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中藝人」現象　是中國銳實力滲透的娛樂面孔

在台灣，只有兩種人最希望你搞不清「親中」與「親共」的區別：其一，是正進行統戰滲透的中國共產黨；其二，是混水摸魚、在模糊地帶撈選票的本地政客。這場語言的崩壞不只造成民眾認知混亂，更已對國安體制造成實質危害。敵我不清，不只是政治幼稚病，更是一場深層文明的自殺。

這不是誇飾。當一個社會無法辨識誰是敵人，誰在利用體制進行顛覆，便已進入「認知戰」（cognitive warfare）的中期階段。認知戰的終點，不是你投降於敵人，而是你認不出誰才是敵人。你會以為內部的崩壞是「正常民主多元」，你會以為自己仍擁有選擇，直到你發現，公投變成表忠，新聞變成公告，選舉只是合法化統治的包裝紙。

一、混淆術：從「中國文化」到「中國政權」

台灣社會對「中國」的認知，陷於歷史的雙重詛咒。一方面，我們共享語言、宗教、飲食與血緣記憶，「親中」成為一種文化與情感的本能反射；另一方面，數十年的國共內戰記憶又在集體潛意識中投下陰影，讓任何批判中國政權的行動都很容易被簡化為「仇中」、「文化自殘」。中共政權最成功的地方，不在軍事與經濟，而是它從語言上瓦解了你區分政權與文化的能力。

這就是經典的「語意挪用」戰術（semantic appropriation）。在冷戰時期，蘇聯也曾以「反蘇就是反俄」來誤導海外俄裔社群，使他們將反對專制視為對民族的背叛。今日的中國，也用「炎黃子孫」、「龍的傳人」、「血濃於水」將一整套政治忠誠，裹挾進文化與身分認同。

如果你反共，中共便說你「背祖忘宗」；如果你反中，它又說你「搞文化台獨」；而你若不反，它便笑而不語，把你收入「中華兒女」的統一行列，等你醒來時，已身在大牢之中。

二、從國族文化到制度認同：什麼是「台灣人」？

台灣的憲政認同長期處於多元分歧，這是歷史所致，也無可厚非。但一個現代國家的建構，不可能永遠將「國族認同」建立在血緣或文化本質上。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即指出，現代公民社會的凝聚，應來自對憲政體制、基本權利與自由的共同認同，而非語言或祖先。

用這個標準來看，所謂「台灣人」的定義，不應再以「是不是華人」來區分，而應是：「你是否承認並願意維護台灣的民主體制、自由價值與國家安全？」只有這樣，才能抵抗「中國因素」對台灣公民社會的滲透。

如果一個人認同台灣的憲政制度，反對專制統治，他即使是移民、講中文、崇拜孫中山，也沒有人能指責他「不台灣」。相反地，如果一個人長期居住台灣、享受健保、領取津貼，卻宣揚「一國兩制」、協助中共掏空台灣，那麼他就是對台灣民主秩序的背叛者，與敵同謀。

「親中不等於親共」這句話在語義上無誤，卻在現實中被操作到虛無化。（美聯社）

三、國際比較：親敵者的共通策略

有人說：「親中不等於親共」，這句話在語義上無誤，卻在現實中被操作到虛無化。歷史不乏類似案例。

二戰期間，美國社會中有大量德國與義大利後裔，其中不乏文化上「親德」、「親義」者，他們閱讀海涅、聽華格納、尊崇達文西，甚至自認擁有歐洲貴族氣息。但當希特勒入侵波蘭、美軍進軍北非時，美國政府沒有拿這些人的文化喜好開玩笑，而是果斷區分：「親納粹者」與「親德文化者」的界線。

舉例而言，1940年代美國通過《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要求所有替外國政府發聲或遊說者進行登記，並接受審查與揭露資金來源。此一制度並非獵巫，而是國安的最低限度保障：你可以愛德國文化，但你不能拿納粹的錢；你可以講德文，但你不能幫德國政府收集情報。

放在今日台灣，我們問的不是「你親不親中」，而是「你是否接受中共政權的錢、命令與戰略部署？」親共，是對敵軍情戰系統的內部認同；親中，若僅止於文化，原不構成威脅。然而，如今親共者就藏在親中者的旗幟下，以文化之名，行顛覆之實。

而這樣的策略，在中國對海外的統戰手冊中，早已明載為「借殼上市」：利用宗教、文化、學術、經濟等「非政治」外衣，為政治目的鋪路。你說你是漢服社？幾年後你發現，社團會長已在開讀毛語錄；你說你愛國學？某天校方來查你社團經費，發現經由某基金會轉帳，最上游是北京某智庫。

