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覺得自己是自由的」——專訪華裔泰國小說家威拉蓬

（德國之聲中文網）一頭花白捲髮、圓框小眼鏡、黑白裝束——泰國小說家威拉蓬（Veeraporn Nitiprapha）穿著時尚，如約來到台北四四南村附近的採訪地點。63歲的她帶著最新小說《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中文版，來參加2026年台北國際書展。

這不是她第一次來到台灣。說起四四南村，她對這裡的眷村歷史略知一二；聊到下榻住處附近的二二八公園，她眼神亮了起來說：「我知道二二八事件！這個公園也是有名的同志聚集地對不對？」

威拉蓬帶有古怪與知性的特別氣質，亦莊亦諧。她在2月初的冬日接受DW專訪，談及那個政變之後又政變的國家、從中國遠赴泰國謀生的祖輩往事，以及她怎麼看待自己「華裔泰國人」的身份。

威拉蓬是誰？

威拉蓬1962年出生、成長於曼谷。來自華裔家庭。曾在時尚產業、廣告業工作，47歲才提筆寫作。

她是東南亞最負盛名的小說家之一，5年內兩度獲得「東南亞國協文學獎」（S.E.A. Write Award），是泰國女作家第一人。

獲獎作品《迷宮中的盲眼蚯蚓》用言情故事隱喻泰國政治衝突，奠定文壇地位；最新小說《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描寫一個泰國華人移民家族的故事，被譽為「泰國版《百年孤寂》」。

威拉蓬擅用魔幻寫實的筆法隱喻歷史。泰國當代政治的動盪也影響了她的人生與寫作軌跡。例如1976年「法政大學大屠殺」，泰國軍警與右翼團體在曼谷對示威學生血腥鎮壓；2010年泰國紅衫軍（反建制派）與黃衫軍（保守派）之間的血腥衝突等。

以下專訪以英文進行，經翻譯、編輯後整理刊出。

DW：47歲才開始寫作，契機是什麼？

威拉蓬：我有個兒子，我把他養成一個書蟲，什麼都讀，特別愛文學。早晨他會跑來跟我說：「媽，你有看過這本書嗎？超棒的！」「媽，這個作家太厲害了！」我心想：我以前可是家裡最厲害的人。我也可以寫！

當時最主要就是這樣。我有空就試著寫，一開始沒有什麼遠大想法，直到2010年，我們國家爆發很大的衝突（紅黃衫軍衝突），那個時候才有了想法。

當時人們分裂成兩派：保守派與反建制派，彼此支持不同的總理人選。街頭到處都是群眾、抗議、衝突、叫罵，最後支持保守派的政府下令鎮壓，死了（近）100個人。但真正打擊我的是——竟然有支持鎮壓、支持保守派的人為此感到高興，他們甚至辦派對慶祝殺戮。

作為一個人，這真的讓我感到被狠狠刺中：這樣是可以嗎？這是我們應該成為的樣子嗎？我們彼此仇恨到這種程度嗎？

那是關於人性的問題：我們作為人、作為母親、作為社會中的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你想支持某個總理，那就去投票。一直以來我們都是投票解決。你投你喜歡的人，但你不應該殺死支持另一派的人。

DW：所以你是因為兒子開始寫作？

威拉蓬：對，然後就有了（《迷宮中的盲眼蚯蚓》）這些構思。我開始寫作時很迷惘，大概寫了一年左右才慢慢找到方向。我不是說我有了答案，或是我有了很完整的想法——恰恰是我不理解，所以我靠著寫作來理解。

我寫，是為了深入這些事，看看到底怎麼了。我想問的是：到底是什麼驅使我們變成不是原來的自己？

那些支持保守派的人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我認識他們，他們年輕時也很自由派、很龐克，根本不是那種會因為別人被爆頭而高興的人。我必須找出原因：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DW：第二本書《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描寫一個泰國華人移民家族的百年故事。這是一部自傳式的小說嗎？

