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國民黨家庭長大到慢慢「覺醒」的歷程

成長於兩個平行世界

我成長的年代，幾乎與台灣民主化同步。我是1980年林宅血案後一年出生，那年又發生了陳文成案。蔣經國過世時，印象中電視畫面一度變成黑白；六四發生時，台灣社會也跟著一起哀悼，電視常播的那首歌，我到現在還能哼上幾句。我的小學、國中、高中都挨著總統府。小學時，每到雙十國慶前，會有大批軍人進駐學校為表演做準備，我們甚至會放「駐軍假」（好像中年級以後就取消了）。還記得那時的黨外（剛成立的民進黨、或者民間團體）常有抗議活動，學校為了安全會發通知單給家長，臨時停課。最近看了一部紀錄片《民主之眼》，回頭記錄那段民主抗爭的過程，很多畫面其實都與我的童年記憶交錯著。

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時我國三。投票前一晚，兩大黨的造勢晚會都在大安森林公園。我剛從補習班補完理化下課，穿過人群與荷槍實彈待命的警察，記得那種既激昂又緊繃的氣氛。高中時阿扁（陳水扁）風潮席捲，選舉變得多元又輕鬆，開始有各種選舉小物。班上有一群戴著扁帽的同學，熱音社老師是台大學生，他們的樂團會到阿扁的造勢場表演，我們覺得很新鮮，也跑去看。同時，馬英九的小女兒在北一女，比我們大一屆，有人會送花請她帶回家給爸爸。兩派支持者的熱情，跟追星粉絲其實有八七分像。

許多在政府單位、軍方服務的高層人士，他們的小孩有的是我同學、有的是學姊，我們會在南陽街買唱片、逛金石堂、喇賽聊天。曾經有一次上課，全班為支持的候選人吵成一團；現在回想，多半只是延續家裡的政治立場，但吵完大家還是好同學。高二時，李登輝接受訪問時講出「兩國論」，當時我正隨著樂儀旗隊在英法表演。社會上風聲鶴唳，我們回到沒事的台灣，我還胖了幾公斤。第一次台海危機的威脅，在青春的感知裡，似乎也沒有那麼緊張。

從小我就以為，世界本來就有不同聲音，彼此監督、激盪，是健康的民主機制。台灣曾有白色恐怖，但我們「已經走過」。在我的生活經驗裡，國民黨裡也有很多認真的人。媽媽常說，那個小時候連一張合照都沒有的爸爸，是全中華民國最認真的公務員。平日加班，週末下鄉考察、收集資料，大概也沒有加班費。國家曾送他到英國進修，家中熟識的叔伯們也都是從基層做起的技術官僚，沒有背景，一步一步努力，為台灣進步盡力。媒體常說國民黨一堆權貴，但我看到的，是許多踏實工作的人。過去國民黨再怎麼壞，生活也確實越來越好。另一方面，陳水扁當上市長後，我也從非公務體系的朋友那裡聽到他的很多負面訊息耳語。（回想起來，難道我是「藍綠一樣爛」的最早信仰者之一？）

上大學的時候，開始有PTT，在上面零星的會看到一些過去白色恐怖的事。我都是當歷史事件在看待，但每到選舉還是票投國民黨，就像是一個預設動作。當時也有印象林義雄的林宅血案被提起，藍營的說法就是「又在訴諸非理性的感情」「打悲情神主牌」。不過在我20幾歲的這幾年，也開始觀察到國民黨很多事情很瞎，覺得怎麼領導階層跟過去印象中的認真菁英越來越不一樣，但還是含淚投馬英九到2012。2014年太陽花，是海內外一整個世代的覺醒，包括我在內。（另外發現當時的馬英九竟然還要推動法律讓中國公安可以進來台灣抓人！？）

這幾年在美國的灣區（舊金山）生活，開始接觸到海外的民主鬥士，才慢慢打開另一個平行世界。 第一次衝擊是兩年前在灣區一個活動聽一位長輩提起，1990年代雖已解嚴，但黑名單仍在，還是回不了家，甚至有一次幾人要從舊金山飛往新加坡，竟被拒絕登機。黑名單的手仍伸在那裡。他們找上舊金山重視人權的國會議員Nancy Pelosi，結合其他國會議員向時任總統李登輝施壓，加上台灣國內的力量，黑名單才終於解除。1990年代那時候的我已經是會看電視新聞、聽流行音樂年紀了，竟然還有人因為推動民主運動在海外幾十年還回不了家，整個內心很震撼。

