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運動5週年：從人流、經濟、文化數據看香港的改變與走向

2019年6月，逾百萬香港人多次走上街頭反對港府修訂《逃犯條例》，這場「反送中運動」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公民示威行動，但北京隨之而來政治鎮壓、整肅，不僅加速了一國兩制的崩解，也將香港的城市命運推入了不一樣的道路。

5年過去，在北京強勢介入下，爭議的香港《國安法》、《基本法》23條上路，除了打擊香港公民社會，言論空間與新聞自由更遭前所未有的限制，《報導者》讓數字說話，從人口結構、經濟貿易、教育文化與「大灣區發展」等關鍵指標解讀，在自由緊縮、疫情蕭條與中國政策的多重影響下，香港的沉浮軌跡出現什麼轉折？

「任何恫嚇和制裁都動搖不了香港的國際經濟地位，更嚇不倒中國人民。」2020年6月30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香港政府在同日晚間公告實施。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辦）發表聲明，表示中國中央政府、港府將共同維護國家安全與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隨著北京收緊對香港的控制，香港的國際地位與經濟發展真的未受到任何影響嗎？反送中運動後5年間，港澳辦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等香港事務管理階層接連被撤換；香港政府要員亦多由「愛國者」出任，其中包含警隊出身、當選香港首位武官特首的李家超。

「愛國者治港」原則下，今年（2024）3月香港政府更通過《基本法》第23條，列出叛國、煽動意圖、間諜、境外干預等罪行與對應刑罰，所有境外組織與活動人士都可能在定義不明的情況下被控違法。

各項人事、法規、行政措施交互施力，使香港自2020年前後出現一波港人出走潮。經濟方面，近年亦有不少跨國企業選擇撤離香港，顯見外資信心不如以往。《報導者》從人流、經濟、文化面向的關鍵數據，觀察近5年來這顆東方之珠的變與不變。

I. 去或留：人口及人流消長

香港居住人口3年內一度驟減約17.9萬人，39歲以下青年離港比例最高

2019年反送中抗爭爆發後，港府及北京的鎮壓手段不斷升級，在香港前途不明朗的氣氛下，「離港」遂成許多港人的出路選項。

2019年底香港人口約752.5萬人，後續又受COVID-19疫情影響，邊境封鎖使人流來往驟減，2020年年中起香港人口開始出現負成長，跌勢一路持續至2022年中，人口衰退規模高達17.9萬人，是香港有紀錄以來持續最久、規模也最大的人口跌幅。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據，可注意到2019年年中到2023年年底，4年間人口衰退尤其以20至39歲的青年族群最為顯著，從205.3萬人下降至179萬人，占比從全部人口的27.3%掉至23.8%。

COVID-19爆發、《國安法》生效的2020年，最多人離港

總人口增加或減少，包含出生及死亡的「自然變動」，以及移入及移出的「淨遷移」。

2020年底香港淨遷移人數為負成長8.6萬人，為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之最。大環境上，該年初COVID-19疫情爆發，大量人流來往受限；6月底香港《國安法》通過，也加速港人離港、降低外國人赴港意願。

港府曾在新聞稿中指出，淨遷移包含香港居民以工作和讀書等各種目的進出香港的流動，「概念上與移民並不相同」；疫情期間嚴厲的關口管制和檢疫措施，導致移入香港的人數處於低水平；疫前已離港的香港居民可能選擇繼續留在外地，這些因素在在導致香港居民淨移出量大幅增加。

但2022年香港居住人口開始反彈回升，淨移入人數達100,600人，這與疫後防控措施鬆綁、滯留海外的香港居民返港有關，另外各項吸引中國人才的計畫也發揮帶動效果。

進一步觀察影響淨遷移之重要因子「單程證持有人移入」，可發現長期以來，每年均有4萬至5萬名單程證持有人移入香港。1997年以來，持單程證赴港者已經超過118萬人。

單程證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往港澳通行證」，是提供在港澳有親屬的中國居民前去定居的證件，由於申請時需註銷在中國原有身分（有去無回）而被稱之為單程證。這項制度從1982年港英政府時期開始實施，現行制度每日有150個配額。

