 2018 年公投，其他都是單純的參與者，「我們團隊也都是政治小白，所有的經驗都是聯繫到之前罷韓的志工傳授給我們。不然我完全沒有任何概念。」罷團「山除薇害」（罷免王鴻薇）志工蔡卡羅則是第一次參與，「我們的志工裡，比例可能一半一半，有一半有經驗、有一半真的是第一次。」
「危機感真的太強烈了。」蔡卡羅說，「看到我們的國會亂成這樣，隨時在亂打人，然後三分鐘過一個『財劃法』⋯⋯我覺得一直不停地挑戰人民的底線，憤怒值不停累積。我們真的在家裡太焦慮了，才選擇出來當志工，覺得至少要做點什麼。不會只在家裡滑手機，不知該如何是好，可以多拉兩張連署書、或喊了兩個小時，都好。」
紐約青鳥團隊負責人林易徵，是因為看到總預算審查的亂象，決心跟團隊籌備罷免運動，他以文化預算為例，「覺得大家在各行業裡那麼努力地工作，想要為臺灣發聲、努力，但某一些政黨的立委卻完全不覺得我們的努力是值得的，我覺得我們對臺灣價值的投射在那個當下被否定⋯⋯對臺灣的未來很憂慮，一直在想在美國的我們可以做什麼。」
但美國幅員廣大，「我們覺得要花很大的力氣，才可以做到一點成果。這個成果對於臺灣罷團可能只有萬分之一的數量。但後來願意去做，是因為如果臺美人的聲援可以傳回去臺灣，讓臺灣的罷團、或臺灣的人民知道說，不是只有臺灣人在關注這件事，連在國外的臺灣人也跟你站在一起。」林易徵認為，把心意傳回去的意念，遠大過於連署書的份數，開始跟臺灣的罷團接觸。
歐洲台灣協會暨法國台灣協會會長 Sandy 是在黨國教育思想長大的臺灣人，過去所受的教育都是成為「中國人」，直到 1996 年到英國讀書，才開始有身為「臺灣人」的自覺，決定不再當「乖乖牌」。在這次的大罷免中，她號召會員和志工們，在巴黎支援定點連署站，說寄回臺灣的連署書像是一封封情書。
「一開始的時候都是個人先簽，還沒有想到在海外可以做什麼，甚至也遇到同溫層說：做了有用嗎？」Sandy 後來是看到有人在幾萬人的群組宣傳罷免的事情，卻被踢出來，她循線聯繫到對方，並決定用協會的名義一起募集連署。
過程中，有遇到從遙遠的其他省份坐火車來的；也有在中國工作的臺灣人，剛好到法國出差，簽完又回到中國；也有人寄信來，附上小紙條感謝志工，「這些都是滿滿的期望。我們常聊的是，站出來罷免是因為愛臺灣，你想要守護它，所以才去做這件事情。」Sandy 說，「我覺得很多人低估這些想要守護臺灣的心意，我們並不是因為誰給我們錢才去做，是因為站出來是我們的權利跟義務。在我們還可以做的時候趕快去做，不要等到我們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想法的時候，就真的無法發聲了。」
在外商公司工作的 Jerry 也選擇將焦慮化成實際行動，成為「東南亞行動連署站」，就算最終成果只收到一張，他仍嘗試將罷免的民主行動消息帶給海外的臺灣人。他提到，「因為多數罷團的收件都截止在五月初或中旬，大家都很積極收件。我擔心過不了，可是我剛好又要出差三個禮拜⋯⋯看到很多海外罷團的人積極在海外收件，我想：那為什麼不趁這個機會出差時，順便把罷免連署書帶去海外？」
出發前，他把全臺灣各區的罷免書各印了 5 份，並在社群網站上發文，引起熱烈迴響，「我去之前抱著很正面的心態⋯⋯但以結果來說，最後實際收到的連署書只有一張。」
在越南，主要是因為工作行程緊湊，他把罷免資訊貼在包包上，在市區走動，但能接觸到的人不多；而政治敏感的新加坡不能這樣做，「當地網友跟我分享，若你在當地執行與國外政治相關的活動，是會被警察關切或抓去關的，即使只有一個人在咖啡廳擺個板子，也有可能被關切。」