威拉蓬：不完全是，但還是在同一個母題之下：是什麼讓我們成為現在的我們？為什麼我們變成這樣？

第一本（《迷宮中的盲眼蚯蚓》）談的是迷思與幻覺（myth and illusion），第二本更大的迷思與幻覺是「歷史」——是別人告訴我們「我們是誰」。

像你出生時，醫院給你貼一個小標籤：女性。你就被當成女性一路到長大，無論你喜不喜歡。 身份證上寫你是佛教徒、泰國人……可我其實從來不去寺廟。

我覺得我是泰國人，因為我不會說中文。但我一到這裡（台灣），大家都用中文跟我講話，我一句都聽不懂。我到底是泰國人還是華人？我長得像華人，那我就是華人嗎？我是泰國人，更深處的我呢？

歷史總會告訴你「一種」敘事：像我祖父來自中國的某個地方，但當你問他，來泰國之前他過著怎麼樣的生活？他說：你不會想知道的。我想寫家庭，他說：「不要寫我們，寫些名人吧」。他們為貧窮感到羞恥，覺得自己不夠努力、不夠成功、賺得不夠多，出身不夠好，甚至有點近似於「老天不夠愛你，所以你才窮」，那種羞恥感很重。

很多東南亞的華人都是這樣，他們羞於談過去，不願告訴孩子自己以前在中國很窮，後來才到別的國家謀生、追求更好的生活。

泰國政府也會利用這件事來宣傳，說華人是因為太窮才來泰國，因為泰國很善良所以收留他們。其實這不完全是真的。很多人原本不是來定居的，是來工作，想賺錢後回中國。但後來戰爭、共產黨這些讓局勢改變了。

我祖父買了很多債券，好像是孫中山在東南亞募款賣的債券，說革命成功後會償還。但孫中山沒有贏，很多人買的那些「紙」最後也不算什麼。後來，我的祖父把賺的錢寄回中國買地，他以前是農夫。他買了很多地，希望有一天把全家帶回中國，當地主。

DW：寫這本書的時候有試著再次回溯家族歷史嗎？

威拉蓬：就像我說的，他沒有告訴他的孩子往事，所以我們並不知道他當年有多窮。我推測他很早就來泰國了，可能還不到20歲，但確切年齡說不清楚。後來他來泰國工作，算是勞工，但也不是那種非常辛苦的苦力。這就是我目前所知道的全部。

DW：你們還會說中文或其他方言嗎？

威拉蓬：不會。泰國以前有中文學校，但1950、60 年代因為共產黨原因，政府把中文學校都關了，說老師是共產黨、在學校教共產思想。我不知道真相，但結果就是我從小就沒有學中文。

我們原本有中文姓氏，我其實姓陳。後來政府給了泰國姓，幾乎所有泰國華人都改姓了，現在很少人還用中文姓。我在這裡（台灣）遇到很多姓陳的人，我會想「我們會不會是親戚呢？」但這姓太常見了（笑）。

中文我完全不會，只是泰語裡有一些詞是從中文來的，比如我們叫椅子「เก้าอี้」（kâo-îi），我後來才知道可能來自中文，但也不知道是哪個方言，因為早就混在一起了。

在泰國時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泰國人，因為我上泰國學校，而且泰國很多人本來就是混血，泰國人和華人通婚很普遍，沒什麼「不能混」的問題。但我來到這裡，大家都用中文跟我講話，我就會突然覺得：那我到底是誰？我甚至可以「假裝」我自己是中國人、台灣人，因為外表很像。去上海也一樣，當地人根本分不出我不是中國人。這讓我開始困惑。

DW：你怎麼看自己的「華裔泰國人」身份？

威拉蓬：我認為我是泰國人，因為我沒有其他什麼地方要回去，但如果在「中國」我有一個地方可以回去，我會不會改變想法？我不知道。

我從沒去過廣州，我不知道祖父的故鄉在哪。我的母親指不出來，祖父最終也沒能回去。他把賺的錢都寄回去買地，但後來戰爭爆發、共產黨把地都收走了。

很多泰國華人都是這樣：男人來東南亞工作，賺錢寄回家。因為那時候男人不會煮飯不會做家務，所以他們往往有「家鄉的妻子」，也在泰國再娶一個照顧自己和孩子。我祖父的夢想是把全家帶回中國，但戰爭把一切打碎。

