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覺是好萊塢局外人的大導演馬丁．史柯西斯人生下半場只想繼續拍電影、做自己：「我會不斷嘗試，直到他們把我從地上抬起來為止！」
多年來，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時不時會問自己：「我年紀大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這可能源自他不同於尋常人的經歷──兒時的史柯西斯經常氣喘發作，正值30多歲的壯年時期還曾因為操勞過度住院治療。「死亡」這個議題始終縈繞在他的生命中，執導的電影裡更出現大量激烈與突如其來的告別。然而，他對自己不斷提出的問題卻與死亡無關，角度反而比較像是：「我年紀大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我會從事什麼樣的工作？我會變得更有深度與層次嗎？
放下才是全新人生的開始
今年11月剛剛度過81歲生日的史柯西斯，自1967年推出處女作《誰在敲我的門》（Who's That Knocking at My Door）後，就沒有停下手邊的工作。這80個年頭中，他經歷了戒癮治療與四次離婚，面對各種對作品的批評與票房的失敗，更成為13次奧斯卡獎的遺珠之憾（至今僅拿下一座奧斯卡獎）。他拍過太多部令人叫好的劇情長片與紀錄片，讓人根本不知該從何說起，我嘗試列出一部分傑出的片單：《殘酷大街》（Mean Streets）、《義大利裔美國人》（Italianamerican）、《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蠻牛》（Raging Bull）、《最後華爾滋》（The Last Waltz）、《四海好傢伙》（Goodfellas）、《賭國風雲》（Casino）、《沈默》（Silence）、《迷途之家》（No Direction Home）、《神鬼無間》（The Departed）、《華爾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愛爾蘭人》（The Irishman）。
你或許會認為這個話題很有趣：「史柯西斯是否自70年代起，每十年便拍出堪稱那個年代最優秀的電影？」答案可能是否定的（2000至2010年的影史上出現許多出色的電影作品），不過這絕對值得辯論。但無論評價如何，多年來這位競競業業的創作者持續反省自身的才華是否經得起時間的淬煉。「我對自己感到好奇的是，年紀大了會發展成什麼樣子？能有進一步的發展嗎？會拍出相同的電影嗎？如果拍出一樣的電影，這是壞事嗎？」
儘管不受限年紀制約持續譜寫精采的人生，但如今史柯西斯已然明瞭自身邁入老年的生活景況──變老，是一個不斷縮減的過程，一道學會放下的練習題。說起放下憤怒，他直言：「我現在的年紀就是⋯⋯你可能下一秒就會死！」所以他不再去想讓自己符合社會期待，不去在意他人對自己的意見：「這不代表你不接受建議、不去討論與爭辯。但到了某個階段，你會知道自己想怎麼做，並且別無選擇。」同樣地，他也不再執著地認為一部電影需要前中後段，意思是：「或許中間那段內容就是整部電影，你懂我意思嗎？」
「我不屬於這裡。」史柯西斯提及與奧斯卡獎之間的緣分時是這麼說的：「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喜歡他們。我所做的只不過是盡我所能做好自己的事罷了。」他選擇拋開奧斯卡獎對自己作品的看法，甚至放下成為好萊塢一份子的想法：「反正我也不屬於那裡。」他放下為了實驗而去實驗的做法，像是《恐怖角》（Cape Fear）的那場動作戲。他說：「我在這些年裡嘗試了各種事，那段時光已經消逝。」還放下進入影業公司系統的努力：「我以為自己在好萊塢的圈子裡，結果沒有用。」更放下自欺欺人的行為，這大概是當中最難的一件事。最後，用最單純的表現方式形塑作品：「我現在致力去除不必要的部分，並剪掉觀眾預料之內的畫面。」