在淨遷移出現負成長的2020年，單程證持有人移入數出現近年新低；隨著疫情解封，2023年單程證已經回復到40,800件、超過2019年水準。

至少24萬港人移民海外，英加澳台最多

2019年反送中運動、政府後續鎮壓引起香港一波移民潮，其中以英國、加拿大、澳洲、台灣為主要選擇地點，這四地申請永久居留或定居許可人數，至少超過24萬人。

英國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前，便開放港人申請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 BNO），持有者可獲得6個月免簽居留權。

2020年7月1日，在《國安法》生效後一天，英國宣布將原本BNO持有者原先6個月居留權延長至5年，且可找工作及就學，在英國待滿5年即可申請永久居留權、再過1年可歸化英國公民。當時英國政府統計，香港約290萬人（約香港人口的38%）符合申請資格。

根據英國內政部數據，對港BNO政策放寬以來，截至2024年3月，海內外一共有210,843人提出申請，其中95.7%獲批准。

加拿大在2020年11月起提出港人「救生艇計畫」（Hong Kong Pathway），放寬港人申請永久居留。加拿大媒體《New Canadian Media》報導，根據移民部（IRCC）數據，截至2023年已有23,684件的申請獲批。

澳洲也是許多港人選擇移民的國家之一。以一般移民計畫為例，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共有12,582人獲永久移民簽證，每年移民簽證都在4,000人以上。

此外，澳洲政府2022年3月啟動「香港避風港」計畫（Hong Kong Stream），提供港人兩種永居簽證新選項，包括當地畢業生和技術勞工等，都有機會藉此申請澳洲永居。

台灣部分，2019年7月至2024年4月，移民署批准定居許可為7,472人，居留許可則達43,365人。然而，由於台灣本身法規框架限制、國安審查門檻提高，部分港人短暫來台後，選擇二次移民者也不少。

中國成港生求學熱門地，來台人數跌落新低

港人移民情形顯著，另一方面，中港兩地學生交流卻出現增溫趨勢。近年北京與港府推出許多優惠政策，大力推廣兩地學生交流，過去10年間，港生報考中國院校的人數逐年提升，根據最新數據，2023年中申請上的港生來到5,626人。

與此同時，港生報考台灣的大學雖然在2020～2022年期間突破2,000人，但隨著全球疫情趨緩、香港政治氛圍緊張，來台念書的港生就直線下滑，2024年僅776位新生，創10年新低。

香港校園裡，中國學生占比增加

不只港生到中國念書人數明顯增加，香港大學校園裡的中國學生占比也升高。

疫情以後，考取香港學位的中國學生顯著增加，增幅超過本地生、其他非本地生的人數。香港公立大學的中國學生占比從反送中運動以前的12.2%成長至2022年的15.8%，人數增長近4,000人。

近年來，在疫情與地緣政治緊張的因素下，中國赴歐美留學人數大量減少，部分學子轉而選擇香港、新加坡。為了接收更多中國學生，2023年香港3所私立大學獲准提高中國學生的限額，香港政府也宣布自2024年的新學年起，將放寬8所公立大學錄取非本地生員額的上限，由現有的20%倍增至40%，吸收更多非本地生。

香港教育局前局長楊潤雄指出，2019年起，教資會為8所香港公立大學撥款5千萬港幣（約新台幣2兆元）預算，以「促進本地和非本地學生交流共融的校園活動」。

2023年香港各項計畫引入人才數寫新高，中國占比達77%

過去以來港府推出許多政策，希望留住在港念書的外國及中國學生，或招募更多的優秀人才。目前港府推出的攬才政策包括：

• 一般就業政策
• 輸入內地人才計畫
•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 優秀人才入境計畫
• 科技人才入境計畫
• 高端人才通行證計畫（下稱高才通）