他改為用訊息逐個詢問當地朋友或熟人有沒有意願簽署，因此收到一份，但也在溝通過程感到受挫，「他們會說：我好久沒回臺灣了，臺灣政治好亂，我沒有想關心政治這些事，這些立委也不是我選出來的，所以跟我無關。」還會拿新加坡的民主來舉例，說新加坡剛選舉完，沒有什麼造勢活動、彼此攻擊的狀況，感覺大家都很 OK。
「有點像是『民主富二代』的感覺嗎？」Jerry 說，「但我的立場在於，臺灣還不是一個正常的民主化國家。如果我們是一個正常民主化國家，那當然可以說『不管也沒關係』，因為也不會有人要來入侵我們。」國家主權與臺灣認同的意識，是曾經在海外留學的 Jerry 最主要的紅線，這也是他之所以不滿立委親中行為，投入支援罷免的原因。
這些與不同意見的人溝通的過程，有的令人失敗受挫，但也有機會成功。
Coco 就分享，「我們有遇到民眾本來是要來指責我們，但我們的回應有讓他沉默下來。我覺得他雖然沒有強烈到來簽連署，但他的沉默可能代表他想法有所鬆動。」臺灣衣美局也提到，常遇到民眾聽到罷免就皺眉頭，覺得是在製造社會對立，「但聽完我們的論述之後，其實多半是願意去暸解的。我們也有遇過回去看過文宣後，再回來找我們簽連署書的人。」
面對衝突，罷團「中二解顏」（罷免顏寬恒）志工小可選擇用幽默化解。他提到網路上常流傳大聲嗆罷免志工的影片，對沙鹿小隊來說完全就是日常。一開始他們選擇微笑把叫囂的人送走，後來發現有的人不想走，他們就決定大喊「謝謝你支援罷免連署」，「我發現只要重複三次，他們就想趕快走了。感覺好有正能量喔！」
Coco 提到，志工在出攤的時候，必須要抽離個人的情緒角度，來面對各式各樣的人，「我們要強迫自己放下個人成見，先聽一下民眾為什麼反對，再去找我們雙方的共識是什麼、我講什麼點可能可以讓你接受。我還蠻強烈感受到，志工的確在這一次次的行動當中，建構起一些練習溝通的能力。」
Coco 也感性地說道，「我覺得這場行動不可能被定義成任何一個政黨、或任何一個組織發起的，因為它牽涉到的、人力、物力，一個政黨沒辦法承擔。包括有這麼多人無償來做這件事情。無償是為了理念，為了理念是停不下來的。」
「它竟然匯聚這麼多人的投入，動用這麼多行業的人，動用這麼多時間，才能促成。所以它不可能是、也一定不是任何一個單一的人或組織能辦到的。」Coco 認為，「它像是一個臺灣社會集體練功、集體升級的過程。它不是我們原本能力做得到的事，因為沒有人做過，所以必須不斷激盪出不同的力量，然後慢慢堆疊起來，才能達成目標。」
那是什麼信念，讓他們願意投入？Coco 坦言，就是手上的連署書，「其實蠻多志工常常感動到很想哭。我們這裡老人真的很多，當我們看到他們連行動都有困難，還是一步一步這樣走過來，用著沒辦法好好寫字的手，顫抖著，一筆一畫寫下來。」
「我們每次看到這種場景，都很難分辨是難過還是感動。我覺得我們也很大一部分被這些年邁的長輩感動。看到他們這樣，我們就覺得不能失敗，如果失敗了，就辜負了他們的這些期待。」Coco 說，參與連署的過程，其實累到很多志工中途都想放棄，可是又覺得不能辜負這些連署書。
蔡卡羅也遇到過一個行動不便的阿伯，因為之前的格式沒有寫好，已經是第二次來交連署書，「阿伯跟我說，覺得做臺灣人好累。他是 228 事件的目擊者，覺得他一輩子都在對抗國民黨，而現在已經八、九十歲，不知道還有多少力氣，但有生之年，他會一直對抗下去。」
「我當時就問他可不可以把他說的話記錄下來。」蔡卡羅說，「我不知道這些人未來還會不會在。他們就是在歷史的洪流當中，不斷地凋零。在臺灣的民主過程中，這些堅持奮鬥的人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可是就是因為這百分之五的人的堅持，臺灣的民主才能在這一次次的衝撞中，有現在的成果。他們嘴巴上說當臺灣人好累，但又會義無反顧地站出來。」
