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石強森《重擊人生》改編真實故事，專訪原紀錄片導演，揭開 Mark Kerr 最赤裸殘酷的格鬥人生
「巨石強森」在威尼斯影展首映後，因為《重擊人生》痛哭（據外媒報導的形容是哭到停不下來），現場觀眾則全體起立送上長達 15 分鐘的鼓掌，讓這一幕看上去就像是好萊塢式的動人結局。巨石強森在片中飾演 MMA 格鬥選手 Mark Kerr，以一場精湛的演出展現脆弱與專注，徹底顛覆以往銀幕形象，也因此影壇馬上拋出一個疑問 —— 巨石強森要衝向奧斯卡了嗎？
倘若真是如此的話，那對巨石強森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大肯定，他終於擺脫「肌肉明星」的形象，這是多年來我們樂見其成的演員轉型。但《重擊人生》帶來的掌聲，某程度上更像是一段更漫長的救贖，這場救贖也屬於故事原型主角 Mark Kerr，以及 2002 年由 John Hyams 執導的原版紀錄片《The Smashing Machine》，這部定義了早期 MMA 狂野年代的經典之作，也影響了眾多 MMA 電影的紀錄片。
（以下內容涉及真實事件闡述，請斟酌閱讀）
站在巨石身邊、帶著瞇眼笑容、滿臉格鬥痕跡，甚至缺了幾顆門牙的高大男子，正是《重擊人生》故事原型的主角 Mark Kerr，他可能不是紅毯上最受鎂光燈追逐的臉孔，但他的故事、啟發過的電影，遠不只巨石主演的《重擊人生》。
雖然你無法在任何串流平台上找到由 Hyams 執導的紀錄片《The Smashing Machine：The Life and Times of Extreme Fighter Mark Kerr》，但它依舊深植於許多 MMA 迷的腦海裡，也同樣影響了無數好萊塢導演。《重擊人生》導演 Safdie 顯然也是其中之一，這部由巨石強森主演， A24 電影製作的電影不僅是根據該部紀錄片改編，有時甚至細緻到像是逐格重現。
預告片中有一幕：
一位年長女性在醫生辦公室的等候室裡問強森扮演的 Kerr：「你們吵架時會恨對方嗎？」
「絕對不會。」強森用鼻音濃重的俄亥俄口音回應，並安撫地搖頭。
這片段幾乎一字不差地重現紀錄片中的場景，紀錄片導演 Hyams 笑著說，「你去看預告就知道，簡直一模一樣，不只是診間那一幕，很多畫面都和原片如出一轍。」
如今導演 Hyams （他曾在 2009 年重啟《魔鬼命令》系列），在 Safdie 的電影中擔任「顧問製片人」，雖未參與創作，但他很高興能看到一位年輕導演重新詮釋他 23 年前的紀錄：「我認為他們可能會拍出最真實的傳記片。Kerr 在某些場景中戴著一模一樣的帽子，在紐波特海灘跑樓梯、在家裡打果昔等，如果沒有其他原因的話，我可以斷言，他們幾乎是非常嚴謹地嘗試重現這些畫面。」
事實上，巨石強森與導演 Safdie 選擇重現紀錄片中大量橋段，本身就凸顯了原片的重要性。這部紀錄片不僅塑造了格鬥選手的生命輪廓，同時也捕捉到次文化翻轉的瞬間。在紀錄片導演 Hyams 鏡頭裡所呈現的 UFC 早已不復存在，而那部片成為最清晰的紀錄。
拍攝紀錄片的動機
這部讓 Kerr 聲名大噪的紀錄片，拍攝動機其實頗為偶然，當時 Hyams 還是雪城大學的一名電影新鮮人（同時也是一名導演的兒子），他與 Jon Greenhalgh 是好友。Greenhalgh 曾是雪城大學摔角隊的一員，而 Kerr 則是他的隊友。那段時間，Hyams、Greenhalgh 和一群朋友會聚在一起觀看早期 UFC 賽事，只為了看看他們的共同朋友 Kerr，而 Kerr 不僅參賽還連續奪冠（1997 年在 UFC 14 與 UFC 15 賽事中）。
Hyams 回憶道：「當時我對紀錄片完全沒興趣，但 Jon 跟 Mark 是朋友，我們看著那些比賽，心裡只覺得太瘋狂了，沒想過能看到我大學見過幾次的人贏得比賽。某天 Jon 打電話給我說：『你覺得我們要不要跟拍他，拍一部關於格鬥選手的紀錄片？』」
他們湊了一萬美元，其中一些是當地酒吧常客的贊助，然後他們就開始了原本以為長達四到六個月的拍攝計劃。
