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中軍機、軍艦在台灣海峽發生「撞擊意外」，如何避免戰爭全面爆發？《外交事務》雜誌提出解方

2001年4月1日愚人節當天上午，中國海南島附近空域發生一樁絕非愚人節惡作劇的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航空兵一架殲-8戰鬥機意外撞擊美國海一架軍EP-3偵察機。殲-8斷裂墜毀，飛行員王偉死亡；EP-3機身受創，迫降海南島陵水機場，24名美軍機組人員遭中方扣留；南海上空戰雲密布。

11天的劍拔弩張之後，海南島事件（中美撞機事件）以美方對王偉死亡、EP-3未經許可進入中國領空表示「非常遺憾」（very sorry）收場。20年後的今天，如果「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台灣海峽的海域或空域類發生似的意外撞擊事件，美中兩國能夠善了嗎？

儘快建立暢通、有實效、層級夠高的對話與接觸管道

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日前刊出專文〈美中兩國軍方能夠恢復對話嗎？〉，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兩位學者克里斯・李（Chris Li）與羅森巴赫（Eric Rosenbach）認為，美中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對峙危機四伏，兩國軍方必須儘快建立暢通、有實效、層級夠高的對話與接觸管道，以避免兩軍擦槍走火，甚至引發核武對峙。

兩位作者指出，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上任迄今近9個月，美中關係惡化到史上新低點，雙方外交高層的接觸不是場面難看，就是乏善可陳。美國與澳洲、英國締結三方安全合作協議AUKUS，為澳洲打造一支核動力潛艦艦隊來對抗中國，雖然是戰略上的神來一筆，但也讓印太地區軍事情勢更加緊繃。

美中競爭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必須管控的狀況

最讓人憂心的是，美國國防部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與副部長希克斯（Kathleen Hicks）上任迄今，都還沒有與中國軍方地位對等的官員通話。雙方官員在8、9月間舉行過視訊會議，但層級只到副次長（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與國安會印太事務主管坎博（Kurt Campbell）2年前以平民身分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美中競爭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必須管控的狀況。想要做好管控，提升兩國軍方對話刻不容緩。

去年底至今年初美國總統大選前後、川普（Donald Trump）亂政期間，美方情資顯示中國可能誤判美國會對它用兵，考慮先發制人，因此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CJCS）、陸軍四星上將米利（Mark Milley）在未向川普報備的情況下，直接致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成功化解中方疑慮。

中在台灣海峽發生軍事誤判的危險

拜登上任後，美中競爭態勢持續升溫，也提高了擦槍走火的風險。尤其是在印太地區，美中兩軍運作時的距離越來越近，因此領導階層必須建立一套具彈性的框架，來進行實質、即時的對話，以降低誤判風險，並在危機爆發時尋求解決之道。這樣的對話很不容易建立，也未必能有具體成效，但仍應是拜登政府的當務之急。

兩位作者特別提及美中在台灣海峽發生軍事誤判的危險。北京的軍事部署越來越咄咄逼人，軍機日復一日侵擾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與此同時，美國海軍偵察機不時飛越台灣上空，軍艦則穿越台灣海峽，彰顯美方捍衛「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決心。

在這種態勢之下，一場撞擊意外就可能引爆美中軍事衝突。五角大廈的兵棋推演（war-gaming）與模擬一再顯示：戰爭機器一旦啟動，局勢升溫與複雜化就很難避免。再加上網路駭客戰與國內民族主義壓力等因素，一場雙方都不想進行的全面戰爭恐怕無可避免。如果美中領導人不能建立有意義的軍事對話管道，我們對「意外事件引爆全面戰爭」將不再問「是否」，而要問「何時」。

兩位作者指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美中兩國應該立即安排軍方高層領導人會面，而且不應拘泥於「部長對部長」之類的組織框架，重點在於雙方能否進行有意義、建設性的互動。

美中參謀本部應建立對話機制

此外，美中應該在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與解放軍聯合參謀部之間，重新建立已中斷4年的正式對話機制。五角大廈領導階層也必須重新思考危機處理機制的本質，善用退役將領的一軌半（Track 1.5）與二軌（Track II）檯面下對話管道。

見面三分情，一回生二回熟，美中軍方領導人會談也是如此，盡可能安排面對面會議，逐步發展出有助於降低衝突、增進互信的實際合作。焦點可以擺在太空、網路、海洋安全通行等領域。美中先前建立的參謀首長（3顆星層級）對話機制可作為範例。

中方抗拒對話，但並非無法克服的障礙

兩位作者指出，美中軍事對話停滯不通的一個主要障礙，在於中國政府慣性地抗拒溝通，根本原因則與中國政治文化有關：雙邊關係冷暖決定了溝通可以做到什麼程度。中國軍方也擔心，與美國軍方對話將形同認可美方在相關地區的軍事部署。而且由於指揮鏈的政治壓力與解放軍的階層僵化，中方最高層級的官員往往最抗拒對話。

不過樂觀地看，中方的抗拒並非無法克服的障礙。過去解放軍擔心接觸會洩露中方的弱點，但今日解放軍已大幅現代化，被美方視為旗鼓相當的對手。美中在許多領域近距離運作，降低風險機制讓雙方互蒙其利。習近平黨政軍大權獨攬，不需太過擔心與美方接觸的政治風險。「新冷戰」（New Cold War）態勢已成，AUKUS突顯了美方主導的安全機制與區域聯盟只會越來越強，因此中方與美方接觸符合自身利益。（推薦閱讀：如何避免台灣海峽開戰？專家：美日聯手做好準備，提供台灣更多支持，讓中國知道侵台代價高昂）

對話溝通並不代表默許侵略與鎮壓

兩位作者最後強調，美國增進與中國軍方的對話溝通，並不代表默許中方的對外侵略與對內鎮壓。揆諸歷史，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時期美蘇冷戰來到高峰，但他還是能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協商軍備管制。更新近的例子是敘利亞內戰，美俄立場針鋒相對，但川普時期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Joe Dunford）與俄羅斯參謀總長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頗有私交，美軍卡達（Qatar）指揮部與俄軍敘利亞指揮部建立了電話熱線，此外還進行三星中將層級的對話，確保雙方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不致於引爆一發不可收拾的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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