這不是陰謀論，而是中共全球統戰的標準SOP。

四、台灣政黨的話術工程：從語意操控到敵我倒置

語言若混濁，政治便可無恥。台灣政黨最擅長的不是治理，而是話術工程。在「親中／親共」的混淆語境中，我們看見兩種話術成形：

用「親中」遮掩「親共」：

這類話術出現在統派與紅媒系統。他們將中共描繪為「歷史進步力量」，聲稱中共只是中國的「現代執政黨」，不宜妖魔化。同時他們強調：「我們愛中國，不等於支持共產黨。」但實際行為上，他們收取中共補助、傳播中共敘事、出席中共主辦會議、唱《我和我的祖國》、反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種種行為早已越界。

這是對「文化親近」的惡意挪用。親中，是五千年文化之誼；親共，是跟習近平有資金來往、對著解放軍升旗致敬。前者或許是懷舊，後者早已是叛國。

用「反中」逃避「反共」：

這類話術則出現在某些自詡本土、卻不願明言立場的政黨或候選人。他們避談反共，只講反中，將議題導向文化衝突，藉此包裝自己不敢正面對抗極權政權的軟弱。他們不敢說「中共是敵人」，只敢說「中國文化不合」，這樣比較容易博得中間選民「理解」，卻也讓敵人得以長驅直入。

這種「反中不反共」的策略，是典型的「價值懸空化」戰術（value-free politics）：去掉政治敵我，只講生活文化、族群心理，不談體制壓迫、統戰滲透。這是價值政治的瓦解點，也是不少綠營候選人「中間化」選舉戰略的真相：敵人不見了，票源就穩了。

於是，「敵我不清」便不再是意外，而是刻意設計的制度破口。親共者在親中旗幟下取得庇護；反共者在反中泥淖中失語；台灣社會剩下一個巨大真空，讓中共話術橫行無阻，讓紅媒、滲透組織與代理人堂而皇之進入選舉、政策與教育。

五、專業制度比較：Sharp Power時代的民主防衛術

從21世紀初以來，民主國家已逐漸認識到中國「銳實力（Sharp Power）」的滲透模式－－它不同於傳統軍事力量（hard power），也有別於文化輸出（soft power），而是一種透過金錢、資訊、法律漏洞與精密操控語言的「權力收編術」。

銳實力的操作模式包括：

利用媒體並購與資金挹注，打造看似本地、實則外部指揮的輿論平台；

資助在地政黨、候選人與學術單位，散播符合中國利益的論述；

操作diaspora（僑民社群）心理，混淆「族群情感」與「政治效忠」；

進行選舉干預，透過假消息與社群操控撼動民主程序；

利用開放社會的言論自由，進行認知作戰與輿論引導。

針對這種新型態滲透，美國從1938年便設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要求任何為外國政府、政黨或代理人進行宣傳、遊說或資金活動者，必須登記、定期報告，並揭露金流來源與活動範圍。2020年以後，澳洲、英國、加拿大紛紛仿效，建立本地版FARA，設立透明登記制度，避免民主社會成為極權體制的開門後院。

反觀台灣，雖有《反滲透法》通過，卻因政黨杯葛與執行機關消極，至今尚無一件實際起訴或定罪案例。許多民眾甚至根本不清楚：什麼是代理人？什麼是滲透行為？紅媒每日播送，政客公然訪中，學者收受資助，卻無人問責。

在這場全球的制度賽跑中，台灣落後太久，正是因為我們還在爭論「親中／親共」的語言詭辯，無法建立起專業、冷靜、具可執行力的制度化國安防線。

六、政策建議：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政治口水，而是法律防線

民主不是脆弱的，但它的確容易自殺，尤其當它沉迷於「假中立、真寬容」的語言糖衣時。要對抗銳實力與代理人滲透，台灣需要的不只是情緒，更是制度。

1.推動《外國代理人揭露法》本地化版本

仿效美、英、澳等國，台灣應建立明確登記制度，要求與外國政府或政黨有資金、政策、行動合作者進行登記，並定期公開揭露。此舉並不針對任何族群，而是針對行為與利益輸送。民主社會的開放，不應成為敵國運籌帷幄的樂園。

2.強化媒體審查與資訊透明機制

對於接受境外資金、明顯散布對民主制度不利言論的媒體與平台，應建立跨部會審查機制，並揭露其資金結構與主編背景。台灣的《廣電法》與《公司法》目前對媒體的實際所有權揭露不足，無法防堵紅媒假裝本地自媒體。

3.強化選舉資金與人脈網絡揭露制度

在選罷法與政治獻金法中應增設條文，要求候選人若與境外政治主體有接觸或資助歷史，需揭露並受監管。中國透過地方宗教、農漁會、退休軍警等系統滲透人脈，構成選舉背後不可見的資金與人力鏈。若不透明化，則等同坐視代理人掌權。

4.教育與文化部門應納入「民主素養教育」

將識別銳實力、統戰策略、認知作戰等課程納入公民教育。這不只是國安問題，而是民主識讀的基礎建設。若一代人只知愛國詩詞，不知何謂極權，那麼下一代便是高唱中華文化而不知其工具化者。