從小不管是學校還是家族裡，對蔣經國更是一片讚聲，歌頌十大建設、經濟起飛、亞洲四小龍、台灣錢淹腳目、勤政愛民、不打高爾夫球、不傳子而傳賢。我到小二進學校時，看到蔣介石銅像還要脫帽敬禮。到了美國後，接觸到的當事人越多、聽到越多的故事跟不同的歷史檔案紀錄，才知道以前歌頌的那些政績，尤其是所謂的經濟奇蹟….兩蔣根本是功勞收割機，絕大多數都是跟美國有關。

甚至在蔣介石來台灣的獨裁統治下，官員貪腐、治理失敗，瘋狂通貨膨脹，經濟崩潰的局面，杜魯門總統氣到說這麼爛的蔣家最好被關起來，美國內部在辯論乾脆讓挪用給台灣的美援去紐約置產的蔣介石政府爛掉算了。後來是因為韓戰爆發，美國為了防堵共產勢力才持續美援，把蔣政權救起來。那些國家大力吹捧的政績，基本上多是美國顧問在背後下指導棋，包括後來對民主人權的推進，一路上是美國用美援和軍購要脅兩蔣政府才得以推動。

1980年代初，美國歷經高通膨與高失業，卡特連任失利，由強硬反共、不重視人權外交的雷根上台。沒有「美國爸爸」關注，國民黨開始大舉鎮壓，接二連三的命案。1984年，因不滿台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撰寫《蔣經國傳》，蔣經國政府指使竹聯幫成員、包括陳啟禮，赴美在舊金山灣區Daly City將其刺殺。在他國國土暗殺美國公民，震驚美國政界，美國也掌握中華民國情治單位涉案的錄音。蔣經國不傳子是在美國壓力下的承諾。1984年的江南案台灣民主化的重要分水嶺。其實在這之前，美麗島大審也是在美國的壓力下，才總算有了台灣第一次公開的政治案件司法審判。

藍營常常抱怨美國霸權，說美國硬塞軍購、圖利自己，甚至把對美友好嘲笑成「認美國當爸爸」。我還記得跟先生第一次吵架，就是為了美國在世界的霸權（笑）。我還是個文青的時候也是看了不少影展，讀了很多第三世界對美國霸權的控訴與傷害；而美國人的先生則是共和黨建制派國際布局的支持者。這些年學習，其他國家我不敢說，但就台灣歷史而言，不論動機為何，事實是我們確實在美國長期的援助下走到今天。USAID美援是直接而具體的幫助不用解釋，軍購則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基於反攻大陸與防衛需求主動爭取，而不是單方面被強推。我不會說美國是爸爸，畢竟沒有國家會無條件對另一個國家好，但回顧我們接受援助的歷史，美國可以算得上是「乾爹」了。

去年我拜訪了黃呈嘉長輩，他是去保釋「四二四刺蔣案」當中嫌犯黄文雄的前輩。近九十歲的他，還很客氣地對我說：「不好意思現在老了，沒什麼再做什麼貢獻了。」我聽了心裡一陣酸楚，你們已經做了太多太多，都這麼老了還這樣掛心台灣。當年他家中還有兩個年幼孩子，卻把房子拿去抵押籌保釋金，之後生活困頓多年。從紐澤西逃到加州後，也因為同時很優秀（一邊投入民主活動，一邊還發了40幾篇papers!!!!!）而進到貝爾實驗室，繼續賺錢支持民主運動，然後假日還會去山上研究如何製作炸彈，思考怎麼傳回台灣。後來台灣的光纖產業，也是黃長輩受國民黨政府託付一手扶持起來的（明明是政治迫害黑名單上的人，技術官員還要找他幫忙，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其實黃長輩年輕時與外省朋友關係很好，夫人也是外省人。他也是到了海外，接觸黨外書籍與不同史料後，才逐漸理解國民黨對一整個世代的迫害。

黃呈嘉（左）曾於「四二四刺蔣案」出面保釋嫌犯黄文雄。

這幾年在海外聽著一個個真實故事，看著那些活生生的家庭與人生，我常常震撼，這究竟是怎樣的平行世界？我也很汗顏，自己當了多年無知又不自覺的 free rider。即使我不是系統裡的加害者，但我的冷漠與輕忽，何嘗不是無形中在潑民主運動前輩們的冷水？每當聽到新的故事，總會忍不住掉淚，時不時神經病想到就哭一下。尤其這次再回頭看林宅血案，想到自己曾對「打悲情神主牌」這種說法無動於衷，真的懊惱萬分，如果可以回到過去就桶我一刀吧。