史柯西斯在幾天前才第一次坐下來，完整地觀看自己的最新電影《花月殺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這是一部關於愛、欺騙與貪婪，且令人感到不安的驚悚長片，內容改編自大衛．格雷恩（David Grann）的著作，講述1920年代在美國原住民奧塞奇族中所發生的一系列懸疑謀殺案，當地的奧塞奇族人因為挖到石油致富，而主人公李奧納多．狄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身分是退伍軍人，他返鄉後為舅舅勞勃．狄尼洛（Robert De Niro）工作，並娶了族人之一的莉莉．葛萊史東（Lily Gladstone）為妻，但過了不久，奧塞奇族人竟離奇地陸續死亡⋯⋯內容摻雜暴力、悲傷、憤怒與幽默等元素，可說承襲了史柯西斯一貫的鮮明風格。
這部電影片長長達206分鐘，對創作者而言必須投注很大的心力才得以完成，不過靜下心這件事對史柯西斯來說並不容易，儘管他一直想放下時時刻刻糾纏自己的焦慮感，「我心裡掛念很多事，畢竟到了這把年紀會面對一些家庭的問題，而且我還是必須看完整部電影並檢查剪輯內容，那會花掉我大半的時間。我該怎麼辦？我該如何專心？」但忠於本分的他還是按下了播放鍵：「開始播放後⋯⋯我把它看完了。」原本的擔憂，也因為沉浸在電影中而蕩然無存，他心想，或許自己又再一次克服了那些無趣又沉悶的事。「我不曉得這是怎麼發生的。這部電影從2017年開始已經製作六年了。它時刻在我的生活中，但不知怎麼的⋯⋯我就是喜歡它。」
史柯西斯是出了名的愛嘮叨，但他卻又喜歡獨自一人。「我在包厘街長大。」史柯西斯回憶道：「那彷彿就像置身在一幅波希的畫裡。」直到現在，他的電影中無論定格在哪一幕，觀眾都能感受到鮮活的日常百態：《計程車司機》裡有許多男人在某處打架；《紐約紐約》（New York, New York）的開場鏡頭巧妙地滑過上百名臨演；《神鬼玩家》（The Aviator）中的狄卡皮歐穿越忙碌又混亂的電影片場。《花月殺手》也充滿這樣的畫面，每個角色都忙碌地生活、推開熙攘的人群並陪伴家人。與其說史柯西斯是參與者，不如稱他是一名觀察者，他用觀看世界的角度去詮釋電影裡充滿活力的世界。
孤獨讓電影走進他的世界
史柯西斯經常被誤解是一個只喜歡關在室內看電影的人，總是透過他人去體驗生活，但這不全是事實──「如果你真的去體驗了又如何？要是那不關別人的事呢？」不過這樣的名聲也確實其來有自，畢竟他有過很封閉的童年。「小時候因為有氣喘，所以看電影成為我的日常必需品，這出自一種孤獨感，我至今仍是如此。這個愛好的養成也與我的父母有關，由於我不能從事其他活動，他們只好帶我去看電影。」
他表示自己至今仍會感到孤獨，可能是因為他現任妻子海倫．莫瑞斯（Helen Morris）罹患帕金森氏症多年的緣故。史柯西斯説：「我在家庭生活投入了很多心力，只有少數人能夠理解，並願意參與其中。我和妻子以前經常舉辦晚餐派對之類的，現在非常少了，我幾乎隻身一人。不變的是，我如果跟人碰面多半都和工作有關。」現在要是在路上撞見熟人，離別的意義更加重大。「幾個禮拜前我和一個從1970年認識到現在的老朋友碰面，我們已經好幾年不見了。當天要分開的時候，我們互相擁抱了好久，大概有十分鐘吧，因為我們不曉得還會不會有下次⋯⋯」