台灣面對的是一個早已在法律上認定我們為「必須統一」對象的敵國政權。（美聯社）

七、「親中藝人」現象：當政治成為娛樂產業的資本結構

讓我們再談更具體一點：當你打開Netflix，當你滑進YouTube、抖音、Bilibili，當你在演唱會人山人海的場外被廣告包圍，看到那張熟悉的藝人臉孔，微笑地說出「兩岸一家親」、「中國台灣」、「願為祖國統一貢獻力量」時，你要知道，這不只是表態，更是生態。

台灣的「親中藝人」現象，正是銳實力滲透的娛樂面孔。政治與資本聯姻，不再只在立法院或金控董事會角力，而是早已滲入娛樂產業的決策與演出。尤其中國自 2014 年設立國家級「中國文聯」文化戰略單位後，娛樂產業不只是消費娛樂，而是國家意識形態的推手與「人民幣外交」的槓桿。

從歐陽娜娜、張韶涵、范瑋琪到侯佩岑、林志玲，甚至不少新一代網紅與影視從業者，都曾因一紙發文或表態成為輿論標靶。但問題並不只是「他們說了什麼」，而是「他們的沉默背後，誰在運作？」藝人們表面上追求市場、接下大陸節目、配合審查、簽署「一中承諾」，實則是中國文宣機器的一環。比起傳統的間諜戰或滲透，「親中藝人」的操作是娛樂與政治交疊最軟性、卻也最致命的統戰策略。

在中國，「愛國藝人」不是榮譽，是職責，是上級交辦，是自我審查。中共國家廣電總局有一整套藝人紅黑名單制度，禁止「涉港獨、台獨、負面社會影響者」登台演出。中國市場資源也形成篩選機制，藝人若未表態支持統一，便遭「資源斷供」－－這不是市場自由，而是「審查經濟學」。

這套審查資本主義（Censorship Capitalism）的運作邏輯，是將文化產品視為統戰工具，將藝人視為媒體代理人。例如：歐陽娜娜在人民大會堂演奏愛國曲，成為「台灣藝人歸順」的樣板工程；張韶涵在社群媒體發聲「不容分裂」，不是個人選擇，而是行業政治的必修課。

在台灣，這樣的現象卻未被正名。媒體談「親中藝人」多半採八卦筆調，忽視其背後的制度性風險。這些人不只是「跑去中國賺錢」這麼簡單，而是政治代理與文化認同的模糊地帶。他們的每一次發言，都可能被對岸媒體包裝為「台灣人心向祖國」的宣傳資產。這是一種「語言政變」：他們替台灣發言，卻不是為台灣發聲。

那我們能怎麼做？不是全面封殺、不是集體出征，而是必須制度化揭露與區隔。以《反滲透法》為基礎，我們可以進一步制定「文化公開揭露法」（Cultural Disclosure Act），要求境外資金支援、參與中國政府官方活動者須登記其活動性質。參與中國廣電政治審查節目之藝人，若同時擔任台灣國營單位代言人或擁有特定社會資源，應列入利益揭露。不是禁演，而是揭露，讓公眾知道你代表誰說話。

我們也需要從制度上反思國內文化資源分配是否過度傾斜「無爭議藝人」：台灣政府、國營企業不該繼續慣性與「有對中國政治表態之紀錄」的藝人合作，否則將形成「模糊敵我也能吃兩邊」的獎勵機制。

這是公共資源倫理的問題。你可以是商人，也可以是藝人，你可以選擇政治中立，也可以選擇向中國效忠——但你不能在代表中國的政治場景裡領獎，再回來領台灣的文化補助。否則這不只是背叛，更是一場集體自殺的資源投資。

我們需要建立清楚的倫理標準與輿論框架：不是封殺，而是定義。不是叫人閉嘴，而是說清楚你站在哪裡。我們不討厭「親中藝人」，我們反對「偽中立的代理人」－－他們站在鏡頭前的每一秒，都是一場文明的自殺預演。

八、結語：再不分敵我，就是集體輕生

「敵我不清」不是天真的代價。我們活在一個最壞的時代，台灣內部存在太多「無害的親中者」替「有害的親共者」背書。太多人相信，政治可以無涉敵我，只要口號模糊、旗幟中間、顏色淡化，就可以繞過戰爭、權力與體制的殘酷。

但現實不是這樣的。台灣面對的是一個早已在法律上認定我們為「必須統一」對象的敵國政權。敵人不是語言上的問題，而是實際的戰略、預算與行動。在中國定義中，「親中」早已內嵌「親共」；在戰爭的準備下，「文化認同」只是政權忠誠的前奏。親中是起點，親共是終點，台灣若不能中途設防，便是在默許這場從文化開始的滲透長征。

「一個敵我不清的社會，將無法自我認同，也無從自我防衛。」這句話不是理論，而是台灣這十年的血淚現場。中共不斷測試我們的破口，而我們卻用語言幫它掩蓋漏洞。這不是多元價值，而是政治自殘。

民主是可以死的，而我們現在正走在它自殺的前夜。讓我們不再以「親中」為遮羞布，讓我們說出那真正的名稱－－親共者，便是敵人。

※作者為詩人，自由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