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國議會首次會議召開150年

（德國之聲中文網）聯邦議院是德國民主的名片。設址柏林的國會大廈的玻璃穹頂是政治透明的標志。聯邦議院目前有709名民選議員，負責制定法律以及德國武裝部隊的對外部署等事務。議員們選舉聯邦總理、監督政府工作、經由公開辯論確定正確的政治道路。在今天，它是民主的日常生活。

然而，1871年3月21日，當帝國議會第一屆會議在柏林召開時，人們很難想象一個議會能有如此廣泛的責權。當年，大權主要掌握在他人手裡：皇帝威廉一世，也就是普魯士國王；以及由他任命的宰相奧托·馮·俾斯麥。

1871年1月18日，成立，威廉被任命為皇帝；俾斯麥則以帝國宰相身份，主掌由普魯士領導的各邦聯盟形成的第一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政治事務。

基本由俾斯麥設計的帝國憲法賦予君主行政當局廣泛優先權。根據聯邦議院對德國議會制的解釋，當時，“軍事、外交政策和帝國行政管理基本不受議會影響，尤其是，政府的組成(……)完全取決於皇帝的信任，而不取決於議會中的多數關系。”貴族思想界為公民設想的是這一角色：帝國臣民。

民主學年

然而，皇帝和宰相不能隨心所欲。杜塞爾多夫海因裡希-海涅大學歷史學家諾恩（ Christoph Nonn）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指出，自1850年起，普魯士即已有議會，因此，皇帝威廉和宰相俾斯麥不敢恣意妄為。他認為，關乎德意志聯邦民主化的1848/49年德國大革命，已經是 “一個明確的信號，即：沒有民眾參與政治行不通。”

諾恩教授解釋說，雖然本被設計用作一塊人民參政的遮羞布，但帝國議會 “自一開始就從來不是那種情況，因為，議員們充滿自信。” 無論如何，議會得以參與立法，並擁有預算權。

聯邦議院研究機構——議會主義委員會的安德烈亞斯·畢方（Andreas Biefang ）在接受DW采訪時解釋說，“在帝國議會中不擁有多數席位的政府實際上無行動能力，因為，除外交和軍事政策外，它無法在任何核心政策領域立法。”

賦予公民階層更多權力

起初，帝國議會權力還受到聯邦委員會的限制。該委員會與國會一起決定法律。基本由普魯士控制的這一帝國諸侯大會旨在作為一種保守主義堡壘，抵擋所擔心的來自的帝國議會的民主化傾向。為削弱國會地位，預先就設計了，皇帝可以在得到聯邦委員會的同意後解散國會。

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推進了公民階層共決。歷史學家諾恩就此指出，“伴隨了大規模勞工運動的工業化削弱了舊有鄉紳貴族精英，加強了新的工業資產階級精英。它使得人民日益自信，並要求通過其政黨發揮更大影響。”

假手立法活動和公眾共鳴，帝國議會越來越自立。最終，人民和政府都接受了它的作為民意表達機構的政治立場。議會在多大程度上成為這個年輕民族國家的象征，聯邦委員會便在多大程度上式微。

選舉制度的受害者

然而，盡管他們的重要性增加，帝國議會議員們的生活卻很難讓人羨慕：很長時間裡，他們沒有任何議會津貼，既無工作人員，也無自己的辦公室。帝國議會的選舉制度也屢屢引發批評。

由於多數票制和選區劃分的原因，人口大幅增加的城市地區的代表性明顯不足。這對保守陣營有利，多來自中心城市的左翼政黨則成為受害方。此外，早期並不總有正式的選票、投票站或票箱。

還有：人口-社會不平衡。年滿25歲的男子方可投票，女性及現役軍人不得參加帝國議會選舉，貧困救助對象亦然。根據聯邦議院議會主義委員會成員畢方的解釋，原因是，當時人們認為，“男性選民政治成熟”。屬於這一觀念的還有：經濟上自立者才能擁有投票權，“士兵則被剝奪公民權，以免他們將政治沖突帶進軍隊。”

體現個體重要性的投票

根據歷史學家畢方的解釋，這一歷史原因導致1871年3月3日秘密舉行的帝國議會第一次選舉時，“新建立的帝國中只有20%左右人口擁有選舉權”，投票率50%。到1912年一戰前德意志帝國最後一次帝國議會選舉時，投票率升至84%以上。

他指出，投票對人們越來越重要，“他們覺得，參加帝國議會選舉對他們個人很重要，因為，帝國議會的許多決定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聯邦議院則只能夢想如今的選民們還會有如此大的興趣。無論如何，歷史學家諾恩希望看到，作為後繼者，聯邦議院能得到當年德意志帝國議會所受到的那種程度的公眾關注及重視：“那裡所辯論的內容成了人們的日常話題。在理發店、市場、洗衣店——到處都有人在談論帝國大廈裡談了什麼。”

諾恩表示，如今，這一民意代表機構裡的辯論受到的關注度遠不如前，在某些方面，這導致 “聯邦議院的成員做了一些在有更密切監視的情況下可能不會做的事情”。這位現代史教授在此影射了基民盟和基社盟議員的游說貪腐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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