史柯西斯現在幾乎不怎麼旅行了，這麼多年來他還是沒有克服對飛行的恐懼。若要他飛去找你，可能要派一架私人飛機，否則就得設法說服他那一趟旅行是值得的。他的妻子在巴黎長大，或許他們會想回去吧，我猜。「我很想去倫敦。但我也去過很多次了。」洛杉磯呢？「我大部分的朋友都離開了，那裡全是新的面孔，我一個也不認識。那是一座新的城市、新的產業面貌，很棒，只是我找不到人作伴，除非我跟李奧納多在一塊。」他開始列舉至今還會見的一小群朋友，像是「樂隊合唱團」（The Band）的羅比．羅伯森（Robbie Robertson），史柯西斯在拍攝1978年的《最後華爾滋》時與他成為好友，而他在我們兩人採訪後不久便離世；還有製片人瑞克．約恩（Rick Yorn）；前經紀人麥可．奧維茨（Michael Ovitz）；長期的合作夥伴爾文與瑪戈．溫克勒（Irwin and Margo Winkler）；住在舊金山的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與他的妻子梅樂蒂．賀伯森（Mellody Hobson）。史柯西斯說：「有時候朋友們會要求我做一些事，還會負責把我送過去。」否則他哪也不想去。
在生命低潮中重新找到方向
他有三個女兒和兩個孫子。「我喜歡跟他們相處，我在這方面學到很多事。不過我的重點是──你的價值在哪裡？」史柯西斯的標準答案是：在工作上。他告訴我：「我對於自己正在製作的電影以及拍攝電影的手法擁有很深的情感。」30幾歲時的他在短短七年內便拍了三、四部史上最傑出的電影：《殘酷大街》、《再見愛麗絲》（Alice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計程車司機》以及《蠻牛》。他曾經有過一段清晰且專注的時期，卻在1970年代後期因為生活過於靡爛而差一點離世。「拍《最後華爾滋》的時候，羅伯森搬進了家裡，我們過得很開心，但我不屬於那裡。」史柯西斯說他想親自體驗樂隊合唱團怎麼做音樂，這些音樂從哪來？「我想了解其中的魔法，但最終才知道這意味著特定的生活方式，而大部分都跟狂歡有關。對，我確實過分沉迷其中，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控制。不過我想深入了解它，我想知道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很幸運地挺過來了。」
緊接著幾年，他作品中曾有的純真感因而變得黯淡。史柯西斯對我說：「這個影響長達好幾年。我知道自己在拍《殘酷大街》時很自在，完全不理會其他人怎麼說，結果電影非常成功；《再見愛麗絲》某種程度上也是，《計程車司機》肯定是成功的，那同樣超乎我的預料。不過在那之後，我變得很在乎影評人的想法以及接下來的方向，最後讓我陷入困境，而我試圖改變自己工作的方式顯然也成為致命傷。所以這只算是半成功而已。我把這些情緒都注入《蠻牛》裡，那部片就是在說──離我遠一點。如果你不喜歡，我也沒轍。」
不過從票房來看，《蠻牛》表現並不是特別亮眼，接下來史柯西斯花了很多年爭取他想拍的電影，有時候還被迫拍些接非他所願的電影。直到近幾年，他年輕時的那一股清晰與專注感終於又回來了：一股想做什麼就做的精神。
在80歲重拾的這種感受，跟25歲或35歲一樣嗎？「完全不一樣。」史柯西斯接著說：「這跟我早年生活截然不同，至少家庭的狀況是如此，我親自將一個女兒拉拔長大，跟先前兩個女兒的情況很不一樣。」莫瑞斯是他的第五任妻子，兩人的女兒法蘭西絲卡才剛滿23歲。他說：「在那之前，我的婚姻幾乎都是開始沒多久就破碎了，因此我和孩子們之間有些裂痕。當然現在很親，不過我終究錯過了她們成長的那些時光。這期間我的家人也相繼離世──我的父母、哥哥，幾乎所有在我身邊的人。我的母親有七位兄弟姊妹，父親有八位，他們各自都有小孩。全都沒了。就像是《紐約黑幫》（Gangs of New York）的結尾，他們在街頭互相廝殺後，在下葬的墓園又長出新葉，河的對岸也陸續建起高樓大廈。我們會逐漸遺忘那些故事，關於那些人物與煩惱的故事。」
所有你認識也愛過的人，他們都經歷過太多痛苦與掙扎，然後生命就結束了。他對我說：「你最終會面臨到一個問題：『這一切的意義是什麼？』這個意義一點也不重要，你必須活過這一遭。如果你選擇不去經歷它，那是個人選擇，不過你是存在的，而你也活出了那樣的體驗。如果我不想再扛著攝影機，那我也不會再拍了。我不會，我不在乎。我早就不在乎。」