2019年時，香港各項人才計畫共引入6.7萬人，其中約36.8%來自中國。到了2023年，香港引入的13.4萬名人才中，中國移入者占比則急升至77.3%。

2023年人才引入數的劇增，與港府2022年12月推出「高才通」有關，共引入4.8萬人。高才通雖是對全球招募，但超過9成申請者（4.7萬）皆來自中國。

另外，中國人才透過「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入港有2.4萬人、「輸入內地人才計畫」有1.9萬人、「優秀人才入境計畫」1.2萬人，都是各計畫實施以來之最高紀錄。

李家超在今年4月30日表示，從去年至今年3月底，香港的各項全球攬才計畫，已吸引11萬人抵港，其中高才通就占6.2萬人；這些移入人才及其配偶普遍年輕，通常會攜帶子女定居香港，「為香港人口結構帶來正面影響。」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接受《報導者》採訪時分析，早在反送中運動發生以前，中聯辦就有計畫地透過各項政策擴張中國人在香港的比例，以稀釋香港本土中產階級在社會上的領導權與話語權。

反送中抗爭未果、《國安法》上路後，具一定資本的香港人大量出走，原先醫療、金融等服務業流失的香港專業人才，被透過人才招募政策引進的中國人才取代，「把不服從的人換成服從的人，這就是體制換血的邏輯，」林宗弘說，這不是新鮮事，但2020年後移民潮影響過大，加速了體制換血的運作。

中國官媒曾指出「『新香港人』是推動香港發展的重要力量」，新移入的「港漂」及不斷增加的單程證赴港人士，將構築出何種香港新地景，值得持續關注。

II. 經濟：香港還是亞太經貿樞紐嗎？

疫情後，貨物貿易一度創新高、又急轉直下

自1841年英國殖民以來，香港一直是亞洲最重要的貿易樞紐之一。百年來政權更迭，但在自由經濟政策的保護下，香港憑藉其卓越的貿易轉運能力及服務業的發展，與世界各地建立了穩定且強大的貿易關係。

貨物貿易及服務貿易額是觀察香港經濟變遷的兩大基本指標。貨物貿易額部分，雖然整體呈上升趨勢，但2018年開始卻出現驟升又暴跌的大幅波動。

2019、2020年，受到美中貿易戰和疫情的影響，香港對歐美市場的進出口大幅衰退。不過隨著疫情趨緩，全球經濟復甦、供應鏈恢復正常，各國商品需求大增，2021年香港貨物貿易總額反彈至10.2兆港幣（約新台幣42兆元）。

但2021～2023年，再度出現大幅下跌。將2023年貿易成績與2021年比較，2年間衰退14%，為10年來最嚴重的衰退。香港統計處分析指出，這源自於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全球經濟增長減慢，預料將在短期內持續為香港貨物貿易帶來壓力。

海運：貨櫃吞吐量連年下降，被中國多個港口超越跌至第10

雖然貨物貿易額回漲，但香港作為亞太航運樞紐的位置遭受巨大衝擊。

2012年以降，香港港口吞吐量呈下跌趨勢。截至2023年，香港已跌至全球第10名，已落後上海（第1）、新加坡（第2）等往昔競爭對手，在華南地區則排在鄰近的深圳（第5）和廣州（第6）之後。

長年以來，全球前十大港口都多位在亞洲。20年前香港葵青貨櫃碼頭是全球貨櫃吞吐量最高的碼頭，2005年被新加坡、2007年被上海超越，落至全球第3。而後深圳、廣州、上海等港口背靠廣大工廠，加上基礎設施逐漸完善、政府逐步放寬沿海運輸權限制，許多中國製造商轉而就近進出口貨品，導致香港逐漸失去國際轉口港優勢。