泰國華人在泰國是一波一波移入，可能有兩百年了，但我們對此不談、不學，課本不寫，社會也很少問：你從哪裡來？你還有沒有親戚在中國？

我20歲時有中國來的表親來住20天，我們見面卻無法溝通。他每天在家寫東西，我猜他是作家。這個人後來成了我小說裡的靈感之一，他其實是祖父在中國那邊另一個妻子的後代——很多關係都很複雜。

DW：寫完《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有什麼新發現嗎？

威拉蓬：寫完之後我最大的發現是：更困惑了。

人生讓我們困惑。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為什麼會走到現在這種狀況？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政治？為什麼我們的經濟一直在下滑，而且還在持續下滑？

泰國以前其實比較富裕，但現在卻一直往下走。城市變成了觀光城市。我是曼谷人，我一直住在曼谷，現在都是大量的觀光客。他們來做什麼？逛百貨公司。於是我們狂蓋百貨公司。我們有飯店，我們什麼都有，卻沒有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

我們沒有完善的公共設施，沒有好的交通系統，那些本來早就應該有的。我們應該有更好的學校，也應該有更好的老人照護。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生氣，可能曾經吧。我好像已經習慣了。我們必須談談「麻木」，泰國人變得非常麻木，被馴化了，不敢對抗政府，一直活在恐懼中，然後變得麻木。

更糟的是，我們其實早就應該走上街頭，大聲吶喊。我們早就該這麼做了。很多年輕人至今仍被關在監獄裡，非常多人。這真的讓人心痛。

當我兒子說：「媽，我想我不回泰國了。」我竟然感到很開心。至少，我們之中有人逃出去了。

DW：那麼你呢？你會想去別的地方嗎？

威拉蓬：我可能會想搬來台灣（笑）。我喜歡這裡的食物、這裡的人，也可以學一點中文。有人曾經問我會不會說中文，我只會說：「你是芒果嗎？」（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芒果，不知道從哪學的就記下來了。

DW：相較其他東南亞國家，泰國華人「泰化」程度很高。你怎麼看年輕世代對這些歷史的記憶呢？

威拉蓬：華人就是過農曆年、吃月餅那種，更多是飲食文化，不過現在泰國人也吃中餐，互相慢慢地融合，變成新的文化。這很有趣。城市裡的人幾乎都是混合、融合的，可是歷史面向呢？家族史呢？華人移民史呢？這就是我想寫的：那些沒有被訴說流傳下來的家庭故事。

我們在文本裡是找不太到華人歷史這一塊的。泰國有很大量的華人人口，但在課本裡不會講，很多只能靠口耳相傳——像是祖母、阿姨東拼西湊告訴你一點點。

我最喜歡我一位阿姨，她跟我很親。我常把頭靠在她腿上，她總是跟我講故事：講戰前、戰中、戰後。戰爭是她生命中極其重要的分界點。

她很會講故事，我想我是從她身上學到怎麼說故事的。她會說：「日本軍機飛過曼谷，像一群銀色大鳥，遮住太陽」——其實怎麼可能遮住太陽？但這就是她說故事的方法，讓一切顯得很巨大。

DW：你知道的這些都是從女性口中聽見的嗎？

威拉蓬：對，都是女人。我有6個阿姨，小時候過農曆新年，他們在廚房做菜，也會叫我們女生去幫忙、學做菜。他們在廚房聊天、聊八卦：哪個叔叔有三個老婆、在外地有私生子……我超愛那種「廚房裡的故事」。我很喜歡的還有：你分不清那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是事實還是謊言？

我覺得這些東西從來沒有被好好寫進書裡，很多並不是「女性的聲音」。像是在廚房裡的故事，男人不在廚房說故事，他們以前也不待在廚房，男人不進廚房，所以他們從來沒聽過那些故事、那些八卦，還有其他細碎的事情。

在我的書裡，總是會出現一些和女性有關的東西：食物、愛情、關係、養育、成長。這些你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你懂我的意思嗎？他們不是沒看到，就是不在乎。如果他們寫戰爭，寫的會是戰場、上戰場的人怎麼被殺、怎麼殘疾，諸如此類。但他們不寫留下來的人是什麼感受——那些城市裡的普通人、平凡的日常生活，戰爭對他們造成了什麼影響？