目前史柯西斯和史庫．麥克正在趕製一部有關電影人艾默利．普瑞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與麥可鮑爾（Michael Powell）的紀錄片──兩位早期影響史柯西斯的電影人，後來成為他的友人與導師（史庫．麥克在鮑爾生前曾是夫妻）。他和史庫．麥克正試著釐清片長應該多久：「我們已經調整完《魔影襲人來》與《我行我路》，接著要開始處理《後屋疑雲》《偷窺狂》與《女狐》。」史柯西斯很擅長拐彎抹角，或是講得太快，對於每件事他必須回頭說兩三遍。他習慣說出參考來源：每一部電影、每一名導演、每一個與重點相關的個人意見。
史柯西斯的電影一直以來都不喜歡話說從頭：「我看到太直白的敘事手法會生氣。」當然，他尊敬與欣賞的一些導演會這麼做，像是拉烏爾．沃爾什（Raoul Walsh）、金．維多（King Vidor）與麥可．寇蒂斯（Michael Curtiz）。他說：「我欣賞他們，但我明白自己不是這類型的導演。」畢竟他年輕時接觸的是完全不同的電影人：約翰．卡薩維茲（John Cassavetes）、史丹．布拉哈格（Stan Brakhage）、雪莉．克拉克（Shirley Clarke），他們影響了法國與英國新浪潮。「這些導演讓你意識到自己可以從頭來過，去重新發明電影。」例如安迪．沃荷（Andy Warhol）！「沃荷真的重新定義『電影』這個詞。他拍了一部片叫做《睡眠》（Sleep），一位男子睡了五個小時的覺，一鏡到底。我並不是說它是很棒的電影，而是說他會讓你重新思考電影是什麼。」
把美國夢拍進電影裡
叨叨絮絮一段，我們的話題重新回到新作《花月殺手》上，裡頭包含了史柯西斯在其它電影中的一些片段或結構──敘事畫面少一點，氛圍畫面多一點，他會用軼事、情景與角色去刻劃出背景資料。「我並沒有刻意這麼做，也沒有用文字描述出來，不過我開始拍的時候就感覺自己身臨其境。」史柯西斯提及這部片時是這麼說的：「我在那裡面生活著，和角色們一起在那個世界裡流浪著，並沉浸在他們的世界裡。所以我希望觀眾看到一半也會不自覺地思考，『等一等，我跟什麼樣的人在一起？』」
史柯西斯鏡頭下的《花月殺手》是一個有關愛、權利、背叛與白人優越主義的故事。白人霸占他人的土地，並往往透過暴力奪走一切。他說：「我認為那並不是一個或兩個人的作為，而是每個人。如果是每個人，那也包含我們呀。換句話說，我們身為美國人就是共犯。」史柯西斯想像自己身處同樣困境時會如何作為：「我會怎麼做？我會躲起來嗎？我會假裝什麼也沒看見嗎？」
如果從這角度切入，就像《愛爾蘭人》中的黑幫、甘迺迪和吉米．霍法等等的犯罪元素所建構出上一世紀的美國 ；或是《華爾街之狼》片中無法阻擋的貪婪與自我膨脹，《花月殺手》也是一個有關美國的故事。我們必須回到史柯西斯以前的電影，一直回到《殘酷大街》，這才是他所謂的「美國夢」──用任何手段快速地取得財富。
史柯西斯對美國這個題材的興趣又是從何而來？「這要追溯到我以前很投入紐約天主教的學習，以及50年代中期的天主教學校。」史柯西斯從小體弱多病，他除了去學校外什麼也做不了。「我在學校有交到一些朋友，但重點是，我發現他們在說的事情是有道理的。不一定是修女，我是指某些神父，尤其是我其中一位導師──法蘭西斯普林西比神父。」
史柯西斯經常提起普林西比神父，畢竟那是讓他對教堂產生興趣的人，甚至以為自己長大後會成為神父。「他第一個談到的主題要回到第一次的奧斯卡典禮，當時才剛開始轉播。我記得好像是《岸上風雲》（On the Waterfront）還是《亂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得獎。」史柯西斯在家看了轉播，並看見舞台上那座三層樓高的奧斯卡獎雕像！大家隔天去學校都非常興奮，除了普林西比神父，他說：「你們有看到電視上的影像嗎？」孩子們對望，不曉得他到底在說什麼。「那是一座金色的偶像。」其實神父用的是字眼是「摩洛」，意思是「你崇拜一個叫做成功的神。」