空運：疫情一度影響香港機場吞吐量，2021年後重返空運龍頭

空運也是香港貨貿的傳統強項。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從香港起飛5小時內可到達亞洲多數城市，航程範圍涵蓋全球約一半人口。由於背靠中國市場，加上清關手續簡便、貨物處理量大，因此全球各大物流公司都會從香港空運貨物至中國。

過去10年，香港機場幾乎穩坐龍頭，即便2019年發生反送中運動，機場幾度癱瘓停擺、全年貨運量較2018年少了6%，但香港仍是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

然而2020年COVID-19重創全球，各國實施邊境封鎖政策，港府收緊空運管制，加上客運航班銳減，而過往大部分空運貨物又皆以客機腹艙載運，導致該年空運載貨量大減，重創香港貨運鏈。

同一年美國孟菲斯機場一躍成為龍頭，該機場本就是快遞巨頭FedEx（聯邦快遞）的大本營，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貨運機隊，對客運依賴度較低，因此受疫情影響程度較小。該年孟菲斯機場吞吐量達461萬公噸，超越香港的446萬公噸。

隨著疫情趨緩，香港又重返龍頭位置，2021年香港機場吞吐量回升至502萬公噸，超越孟菲斯機場的448萬公噸，目前持續維持。

旅遊、運輸、金融等服務貿易額尚未回暖

*服務貿易的復甦狀況，則不如貨物貿易那般順利。

*服務貿易：服務出口，代表的是香港向世界各地出售服務；服務進口指的是香港自世界各地購買服務。

香港四大產業為金融業、運輸業（貿易及物流）、旅遊業、專業及工商支援服務業，其中運輸業及旅遊業2019年受反送中運動影響──機場幾度癱瘓、各地爆發警民衝突，美、日、星提高赴港旅遊的警告級別──香港該年度旅遊業服務出口額（服務海外遊客之產值）就大減21.6%，足足少了624億港元（約新台幣2,586億元）。

甚至，周邊地區如日本、韓國、台灣、馬來西亞、中國遊客人數都受到波及，旅遊業出口額約只剩2018年的8成；其中又以台灣最為嚴重，只剩7成3。

2020年疫情襲來，旅遊業、運輸業陷入寒冬，海上客運、航空客運、商品服務輸出貿易額都受到重創，香港旅遊業僅剩2019年的1成、運輸業剩2019年7成6。

2018至2020年間，香港總體服務貿易額少掉5,813億港元（約新台幣2兆4,093億元），僅剩原本6成，陷入10年新低。

近年港府積極推廣觀光旅遊，包含「你好，香港」或「夜繽紛計畫」等刺激消費，整體服務貿易略有起色，但仍低於反送中運動以前。

美中關係緊張留不住外國企業，中企取而代之湧入香港

香港是各國進入中國市場的重點門戶，數年來吸引無數海外企業投資、落地設點。但近年來中國市場逐漸封閉，外企、外資相繼出走，即便疫後香港恢復全面通關，在港設立地區總部的跨國公司數仍持續下降，其中又以英、美為主要流失國，2019～2023年少了143間英美企業。

過去日本、美國是香港最主要的兩大境外企業來源國，各有1,300多間企業駐港。2018年駐港的中企增加了327間，來到1,591間，超越各國企業家數。2023年駐港的外企和中企裡，已有2,177間來自中國，占比24.1%。

相比之下，其餘國家外企數成長緩慢，其中美、英、台企業數一年比一年少，即便疫情趨緩、港府鬆綁防疫政策，外企數量仍持續下降。

港府宣示要發展總部經濟，為擴展業務的企業提供協助，但根據香港美國商會最新調查，儘管政府承諾支持金融服務，但由於香港資本市場活動放緩、中美地緣政治緊張等因素，香港的區域競爭力仍存在不穩定性。