紀錄片導演 Hyams 說：「當時我腦中最接近的參考就是 1977 年的經典紀錄片《史瓦辛格健美之路》（Pumping Iron）」，那部片幫助「阿諾史瓦辛格」和「初版浩克」路法瑞諾打開了娛樂圈的大門。「我心想，或許我們也能拍出拳擊版《史瓦辛格健美之路》。因為這也是一種小眾的次文化，而且大多數人對它都有先入為主的看法。」
這些先入為主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 UFC 早期市場行銷的結果，因為 UFC 把它包裝成百無禁忌的血腥格鬥，自 1993 年的第一場賽事開始，政客們強力主張禁止這項運動，尤其是約翰麥馬侃（John McCain），他稱這項運動為 human cockfighting，還寄信給全美 50 州的州長，要求全面禁止。
當 Kerr 在 UFC 14 奪下重量級冠軍時，UFC 實況十分蕭條，多數比賽場地在美國南方（如：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喬治亞州奧古斯塔），現場觀眾通常不到五千人，而這樣低迷的狀態一路延續到 UFC 28，剛好是公司被 Zuffa（由賭場繼承人 Fertitta 兄弟創立，並任命好友「白大拿」為總裁）收購後的第一場比賽。Zuffa 當時已瀕臨破產，幸好川普向他們伸出援手，允許他們在亞特蘭大城賭場舉辦比賽，UFC 28 也因此成為首場獲得運動委員會正式認可的比賽。
紀錄片裡的格鬥時代背景
雖然許多老粉絲相當懷念「Zuffa 時代」之前，那段處於灰色地帶的 UFC，實際上，那時的聯盟正陷入混亂。Kerr 自己也離開了 UFC，轉向報酬更豐厚、舞台更大的日本 PRIDE —— 那正是 Hyams 拿起攝影機、開始記錄的時刻。
Hyams 回憶：「我們最初的計畫是拍格鬥錦標賽 PRIDE 7（1999 年）。我們打算從一場比賽開拍，鏡頭帶你進入後台、更衣室、整個運作現場，就像一隻在牆角觀察的蒼蠅。拍完比賽，我們會跟他回家，紀錄他的復原過程，再接著拍他備戰下一場的訓練。最後以 PRIDE 8 作結，總共大概四個月後吧，那是原本的構想。」
當時的 Kerr 保持不敗戰績，是這項運動中的頂尖選手之一，也因此，他在 PRIDE 擁有不小的話語權（外界普遍認為 PRIDE 與日本黑道有深厚的關係)。Hyams 坦言，他能進入那個圈子拍攝，全是因為與 Kerr 的緊密合作。
「他們都會在賽前一天取消我們的拍攝許可，然後我們就得請 Mark 出面威脅要退賽，他們才會重新放行、重新談條件。當時我們訪問過的一些人，現在都不在了（離奇消失）。有一個甚至被發現吊死在衣櫃裡。那時整個世界都非常灰暗又危險，如果我們是拍別的選手，比如 Gary Goodridge，大概連門都進不去，全靠 Mark 替我們開了路。」Hyams 說道。
Hyams 形容 Kerr 是一個「擅長做不一定喜歡的事」的那種人，他接著說：「我不覺得 Mark 天生就想把別人打得滿地找牙，但他確實很擅長這件事，但那種擅長，反而開始折磨他的心理。」
然而，每當 Kerr 談起登上擂台時的感受，眼神都會飄向遠方，當他站在成千上萬名觀眾前、只穿著格鬥短褲，那是一種混合著恐懼與亢奮的神情。在紀錄片裡，他形容那種感覺「像是一種無可比擬的快感」。
PRIDE 7 的結果並不如 Hyams 與 Greenhalgh 想像的那樣發展，但這場「失控」後來成為祝福。Kerr 當時的對手是來自烏克蘭的 Igor Vovchanchyn，比賽開始的幾分鐘內，Kerr 就被一拳擊暈了幾秒，但他憑藉摔角冠軍的底子與龐大體型立刻反制，將對手摔倒控制在地。第一回合裡，他雖然沒有造成太多傷害，但掌握了節奏，也避開了多數反擊。第二回合開始時，力氣明顯下滑的 Kerr 試圖再度抱摔，雙方糾纏中，Vovchanchyn 在他仍四肢著地的狀態下，以膝擊重創他的頭部，裁判隨即喊停。起初判定為擊倒勝，但後來改為「無效比賽」，理論上在 UFC 中，是禁止攻擊倒地對手的頭部，而 PRIDE 7 的規則應當是如此，但由於該組織的規則幾乎場場不同，連裁判都搞不清楚該怎麼判。