志工們的付出也會互相影響，更會影響到民眾。Ami 提到，每次苗栗罷團跟抗議者發生衝突的時候，連署書就會變多，某種程度是民眾表達支持的方式；「臺灣衣美局」提到，志工有時候是騎著機車，晚上 10 點的都還在外面奔走，有些民眾會因為看到他們這麼努力，激化了想要幫忙的心情，主動去拉連署書來交。
Coco 也提到，雖然對一般民眾來說，簽下連署可能只是來表達不滿，「但我覺得他們也看見志工的付出，可能會讓他們相信民主體制，看到社會有一股這樣的力量，支撐起國家的混亂。」
「有民眾說，他其實沒有非得要罷免不可。但當他們親眼看見志工們曬著太陽、淋著雨，為了公共體制像瘋子一樣努力著。他是被志工的意志跟行動影響，驅使他來罷免。」Coco 認為，「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民主素養的提升。當他看見有人在乎這個國家體制，而影響他自己的價值觀。」
另一個罷團參與者的共通點，就是多數人在 2014 年，都曾經參與過三一八運動，但都不屬於核心參與者。以臺灣衣美局為例，「我也是太陽花學運的一員，11 年過後，當我們這些人更有能力的時候，當然會想要為這個國家再站出來一次。」
周偉航表示，「過去我們看到，這種來自公民的政治能量，大概是 2013 年開始的公民運動，熱潮持續到 2015 年吧，接下來就轉入選舉政治了。當時都是大規模群眾運動，我一口氣動員個三、五萬人，甚至十幾萬人把你衝垮。那這個大規模公民運動，如果硬要講的話，大概就是剩 2018 年反紅媒還有這種大規模的能量，之後就沒有了，公民運動就打散了，覺得透過選舉政治就可以解決。」
「那現在顯然是因為選舉政治，讓這些公民覺得失靈了，所以他們站出來做罷免。罷免不是大規模群眾運動，是小規模精銳型的群眾運動，重精不重多。它不是要展示出很驚人的場面，而是要展現出驚人的效率，我只有二、三十個人，可是我可以做非常多的事。」他說。
周偉航提到，參與者也跟過去的公民運動不一樣，過去有相當的組成是學生、學者、傳統的社運人士，「現在的罷團，幾乎沒有幾個是傳統社運人士，我看到的真的就是一般各行各業、家庭主婦。」
「他們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就是經歷過太陽花時期，甚至是有去現場逛逛、看看，但不是主要參與者。他們有吸收太陽花的養分，知道怎樣的訴求，可以喚起社會的力量。」周偉航提到，現在他們都是社會人士，有社會經驗，就將這些經驗包裝成自己想要的政治表態。
「他們快速的集結成類似小小的企業，每一個罷團都像一間小公司。不會像過去的社運團體，有包袱在、有脈絡在，覺得什麼事情就應該要怎麼做。」周偉航說，「反正我在人家公司上班是這樣做，就把做法帶進罷團，像是在經營企業，展現出來的效能就非常強大。」
Ami 是太陽花運動的核心幹部，在太陽花運動之前，就積極參與社運，「這次罷免的動員跟過去很不一樣。以前社運的信任關係是從各個組織來的，例如學校或議題，聽到你是哪間大學、或哪個議題出來的，『是不是認識誰誰誰？』很快就變成朋友、成為夥伴關係。」
「但這次，以溝通平臺為例，我們不是用群組，是用社群，意思是大家都可以匿名、或有藝名。」Ami 笑說，「前兩個月我發現我都不記得誰是誰，很多卡通人物的名字，史努比啊、三個小魚、小五郎、LKK 什麼的。信任關係也相對難建立。」