這有什麼關聯？「那些話烙印在我心上。我後來也深受羅德．塞林（Rod Serling）編寫的電視劇《Patterns》所影響，後來改編為電影。在范海．弗林（Van Heflin）擔綱主角的這部片中，他在上班的第一天走入一棟新建築的大廳。這時《縱橫天下》（Executive Suite）也恰好上映，同樣很優秀。這兩部電影都與美國企業人生有關，或者說是美國企業間的鬥爭──都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史柯西斯拍攝《華爾街之狼》時也用了《Patterns》裡一模一樣的大廳，同樣是狄卡皮歐第一天上班的場景。不過重點是：「這些人互相爭鬥的方式與《十二怒漢》（12 Angry Men）不一樣，雖然同樣有關聯，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美國可能成為的模樣。」美國就是電影、是貪婪、是崇拜虛無偶像的地方；美國是金錢、競爭與暴力；美國就是站得又高挺又耀眼的奧斯卡獎雕像，甚至占據了整個大銀幕。
置身其中的局外人
史柯西斯的事業有著令人著迷的矛盾點，即使他的名聲與票房獲得空前成功，他卻從未能融入好萊塢傳統的影業機制。在他年輕時必須花了大把時間找資金與資助，才能拍出想拍的作品；即便他打造了許多成功的電影，在來回奔波的那些年如今看來卻也像是場失敗。他回憶《賭國風雲》這部片，投資方預期利潤可以達到3.6億美金，實際上卻還差一大截。（該片最終在美國票房約4,300萬美金，全球則約7,300萬美金。）
多年來史柯西斯一直在與產業的期待搏鬥，但這產業卻不曾符合他對電影製作的期待──這些矛盾甚至讓他差一點引退。2002年的《紐約黑幫》是史柯西斯的熱血企劃，他和製作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片長及預算上有過激烈的爭執。「我意識到，如果我只能以那樣的方式拍電影，那麼我必須停止，於是決定退出這個產業。」
2004年的《神鬼玩家》，狄卡皮歐答應參與，史柯西斯對劇本更是滿意，拍攝過程和剪輯也十分順利，但後期由於投資方和製片方華納影業與米拉麥克斯影業的過分干預讓他難以接受，最後兩方甚至終止資助，為了順利上映，史柯西斯不得不自掏腰包。
「那個狀況同樣讓我覺得：『我不想做電影了。』」 然而源自對電影的熱愛他再次「食言 」了，幾年過去，史柯西斯又說服自己執導2006年的《神鬼無間》（由港片《無間道》改編），但再一次後悔接手──據說華納影業要求讓其中一名主角（分別由狄卡皮歐與麥特．戴蒙飾演）活下來。（破梗一下：他們並沒有。）「他們想做成一個電影系列，那跟角色的生死道德無關。」史柯西斯記得看完試片，觀眾與電影人都很開心地離開電影院，只有華納影業的人非常難過，「他們不想要那部電影，而是想要一個系列。前者代表他們無法繼續在這裡工作。」
史柯西斯被奧斯卡獎提名最佳導演九次，《神鬼無間》是他唯一得獎的一部。「我一向都喜歡被奧斯卡獎提名，即使我知道他們沒有因為《計程車司機》提名我們。」那部電影有被提名，主演的茱蒂．佛斯特（Jodie Foster）與勞勃．狄尼洛也有被提名，但是史柯西斯與編劇保羅．許瑞德（Paul Schrader）卻沒有。「《蠻牛》有被提名但我沒得獎，我便明白它（奧斯卡獎）不是我人生中的知己。不過我總告訴自己默默做電影吧，你不能為了得獎去拍電影。對，我應該會喜歡得獎，但又怎樣呢？我還是得繼續拍下去！」史柯西斯至今仍覺得自己與奧斯卡獎有種距離，或者沒有被它理解。「你必須活在這個如同社群的產業裡，成為這個產業的一份子⋯⋯我不曉得自己的思路是否跟他們一樣。我只能盡我所能做好自己的事。」