「國際金融中心遺址」？港股2021年後難甩下行疲態

2018年1月22日時，香港恒生指數曾經站上33,484點的歷史新高。不過後續在美中貿易戰、反送中抗爭、COVID-19疫情、《國安法》上路等因素影響下，股市表現不斷下行，市場信心不復以往。

2022年10月31日，恒生指數一度落到14,597點，較1997年7月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時還要低（回歸前最後交易日收在15,196點）。

雖然後續一度反彈，不過今年1月22日也曾收在14,961點，寫下15個月低點。5月22日則為19,195點。

股市陰霾揮之不去，中國社群媒體平台微博、小紅書上曾出現「國際金融中心遺址」説，引發正反意見論戰。

摩根史丹利前首席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S. Roach）今年2月投書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提出「香港玩完論」，認為在政治情勢、中國經濟、國際角力等因素影響下，香港經濟沒有容易的出路。儘管官方祭出一系列措施，但任何反彈可能僅是短暫現象。

2023年香港IPO集資額掉至全球第6，寫下2002年以來最低紀錄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的地位，還可以從「IPO市場」來觀察。

企業為了募集資金，可能會透過證券市場發行股票正式上市。透過「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集資額，可評估一個市場的投資熱度與資金流動狀況。

過去，香港是許多企業IPO的首選，集資額多次位居全球第1，不過在美中關係緊張、中國經濟復甦緩慢的背景下，港股IPO榮景不若以往，甚至出現美國投資銀行放棄辦理中企赴港IPO的現象。

2023年全球IPO市場普遍衰退，香港IPO總額僅462.9億港幣（約新台幣1,915億元），KPMG（台稱安侯建業、港稱畢馬威）分析報告指出其為全球第6，落後上海證交所、深圳證交所、那斯達克、紐約證交所、印度國家證交所。

2020年，原本螞蟻集團預計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成全球史上最大IPO案，不過最終該案卻宣布暫緩，中國官方也對其進行監管約談；後續香港缺少大型IPO案，連帶影響整體集資額表現。

不過如此態勢今年有機會回暖，美的集團等多家中國大型企業已向香港交易所遞交招股書，預料可對IPO市場注入活水。

香港房價下跌，港府撤除打房「辣招」救房市

地產業是香港重要經濟支柱之一，過去國際熱錢會流入香港投資房地產，香港也屢次成為全球「房價最高城市」。2010～2013年港府為了抑制房價，開始祭出一系列打房的「辣招」，包括額外印花稅（SSD）、買家印花稅（BSD）、雙臂印花稅（DSD）等。

不過在港人移民賣房、中國經濟疲軟等背景下，情勢開始變化。以衡量香港房價的指標「中原城市領先指數」為例，該指標以1997年7月香港主權移交第一週的水準為100，可看到2021年8月初站上191.34歷史高點後，便開始一路下行，今年3月初曾掉至143.02。

面對房市疲弱狀況，港府今年2月28日宣布「全面撤辣」，盼挽救投資信心及意願。雖然政策推行前幾週房價走勢略為回溫，不過反彈能量是否僅為曇花一現也引發關注。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孔誥烽接受《報導者》訪談時分析，香港房地產跟股票市場表現不好、消費下降、政府財經收入也下降，「幾個因素連在一起、互相加強，中國、香港的經濟就一直往下走。」

III. 中港融合主旋律：粵港澳大灣區

「9＋2整合夢」，中港邊界日益模糊

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代，珠三角地區就是中國第一批城市工業現代化的區域，由此發展出香港接單、珠三角加工的「前店後廠」模式，更帶動製造業北移，香港經濟也啟動產業轉型，中港邊界愈趨模糊。

2015年，中國在一帶一路計畫中，首次提及「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意欲整合香港、澳門和廣東地區的經濟，成為中國對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經濟支撐帶；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更展望該區2035年時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港澳在眾多國家級經濟合作計畫下，更加融入整體中國的發展藍圖。作為中國連結國際市場的重要窗口，香港被定位持續發揮金融優勢，如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強化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台、建立國際認可的綠色債券認證機構等。