Ami 也觀察到，青鳥運動時的口號是「沒有討論，不是民主」，但走到大罷免，口號是「惡意刪減預算」，「過去反服貿黑箱，我們是從學校長出來、讀書的那一群人，很在意論述，看見國家危難，所以站出來；但他們是從自己生活裡長出來的，當生活受到威脅的時候，會捍衛自己的生活、捍衛自己的家庭。角度跟過去不太一樣。」
小可也提到，「過去不管是太陽花或者是青鳥，好像都是只是一群小眾，是比較有意識的人會站出來。但大罷免不同的是，已經變成一件全臺灣的事。我看見各個年齡層的人，不在只有我們出來發聲而已。過去我們偶爾會懷疑自己，為什麼其他人都看不懂？但這一次有獲得比較多的信心，看見更多人加入我們了。」
從樂生運動就開始參與社運、投入雙和罷免團隊（罷免新北中和張智倫、新北永和林德福）的志工有心，也認為這次罷免的參與度比以前高很多，「過去的公民運動，除了太陽花以外，大部分都是特定議題的。但這次全國各地都收了超過 100% 的連署書，勢必跨越了藍綠的界線。」
有心認為，太陽花與罷免同樣面對中國的壓力，太陽花的壓力來自經濟、這次是政治，但都是凝聚臺灣共同意識的運動，「太陽花那次，我覺得參與者沒有政治上劃分屬於藍營的人。這一次可以看到許多傳統上屬於藍的、中華民國派的人加入，這是跟過去很不一樣的東西，是促進臺灣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重新再凝聚的過程。」
從太陽花走到大罷免，「我覺得是在前進的。」有心說，以前兩邊的人互相隔著一道牆，現在同時參與到這個運動裡，就會溝通。他舉例，退役飛官「鷹爸」徐柏岳有去雙和罷團集會宣講，「除了檯面上的，私下準備的過程我們也會跟他聊天。他以前才不會想要跟台獨仔聊天，我們以前也不會想跟國民黨退伍軍人溝通什麼。但因為現在大家站在同一陣線，就有很多可以聊的。」
罷團「中二解顏」（罷免顏寬恒）志工林宣宏也分享，他過去是因為前立委陳柏惟，才開始投入臺中的事務，他也認同陳柏惟的政治理念，就是臺獨支持者，「但我現在的光譜有一點變化，開始慢慢往中間靠攏。因為在罷免過程中，跟民國派的朋友交流，我開始理解他們的想法。」
「你看 419 遊行的時候，臺灣獨立旗、跟中華民國國旗同時出現的樣子，以前幾乎完全看不到。」林宣宏說，「現在我們可以跟彼此溝通，瞭解彼此的想法，知道不管是哪一派，都是為了這一片土地好。」
經濟民主連合召集人賴中強在青鳥運動中，曾提及「臺灣現階段需要公民政治運動」。因為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有些歷史上妥協而沒有完成的事，「我們一直把問題擱在那裡，包括我們沒有自己的憲法、跟中國的關係不明確、政黨體系不健全，臺灣不是完全正常的國家。加上中國國民黨的存在，這是威權的遺緒，是臺灣民主化的未盡之業。」
「臺灣很長一段時間，社運發展是以歐美成熟民主國家的模板作為參考或學習，個別議題的倡議團體如農運、工運、性別、族群、環保等等。」賴中強並不是要否定他們的努力，而是認為這樣的運動無法反映臺灣民主化還沒走完的現實。
「你可以說（罷免）不是傳統社運，但換個角度想，它就是一個古典的民主運動。像臺灣 1920 年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到 1990 的野百合學運，是回歸古典的民主化道路，嘗試號召大家一起來面對、一起走完民主化沒走完的路。」賴中強提到，「所以我真的很期待這股公民力量能夠持續。」