不過他依然表示：「贏了奧斯卡獎，鼓勵我拍下一部電影《隔離島》（Shutter Island）。看結果，我應該直接去拍《沈默》就好。」《沈默》是他另一部嘔心瀝血之作，敘述兩位17世紀的神父來到禁止天主教傳教的日本。這部於2016年上映的電影成為他近年來的傑作之一。《隔離島》再次由狄卡皮歐擔綱主角並由派拉蒙影業公司發行，他說：「那好像是我拍過的最後一部影業電影。」從此之後，史柯西斯便開始採取獨立製片。
當問及他覺得這個產業哪裡改變了？讓一位像他這樣有才華並投入心血的導演拍不了心中想要的電影？「嗯，這個產業結束了。應該是說，我在將近50年前參與的那個產業。這就相當於對一位在1970年拍默片的人說，你覺得哪裡改變了？」但當然，史柯西斯有他的論調。「電影公司已經不在乎個人的觀點，他們不願用龐大的預算去支持那些表達個人情緒、想法與感受的電影。如今他們直接將這類型歸類為獨立電影。」
史柯西斯被電影圈視為「捍衛過去的守舊派」，部分原因是他與非營利組織「電影基金會」（Film Foundation）的合作──他是創辦人之一，也參與保存與修復了上百部電影，「我覺得戲院永遠都會存在，因為人們會想共同體驗這件事。」史柯西斯解釋說：「前提是，戲院必須不斷進步，成為大眾想持續去享受與體驗的地方，或者去看一部令人動容的電影。」
不重複自己才能迎來創新
史柯西斯曾公開質疑漫威電影與漫畫改編電影，導致了許多人的不滿。他認為目前在電影院出現太多系列電影與漫畫電影：「這對我們的文化產生很大的危機。因為新一代的觀眾會以為電影僅限於此分類，以為電影就是這麼回事。」接著又說：「他們已經這麼想了，這就代表我們必須要更強硬的反擊，而這必須從製片人與導演本身做起，像是沙夫戴兄弟檔（Safdie Brothers）與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你懂我意思嗎？從各個面向去衝擊，直接捲起袖子動手做。去重新創造，不要抱怨。這是實情，我們必須拯救電影。」
史柯西斯並不恐懼進步或科技，他也跟大家一樣十分期待《阿凡達：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Water）上映，同樣也對3D與IMAX電影以及各種科技實驗感到興奮，「我很期待看見新的拍攝方法。我只是走到自己的極限了，我只能做到這了。如果我還有力氣，若是老天眷顧我的話，我還可以再多拍幾部。我是說，你必須將它拉出你的腦中，說出你的直覺，去找出自己在這個人生階段想說些什麼？電影必須有意義。否則為什麼要拍？你必須說點什麼。」
史柯西斯經常在想自己還能當多久的特例：用大筆預算去拍原創電影的導演。他手邊有更多電影正在進行中，例如改編自名作家瑪莉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的著作《家園》（Home）的那一部。他的問題是：「這個特例我還能當多久？我就要81歲了。」那麼答案是什麼？「我不曉得！我會不斷嘗試，直到他們把我從地上抬起來為止（指入棺）。我又能怎樣？」
觀賞當代電影時，他是否看見自己帶來的影響？「有，我有觀察到一些運鏡的方式。我通常看到的是故事與氣氛，但太多了導致我不得不停止。看電影的目的並不是要學什麼，不過看完某部作品時，你可能會覺得靈感十足。我無法描述出那種感覺，就是會受到啟發。」
以瓊安娜．霍格（Joanna Hogg）於2010年執導的《再見家園》（Archipelago）為例：「那真是讓人耳目一新。從那時起，我很幸運能幫助她製作其他電影。我的目的不是學習，但我確實有學到。我覺得某方面來說，我如今在嘗試處理製片的方式，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這類電影的影響。」