大灣區GDP屢破紀錄下，香港被深圳、廣州超車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大灣區2023年GDP達到人民幣14兆元（約新台幣62.5兆元），這相當於中國GDP的九分之一；李家超也指出：「大灣區經濟實力相當於全球第10大經濟體。」

2016年以前，香港憑藉著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成為大灣區中最具競爭力的都市。不過若以官方修正版的GDP數據比較，從2017年開始，深圳GDP就已超過香港。

作為美中貿易的重要轉口，隨著2018年貿易戰開打，雙方祭出關稅壁壘，亞太供應鏈受到影響，香港首當其衝，GDP成長趨緩。

2019年之後，香港旅遊業等服務貿易受到重創，內部消費與投資需求降低，GDP不升反降，同年就被廣州超越，如今在大灣區11座城市中位列第3。

基礎建設相繼落成，加速香港與周邊交流及融合

在「粵港澳大灣區」概念下，中國、香港政府也開始積極發展雙邊建設，2018年9月廣深港高鐵從深圳福田至香港西九龍正式通車，香港正式被納入中國高鐵系統網絡。

同年10月，港珠澳大橋也正式通車，成為世界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與廣東珠海、澳門形成「一小時生活圈」。

除此之外，粵港邊境也設立多個陸路口岸，最新啟用的是2020年8月的香園圍管制站（對應中國端為蓮塘口岸），這是香港與廣東地區第7個陸路過境口岸，也是深港兩地首個可讓居民自駕或行走直達另一邊的陸路口岸。

港人北上人次創7年新高，中國旅客訪港卻不如疫情前

香港本地經濟衰退、疫情解封，再加上各大口岸全面通關，都使今年北上消費的香港居民大增。根據中國官媒央視報導，2024年光是廣東省羅湖區蓮塘口岸的出入境人次就已突破千萬人次。

其中，又以「港人北上」為最主要的人流方向。今年3月，港人入境中國的人次就達到716萬人，正式回到疫情前水準，也創下2017年以來新高。

相較之下，中國人赴港人次尚未順利回暖，學者孔誥烽認為，原因可能在於近年中國整體經濟疲弱，到各地消費、旅遊的頻率才會不如疫情前；另外，由於港幣與美元掛鉤，過去中國旅客至香港消費，很大的誘因是匯率較划算，但當中國經濟不好時，在港消費便缺少匯率優勢。

IV. 文化：逐漸消失的本土性與新聞自由

除人流與經濟層面的影響外，近年來香港在身分認同、媒體與文化上也出現一些轉變。

1841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英國在香港展開長達百年的殖民，期間還歷經兩次世界大戰，香港在二戰期間一度受到日軍占領，1945年日本戰敗後回歸英國統治，直到1997年英國將主權移交回中華人民共和國。

1997年主權移交前後，有一批香港本土學者對港人的身分認同展開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調機構就是香港民意研究所。

反送中後，本土身分認同一度提升

根據香港民研所從從1997年開始的統計，近15年來有超過6成港人都認為自己「先是香港人，再來才是中國的香港人」，而這種認同在2019年反送中後達到巔峰。

在香港2014雨傘運動、2019反送中運動的發生前後，認為自己只是「香港人」的比例都有顯著升高。從結果來看，這些重大社會運動的經驗，不僅降低港人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感，也降低了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然而隨著在地人出走、中國人移入，以及社會運動帶來的反中意識冷卻，近年又回到反送中前的趨勢，認為自己只是「香港人」、「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比例都顯著下降。

《國安法》頒布後，港府嚴加審查「敏感言論」，也可能進而影響非親中派人士的政治表態意願。2023年7月23日，香港民研所宣布之後不再公布身分認同、國家民族、立法會滿意度、六四事件等民調議題，民研所行政總裁鍾庭耀稱這項改變是「與時共舞」。