時至今日，我才明白，世界絕對不是自己年輕時以為的「不同角度與立場」那麼簡單，也不是平行世界。真實的世界只有一個。我成長的年代沒有真正的轉型正義，而是在一種扭曲的「不要惹事」粉飾太平的政治現實下長大，某種程度上，就像《楚門的世界》那樣被溫柔包裹。當然，我的生活經驗也是真實的。美國USAID援助那麼多國家，並不是每個國家都像台灣後來這樣優秀。我父親、叔伯那一代認真優秀的技術官僚，那些民間「造山者」的前輩，以及無數善良努力的台灣人民，共同撐起這個社會。但這一切，絕不是被造神的蔣家政權單獨完成的；反而在輝煌的經濟成長之下，同時壓著深沉的政治迫害與歷史黑暗。

這趟覺醒之路，我走了好些年。回頭看、左右看，很慶幸身邊一些朋友與姊妹，也在不知不覺間有了相似的領悟，讓我相信人對真實與善良的追求，是有韌性的。這次林宅血案竟還能被一部電影操作，可見，沒有真相，就沒有真正的過去。至今仍有力量試圖惡搞家屬與歷史；我們也看見，在我們生活的年代裡，還存在政府內部力量湮滅證據、以機密為由不公開。林義雄的痛沒有過去，相關責任也未完全釐清。如果連面對與處理真相的能力都沒有，真不知道還可以談甚麼？

台灣民主化的進程，簡單說，是海內外一群人的努力，加上美國以金援與軍購施壓的國際現實，一步步推動而成，是善良而堅韌的台灣人民，而不是甚麼民族的救星蔣介石和勤政愛民的蔣經國（噁）。過去我們常自豪「沒有流血革命就完成民主轉型」，但事實上，是不知道多少世代的政治菁英被槍決、監禁、流亡，無數家庭破碎。其實我們還在付那些成本，要靠重新檢視傷痛的機會來學習，也因為認識不深，所以還會被一些沒有政治素養和良心之徒拿來亂比喻，例如價值混亂常常轉移命題的柯文哲胡亂對比二二八，他們想要騙台派支持的時候就說自己是二二八受難家族，想要騙藍營支持的時候就開始罵轉型正義。海外長輩們都很受不了。

台灣漫長的民主奮鬥之路，許多時候仰賴美國重視民主與人權「價值」的議員和官員聲援。違法、暴民、擾亂社會安寧…也曾經是這些民主活動的標籤。我因此對「非法」與「暴民」有了不同體會，很多時候，差別只是誰握有權力。掌權者更懂得運用制度與工具，或犯下更高階、難以被追究的惡行。走過這段艱困歷史的台灣人，更應對權力的本質和濫用更加敏銳，對人權與普世價值更加堅持。

回到今日的美國，在川普模式影響下，主流論述更強調利益，一談價值就被貼上「左膠」標籤，這其實是美國的脈絡，我們台灣人不需要全盤接受。近期移民局ICE執法違反司法精神的爭議、Epstein案的重重疑點，以及司法系統受政治力的影響，都讓人感嘆民主看起來也沒有那麼堅韌。台灣此刻在追問46年前的林宅血案；而在美國，Epstein案主嫌Jeffrey被認定在獄中自殺，但自殺前一天室友被調離、對準Jeffrey兩台監視器剛好故障等細節，引發社會質疑。再看檢察總長Pam Bondi對司法的傲慢，這麼多受害者的世界也是一樣的黑暗。這些事件與台灣白色恐怖造成的傷害程度無法相比，但政治力量對司法的影響方式，仍然令人警醒。重視人權與法治價值的人們，肯定都是很關注的。

在地緣政治與中國威脅之下，台灣尋求與美國的戰略合作理所當然；但從威權一路走來的我們，更不能忘記自己堅持的是什麼。很喜歡「何穎怡的大耳朵」文章的一句話：「民粹誕生就是這麼一點一滴地讓出普世價值。」歷史告訴我們，當民粹成為主流，往往沒有好下場。台灣一直走在鋼索上。願我們在追求安全與利益時，不忘作為人的基本價值，也不忘那些為民主自由人權付出代價的人。

※作者為「美國台灣觀測站」共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