說到以前運鏡的方式與動作，史柯西斯說：「重點是，為什麼要這麼做？它如今已成為電影語言的一部分。我真的需要證明自己可以做出漂亮的運鏡嗎？像《四海好傢伙》那樣？我做過了呀。還要再做一次嗎？那沒有意義。我感興趣的還是眾多畫面的堆疊與結合，你懂吧？堆疊出許多人物角色所發生的事。拜託，現在有人會做運鏡這種事了。他們什麼都會做，所以我得做點別的事。得去探索別的領域。」
在歲月浸潤中學會誠實做自己
午後從窗外灑入的暖陽照映在他的白髮與眉毛上，形成一道天使般的光環。在他身旁的小桌子上散落著一疊白紙，上面好像有某種液體以及潦草的字跡。「我試著記錄下我每天做的事。」
他從1988年便開始做這件事，算是心理治療，也算是日記──他打算在生前把它燒掉。（他後來改變主意了，決定保留這些筆記。）令史柯西斯著迷的一件事是「自我欺騙」。這個主題時常出現在他的電影裡：「我拍的所有電影都與信任及背叛有關。」在《計程車司機》中，身為觀眾的我們都困在主角崔維斯．拜寇（Travis Bickle）逐漸瘋癲的腦子裡；在《四海好傢伙》與《賭國風雲》中那些自以為是的人所說的謊言；以及在《愛爾蘭人》中的角色為了維護自己的行為而自欺欺人。在《花月殺手》中，狄卡皮歐的角色是一個不斷犯錯的人，他甚至會自我欺騙以掩蓋實情。史柯西斯對此是有共鳴的：「當有人問：『這件事發生的時候，你有出現某種感覺嗎？』如果那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會將它找出來讀一讀，大概會被我寫的東西嚇到吧。又或者是看見自己去合理化的事情，我剛怎麼說的？自欺欺人？又或者只能承擔行為的後果。你懂嗎？」這件事為什麼重要？「這跟我的工作有關。我想盡可能對自己坦白。如果我在工作中很誠實，或許我也可以成為老實人吧。」
在我的經驗中，史柯西斯確實試著做個誠實的人。舉例來說，如果你問他有關即將面臨到的死亡（我猶豫了片刻還是問了），他也會告訴你實話：「事實上，我經常想這件事。」我真希望大家可以親耳聽見他接下來說的這番話。這段話實在太美了，美麗的事物不易描述。史柯西斯給了我約40分鐘的答覆，而我也只能盡力闡述。
「我環顧四周後，必須思考這一切該放哪去。」他在空間裡揮舞著雙手，比著屋內所有的收藏：「我必須放下這一切。我是一位很棒的收藏家，十分迷戀電影與書籍。如今這些全都得收起。」他的書房最後面有一整面書架，擺滿了他的朋友與孩子們的照片，多到甚至看不見書籍。他說照片後方的電影書籍也必須搬走：「你一旦明白自己必須放手並且會死去，一切都會改變。」怎麼說？「當你在度過那段時光，必須讓自己感覺並沒有虛度光陰，你只能為了當下的一刻活著。」
他在看許多書籍、許多電影企劃，以及所有他還想做的事，同時卻明白自己無法完成一切。他說：「我想繼續探討的事情都來不及了。我唯一可以繼續的事可能是下一部電影《家園》，又或者出現了另一件事讓我心想：『噢，這是為了我而做的』，那麼我必須去做。我認為我做得到──前提是我必須留一口氣在，保有健康。」
有些事情必須到你老了才會明白。他告訴我：「我們在《愛爾蘭人》中有放入這句台詞。護士在量血壓時，他說你到了這把年紀才會懂。在你到了這把年紀前是不會懂的。」
臨老身邊還剩下什麼？工作、家人、信仰。以史柯西斯的人生經歷而言：「我是那樣長大的，我曾將它推開、拒絕過它，最後又回到它的懷抱，我拍攝的主題都跟信仰有關。所以那肯定代表我還是它的一部分，或者說它是我的一部分。我必須找出自己到底是誰──信仰如何融入我，又或者我如何融入它。芙蘭納莉．歐康納曾將信仰描述為，你彷彿身在黑暗的空間裡，跌跌撞撞直到摸索到電燈開關。如果那是一個黑暗的房間，或許裡頭有一盞燈吧。」
文─Zach Baron（《GQ》資深企劃編輯） 攝影─Bruce Gilden（Magnum Photos） 編輯─蕭雅馨 譯寫─Litta Lee 化妝＆髮型─Kumi Craig（The Wall Group）使用R+Co 場地提供＆特別感謝─The Whitby H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