使用粵語占比，微幅下滑

香港電影、音樂、電視劇、戲劇和文學大量使用粵語，形成獨特的香港文化，因此粵語不僅是香港的主要語言，更是香港人身分認同的重要基礎。

粵語在香港的普及程度在主權移交後仍持續攀升，根據港府統計處5年一次的普查數據，2006年有96.5%的港人能說粵語，也是9成港人的慣用語言。

中國中央政府自2008年起推動「*普教中計畫」，資助香港學校開設以普通話為主的中文科課程，取代以粵語為主的母語教學。中國教育部更在2021年建議，將普通話教育融入考評體系，並在法律上確立普通話與簡體字的地位。

*普教中計畫：《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畫》

在中國移入人口增長、政府推廣普通話使用等多項因素下，近年粵語的使用、慣用比例都呈緩降趨勢。

《國安法》後，香港新聞自由度驟降

曾經是亞洲新聞自由前鋒的香港，2010年以後新聞自由度排名年年下滑，到了2022年更是一落千丈，自全球80名一路掉到148名。

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Cédric Alviani）2022年指出，香港新聞自由跌幅呈全球之最，主因是2020年通過的香港《國安法》，已被港府用來整肅、逮捕新聞工作者。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5月說法，目前仍有10名香港記者遭到關押。

《國安法》上路以來，至少10間港媒被迫停止運作，其中包含《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等。《蘋果日報》及《壹週刊》創辦人黎智英更被以「串謀刊印煽動刊物罪」、「串謀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等國安重罪遭到起訴。黎智英於2020年8月被港警國安處逮捕，並從2020年12月3日被收押監禁至今。

自由與法制持續收緊，香港5年變化給台灣的啟示

不只有記者遭到逮捕，5年前參與反送中運動的香港人至今仍持續被港府問罪。截至2022年底，香港警方就涉入反送中及後續示威事件，總共逮捕超過1萬名港人，被控罪名包含非法集結、暴動、刑事毀壞、襲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藏有攻擊性武器等。

在被捕的1萬多人裡，其中有近3千人被正式起訴，起訴率近3成。*截至2022年底約有76%案件已審理結束，其中6成5的人被定罪，13%被告*自簽保守行為。

*截至2022年底：2023年起，香港警方停止公布反修例相關案件進度數據。

*自簽保守行為：法庭在審理案件後，在某些輕微案件或首次犯罪情況下，法庭可不判刑，而是要求被告簽署行為保證書，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不再違法。

根據2024年4月初，港府對立法會質詢的回覆：自《國安法》2020年7月上路以來，共有291人涉嫌國安犯罪而被捕，其中年紀最小者只有15歲。

香港《國安法》生效以來規模最大的案件，發生在2021年1月。導火線是2020年7月民主派內部進行立法會初選，隨後特首林鄭月娥以疫情為由推遲選舉，隔年1月香港警方對參與初選的人士展開大搜捕，共計有55人被國安處拘捕，47人被起訴「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3年來他們面臨「未判先囚」長期羈押，日前判決結果出爐，45人被判有罪。

除了以《國安法》、《基本法》23條收緊對香港治安的管控外，這5年來中國中央政府、香港政府修法動作頻頻。

其中對香港民主制度影響最直接的，就是中國全國人大在2021年以「落實愛國者治港」為目標，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改變了香港行政長官、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制度。

新的選制強化了中國全國性組織、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全國政協香港代表等親中派人士的影響力。同時，各級選舉引進資格審查制度，參選人需要經過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確保候選人「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才得以參選，這導致大批民主派議員因「資格不符」而無法參選。

6月6日，兩位英國籍香港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郝廉思（Lawrence Collins）與岑耀信（Jonathan Sumption）宣布辭去法官職務，前者指出因「香港的政治形勢」而做出請辭決定；另一位加拿大籍法官麥嘉琳（Beverley McLachlin）10日也宣布，7月底任期屆滿後不會再續任。屆時，香港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人數，將從《國安法》實施前15位，落至僅剩7位。