在女性書寫裡，我更在意的是我阿姨的聲音——她在那個時候是怎麼感受的？那些看似微小的人，卻有著巨大的聲音。

DW：你覺得自己在成為作家前後有改變嗎？

威拉蓬：我開始對人更有興趣。我以前其實很討厭人（笑）。但成為作家後，我發現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把他們帶到今天的原因，也都有可能變得更好——取決於環境、身邊的人、國家、政府等等，所以我對人更溫柔了。我還是喜歡深入談話，討厭small talk。

我以前做廣告是要推銷人買手機、買房、買車。可重點不在手機，重點是：你有沒有人可以打電話、可以訴說你的生活、你的痛？我們從不問這個簡單的問題。現代人什麼都有，但不問：我會打給誰？我們買很貴的手機，但很多功能都用不到。我們也不問自己：我到底想要什麼？我是不是只是在活成「被告訴要成為的人」？

如果你問這些問題，也許你會發現，你不一定想要名牌，你可能只想要簡單生活：一頓簡單的飯、一個可以說話的人；政府和教育一直告訴你要當「好公民」、要愛國、要努力……可你想要那種人生嗎？還是你只想當個普通人，有人在家等你的人、有愛的人？

我們的世代好像都有一個清單：要大學畢業、有車、不抽菸不喝酒……可為什麼大家還是不快樂、還是離婚？

在泰國，我們至今仍然沿用「戰後式」的教育。你有義務當所謂的「好公民」、要努力工作，諸如此類。那是一種戰後思維，而不是現代的。在「法政大學大屠殺」後，我覺得政府更努力地想把我們拉回那種傳統的思考方式。

你知道，泰國其實非常時尚、非常現代，百貨公司到處都是，市中心可能就有15家超大型商場。現代生活，但思維仍傳統。我覺得我們對於「自己是誰」感到非常困惑。

就像穿名牌一樣，你對此感到滿足、快樂，卻從來不問自己：你真正想從政府、從生活、從「成為一個人」這件事中得到什麼？

我不覺得自己是自由的。寫作不會讓你成為一個幸運的人，真的不會。但至少，我知道只要我繼續寫，就能看到更多可能性。我無法給讀者答案，我只能提供可能性。

DW：「泰」（ไทย)）這個字本來帶有「自由」的意思，但在過去一個世紀裡，泰國政變之後又是政變，這些政治動盪對你有什麼影響？

威拉蓬：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責怪「歷史」。我們歷史課本從來沒有真正說清楚這些事情。它不談1976年，也不深入談五月事件，我們甚至有兩次五月的大屠殺。

一次又一次，我們沒有從錯誤中學習，政府只是在馴化我們。你上學25年，必須剪齊瀏海、穿制服、不能染髮。等你出社會工作，又不能隨心所欲，因為你得「看起來專業」。你一輩子都沒有真正探索過自由。

我覺得很多年輕人因此感到絕望、非常不快樂。在疫情之前的那幾年，他們走上街抗議， 結果卻被送進監獄。很多人被關，也有很多年輕人被迫逃離、離開國家。

DW：這次訪談時機也很特別，剛好是泰國大選（2月8日）。這會成為你的寫作素材嗎？

威拉蓬：很多事情讓我麻木到寫不下去，甚至不太想提。我覺得選後可能有大事，可能會有衝突、甚至暴力。民調說人民黨會贏，如果他們贏，可能又會政變，又會很難看。我不知道他們會用什麼方式把這個黨打下去，但一定很醜陋（註：最終選舉結果，泰國總理阿努廷宣布勝選，人民黨則受挫）。

DW：你的寫作也涉及歷史與戰爭，數十年前世界似乎相對穩定，現在則好像進入一個新的動盪時代，你覺得呢？

威拉蓬：你是這麼認為嗎？我覺得戰爭其實從來沒有結束，它在我們內心、在每個國家。像台灣和中國，衝突沒有爆發成大戰，但衝突一直在。泰國也是，全世界都是，加薩也是。你以為戰爭過去了，其實它只是換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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