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捷運成為治安試煉場 警力制度空隙的代價
1219 隨機攻擊案事發第六天，檢調重返中山商圈與北捷台北車站進行現場重建與採證，但對許多市民而言，不安與惶恐仍未散去。
台北市議員游淑慧揭露的關鍵細節，更令人心驚：嫌犯張文在北車 M7、M8 出口丟擲煙霧彈並持刀攻擊時，正好落在捷運警察17～18點的空班交接時段。
這不是單一巧合，而是一個制度縫隙。
目前捷運警察總編制僅 203 人，卻必須輪值巡邏雙北 117 個站點，而捷運系統每日承載約 200 萬人次運量。換算下來，一名警力要面對的空間、人流與突發風險，幾乎難以想像。這不是哪一位基層警察的問題，而是制度設計是否合理、是否與現實風險相符的問題。
為什麼我對捷運警力特別有感？
因為我自己，曾不只一次，在捷運裡成為那個「必須自己挺身而出」的人。
多年前，我穿著裙子搭捷運手扶梯時，感覺後膝被不尋常地碰觸，而且不只一次。回頭一看，嫌犯正拿著手機偷拍。他發現我察覺後立刻往上逃，我當場追上去，看見捷運警察就在前方約 20～30 公尺處，我大聲呼喊求助。
但正值下班尖峰，人潮擁擠，最後是周遭民眾先把嫌犯圍住。我踮著腳揮手示意，警察才注意到前方發生狀況，將嫌犯攔下。他聲稱照片都刪了，我直接把手機搶過來，最後做筆錄，一處理就是好幾個小時。
幾年後，在古亭到頂溪之間的擁擠車廂裡，一隻手貼在我屁股上。起初我以為只是太擠、不小心碰到，但那隻手卻開始移動。這不是性騷擾，什麼才是性騷擾？
車門一開，我立刻轉身抓住對方（幸好他比我矮半顆頭）。兩人在月台拉扯，引來側目，他試圖逃跑，我大聲喊：「他是色狼！」感謝當時有一位正義路人挺身而出，幫忙擋住嫌犯。
接著站務人員來了，卻告訴我：「捷運警察在北投站，要等一下。」
這一等，大約半小時。最後，我和嫌犯被帶進一間小房間「談和解」。我非常遲疑，只有我們兩個人？捷運警察向我保證，他會在門外，透過小窗戶觀看動靜。
嫌犯下跪、磕頭、額頭流血，說自己家有妻小。
捷運警察勸我不要追究。當下我選擇放過他，但多年後回想，我其實非常後悔。因為我不會是第一個被騷擾的人，而他，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伸出鹹豬手的人。
我相信，這些年來捷運警察的辦案能力與積極度已有進步；而捷運的安全，很大程度也是仰賴多數通勤民眾的自制與守法，才得以維持。但也正因如此，我們逐漸鬆懈了，忘記一旦真正的暴力事件發生，制度是否撐得住第一時間的應變？
除了警力不足，捷運警察隊隊長廖洛育也點出，捷運警察年齡結構偏高、多人屆齡退休，體能與裝備都是現實問題。甚至有員警在社群平台反映，防彈背心老舊、不合身。
借鏡國際經驗。同樣高度依賴鐵道運輸的日本，東京車站每日約 45 萬人次進出，警視廳鐵道警察隊在站內可見 20～50 名警力。台北車站每日約30 萬人次，實際部署的捷運警力，是否達到兩位數？
捷運警力配置，理應與運量與風險成正比，而不是靠「共體時艱」撐過去。增加捷運警力，不是情緒反應，而是公共安全的基本投資。
檢討空班交接、提升現場即時反應能力，是在保護基層員警，也是在保護每一位乘客。當每天 200 萬人把安全交付給捷運系統，政府至少應該確保：老百姓在需要幫助的時候，不必自己挺身而出，余家昶不必枉死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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