賴中強認為罷免運動要徹底成功，應該要結合接下來地方大選、以及 2028 年中央大選的「落選運動」，需要有以「阻止民主倒退，回擊中國國民黨，促成臺灣政黨體系改變」為本業的政治性公民運動團體。
周偉航則有著不同看法。就結果來看，2014 年的太陽花運動後，當年的參與者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周偉航提到，「太陽花的出關播種，有些人選擇選舉、有些人選擇社運路線，他們到目前都仍然持續在做。但是這次罷團的參與者，他不是當時的幹部，就是當時茫茫人海中的一個小小的黑點。」
「他們在現場感受到民主、感受到公民運動的活力和激情之後，成為他人生中無法捨棄的部分，因為這是一次很衝擊的政治體驗。為什麼這一次會勇敢站出來？就是因為太陽花時期我們都已經站出來，現在站出來也沒差。太陽花給了他們養分跟動能。」他說。
「我有去問他們，罷免結束之後你要幹嘛？他們大多數人的態度就是：就回去啊。回去上班、回到自己的各行各業。他不會進入政治圈、不會藉此轉型為政治人物、或要常態化變成地方公民團體，都沒有，就是打完這一仗，就要回去了。」周偉航認為，這種想法就是善盡公民的責任，「我做為一個公民，國家出事了，我出來解決，解決了之後我就離開，繼續交給你們。」
「它會形成什麼樣的政治詮釋呢？他還是會把政治權力交回去給傳統的政治人物。意味著將來，如果你們還是不好好做的話，我們又會再次出來。」周偉航表示，「這跟過去不太一樣了，過去會強調公民力量還是要成為常態政治、要成為專業的政治人物、專職的社運人物，這一次比較像『兵農合一』的感覺。平常在耕田的，遇到要打仗的時候就出來打，打完就回去種田。」
太陽花當年回應「出關播種」口號的 Ami，結束後和男友兩人回到苗栗深耕。這 11 年來的觀察，「其實我們沒有在培養新一代的參與者，很多方法沒有傳承下來。雖然有組織像經濟民主連合、台灣勞工陣線在做，但新的參與者能不能理解的那麼快速，我覺得不容易。」她笑說，每次要跟罷團的人聊地方關係，「志工就會說，Ami，我們現在要聽你講古了。」
但對應這次的罷免活動，她也不覺得過去的經驗，沒有傳承到罷團身上很可惜，「他們長出了很不同的樣子。我還記得，太陽花的時候，好多人發揮藝術專長在畫畫；這次我們有科技業、有善用 AI 的、有做產品行銷、做社群經營的，進化的方向很不一樣。」
另一個實踐「出關播種」的是 Ashley，她在太陽花後投入割闌尾運動。就她的觀察，「這次罷免的參與者都是我們太陽花世代的人，也就是說，年齡沒有往下，愈年輕的人愈不參與社會與政治，他們不關心。這讓我很擔心。」
這次站在技術協助的角度從旁觀察，她不覺得這次的罷免是社會運動，而是政治。Ashley 認為社運的基本是公民不服從，要衝撞、我要發聲，要講出我覺得你不對的地方、或是論述哪裡有問題，去溝通和辯論，但她在這次的罷免行動中沒有看見。
她以罷團用「蔣公」當作論述為例，「一個需要被轉型正義的人卻被社運團體帶出來做為罷免號召，老實說非常衝擊，過程當中顯然放棄了這個層面的溝通，但換個角度，其實他們真的沒有要做社運。這件事忙完了，我就要回去工作，是為了快速達到目標，所以用盡各種方法，因為我再不這樣做，國家可能就不見了。」
「從結果來看罷團是對的，因為他們成功了，而且是巨大的成功，我很恭喜他們。」Ashley 說，「但回過頭來，在做這些事情時沒有跟民眾溝通到的部分，能不能重新彌補，又是另外一個議題。」
Ashley 說，「我覺得罷免充其量是一種漸進式的改變，不能算是公民運動。所以我覺得公民運動現在在臺灣是很式微的，我非常擔心。」