岑耀信更投書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以5月底民主派初選「47人案宣判結果為例，指出香港法治岌岌可危，在政治環境惡化的壓力下，「（香港）許多法官早已忘記了他們作為捍衛個人自由的傳統任務。」岑耀信強調，雖然《基本法》和《國安法》在字面上都主張保障公民集會與言論自由的權利，但實際上都只是空談，「那怕再輕微的異議跡象，都會被政府視為革命的號召，無論是出版『不忠誠』的兒童繪本、高唱支持民主的歌曲、或為天安門事件受害者組織默哀活動，都已被視為國安犯罪而判以重刑。」

「香港曾經是一個充滿活力和政治多元化的社會，但如今卻逐漸淪為極權之邦，」岑耀信表示，「直到上週辭職為止，我一直擔任著香港終審法院的海外法官。在此之前，我曾以為海外法官的存在，能約束香港繼續尊重法治，但我擔心這個願望已不再現實。或許其他人對香港的未來不那麼悲觀，我只希望他們是對的。」

港府發言人則發布新聞稿，表示「極不同意」岑耀信說法。港府堅稱法院在審理國家安全案件時「絕對沒有受到中央或特區政府的任何政治壓力」，新聞稿更再三強調：「香港法治亦無任何倒退。」

政治影響經濟，「愈靠近中國愈能發財」已成幻想？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則分析，2019年反送中後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讓中國意識到若不從選舉制度進行「改革」，民主派將會成為香港政治的核心力量。

林宗弘從「自由」與「民主」兩大面向觀察，他認為2014雨傘運動、2019反送中運動其實都與海外勢力無關，「根本的問題就是香港人不服從這個政權。所以（中國）一方面用《國安法》、《基本法》23條限制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另一方面就是要民主制度退縮，去限縮香港人的選舉及政治權利。」

除政治外，近年當局也用各種方式挑戰一國兩制下香港原有的司法獨立性。今年1月香港政府通過《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容許香港與中國的民商事案件互認，在中國的民商事判決，可向香港法院申請認可並執行。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孔誥烽則認為，這項修法關注度低，但對香港司法而言是很重要的變化。舉例來說，若有人在中國發生商業糾紛，原告可向香港法庭*登記中國法院判決、並進一步申請凍結被告在香港的資產。

*登記：必須通知判決的另一方當事人，讓其考慮是否要按《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向香港法院提出作廢登記的申請。若登記令沒作廢，才可以進一步申請在香港強制執行中國判決。

孔誥烽說，過去許多中國富商會將資產、家人移轉至香港尋求保障，但在新律法、新政治環境下，香港不再是這些有錢人的首選，這些資金、人才可能會轉移到新加坡、杜拜等地。

當有錢人不再來香港，就會影響到原本的經濟。「他們（政府）的算盤是政治收緊，經濟可以繼續繁榮，但政治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經濟環境，」孔誥烽指出。

從前述的數據中，我們也看到政治環境的驟變，對香港經濟、人流、社會氛圍與文化帶來極大影響。對於隔海相望、處境相似的台灣，這些變化也提供了值得關注的經驗與參考。

林宗弘認為，香港這5年的變化帶給台灣人最重要的啟示是，當政權喪失自主性，唯一的目的僅是服務北京的政治穩定時，當地人的經濟、生活品質與自由就不再是政府執政的優先考量點，「台灣人都要認真去思考，『愈靠近中國愈能發財』這樣的論述是有問題的，這是一種幻想。」

孔誥烽則指出，過去《中英聯合聲明》裡，中國承諾現行社會、經濟制度與生活方式50年不變，如今北京當局卻聲稱「這只是一份不具現實意義的歷史文件」。香港的變化成為警示，提醒台灣人，當前北京提出所有與一國兩制相關的承諾，都需要謹慎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