罷團「敲羅行動」（罷免羅廷瑋）志工小羅則提供不同的角度。他形容自己過去一直是社會運動的旁觀者，直到這次才真實進入運動中，「過去的社運給人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是在衝撞體制、衝撞當時的執政黨，是比較激烈的。但這次的罷免行動，我們是在憲政框架底下去行使選民的公民權利，只是制度內的權利行使，給人比較溫和的感覺。某種程度可能也是因為罷免跟選舉很像，要爭取最大公約數的認同。」
周偉航認為，這股公民力量對民進黨其實也有影響，「當時他們在討論要不要倒閣解散國會時，一開始就說倒啊！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下次選舉贏你就好了。但這次罷免團體推到最後，說不想倒閣的時候，民進黨的高層是會怕的，會發現，對，要不要解散國會，我要去問罷團的意見，不是對我自己有利就好。」
「我覺得這是很具體的影響。他們讓政治人物覺得芒刺在背，還不知道這根刺到底長在哪裡，這是蠻有意義的一件事。」周偉航說。
林秀幸指出，一個國家本來就會有內部的張力，會有衝突、協調的過程。但一旦有外部壓力，內部很容易就淪為一元論——中國就是最明顯的案例。中國一直刻意用一百多年前的八國聯軍、或是幾十年前的抗日來讓中國人一致仇外，靠內聚力來維繫政權的正當性，我們需要引以為戒。「一個社會要有機，不可能一直處於內聚狀態，要有來有往、有衝突、有協商、有不同意，我們要去習慣這件事。」
她舉例，「我們連跟子女、父母、配偶都不可能永遠意見一致，一個國家內部怎麼可能永遠意見一致？這是不可能的。」林秀幸說，我們要追求的機制，是縱然現在意見不一致，可是我們有信心可以繼續走下去；因此要累積協商經驗，才能逐漸有互信，相信我們彼此就算意見不一關係也不會因此斷裂，總有一天可以化解歧見，「這就是一個民主政治應該有的品質和基礎，我們應該為此努力。」
「大罷免目前的成果，有看到他們（藍白）或許比較收斂了，不敢這樣亂搞了，」但林秀幸提醒，我們同時要警覺，不要把意見不同的人排除在外，「內部要有空間可以容忍不同的意見，讓人感覺是被照顧的、不是被排除和遺棄的。這才是我們得以贏過威權政體的地方」
「所以罷免之後，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林秀幸指出，這段時間不要浪費在互揭瘡疤，藍白的支持者不會不知道自己的政黨有問題，只是因為別的因素不爽執政黨，因此揭瘡疤不會有太大的效果；而中間選民也不需要你一直桶箍他們，他們就是不信內聚性的這一套，才變成中間選民。你是要拿出執政成績來說服他們，讓他們相信你的執政能力。
林秀幸認為，執政黨要認知到，這個內聚性，對支持者有效，但並不是人人都想要，「如何增加人們的互動性、在地解決問題的能力、協商的能力，我們很少有這樣的想像。」她舉例，小學、公共圖書館、公園、長照中心等都有公領域棲地的潛能，有更多多元化的功能。城市設計上多發揮想像力，讓城市也能提供人們互動的空間，對公領域的形塑很有幫助。
「罷免好不好，沒有一定的答案。但我們常常在救急、應急，每一次都攸關國家生存命脈，但是坐在危船上怎麼可能累積文化？只有求生存的意念而已。」林秀幸很讚賞這次的罷團素人，在罷免過程中應該頻繁面臨組織內的衝突、也在練習跟不同意見的人溝通，這都是很好的經驗。
「我們慢慢練習，拓展到日常生活中，讓驅動我們的動力不再只是『國家要亡』了，而是因為『我愛這個社會』。」她說。
相關文章
留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