那場比賽，也凸顯了當時 MMA 世界的灰色地帶，這種混亂的格鬥世界，也正是 Hyams 紀錄片裡的底色，讓這部片在格鬥迷心中成為經典。
離 Mark Kerr 遠去的格鬥世界
Kerr 的出現幾乎象徵著 MMA 的轉折時代。早期的 UFC 是由瘦高的 Royce Gracie 帶領的「降服招式」時代，他用巴西柔術證明以小博大的可行性，但到了 Mark Kerr 和 Mark Coleman 出現後，時代風向又變了，摔角手開始學習降服技、防禦技，再加上體型優勢與藥物輔助，形成了恐怖的戰力組合。Kerr 的體重從 190 磅（86公斤）一路漲到 280 磅（127公斤）的巔峰，然而，隨著運動朝合法化與制度化邁進，開始增設體重級別、禁止頭撞以及更嚴格的藥檢等，導致像 Kerr 這樣的「野獸型鬥士」反而被新體制淘汰。
「那個年代的 MMA，有點像九○年代的籃球，那時候的籃球更好看，因為每個人都專精於某項技能，你不會看到七呎高的人在外線投三分，而是有人擅長中距離跳投，有人擅長投三分球，每個人都各司其職，而且有更多的變化，所以對球迷來說是超級有趣的。」Hyams 說。
這些背景故事是 Hyams 拍《重擊人生》的底色，但更深層地剖析這部電影，你能感受到「格鬥世界正開始遠離 Kerr」，當他處於職業生涯巔峰的同時，個人生活也陷入混亂，兩者幾乎同步崩解。
「那場比賽後，你似乎能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情緒爆發，那種失落遠超過輸掉一場比賽，那時我們才跟他合作一週左右，就感覺事情有點不太對，我不太認識他，只想著『也許他本來就這樣吧？』但之後很明顯的，他在經歷一些更深的掙扎，當時他的女友 Dawn 也在場，兩人之間的關係氣氛緊張。等整個比賽結束，我們回到鳳凰城時，才發現這部片的重點可能不只有格鬥。」Hyams 回憶道。
事實上，Kerr 正陷入鴉片類止痛藥的成癮問題，部分原因來自於這項運動對身體的摧殘，以及長期對止痛的需求。他也和女友陷入依存關係。片中飾演 Kerr 的巨石強森問日本醫生：「你有沒有更強的藥物？」，而醫生回答 Advil 時，他笑著回：「那太弱了」。這段台詞取材自紀錄片，在 Hyams 的紀錄片裡，也能看到 Kerr 昏昏沉沉，最後因藥物過量送醫急救的畫面。
從谷底再次走上擂台
紀錄片總比原先預料的故事還要深刻與殘酷，這對導演來說，就像與魔鬼交易一般。Hyams 手上突然有了一個比《史瓦辛格健美之路》更戲劇性的故事，但他同時也陷入一場現實泥沼：他的主角是名成癮者，Kerr 既是合作夥伴、朋友，同時也是潛在危險源，因為他檯面上與檯面下複雜的關係與財務問題。但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 繼續拍。
在 Hyams 的鏡頭下，Kerr 退出幾場 PRIDE 賽事、進入戒毒中心，並與女友分手，他把成箱的藥瓶全數倒掉，為了讓生活和職業重回正軌，他從鳳凰城搬到南加州，跟荷蘭踢拳手、前阿姆斯特丹夜店保鑣 Bas Rutten 一起訓練。Bas Rutten 是位性格外向且受格鬥圈喜愛的綜藝型人物。
在 Hyams 的紀錄片最終章中，Kerr 回到了 PRIDE 參加一場大獎賽，若他贏下預賽，就有機會與他的摯友、摔角同伴兼導師 Coleman 對戰。這部片一路鋪陳至一場導師與徒弟的高潮對決，兩人都不願意，卻都因金錢、家庭與職涯而不得不接受這場對戰。不過後來 Kerr 在與藤田和之的比賽以些微差距落敗，最終那場 Kerr 對 Coleman 的對戰從未上演。
「二十年前，大家總說：這樣結局不行啊。到最後就好像 Kerr 和 Coleman 必須要打一場一樣。」Hyams 說。
遙遙無期的電影改編
在紀錄片上映前，Hyams 曾親自嘗試為 Kerr 的故事撰寫電影腳本，那時紀錄片已經拍攝完成，原本片名計畫叫《The Specimen》，取自 Kerr 早期的綽號，但後來資金用盡，無法完成後製。於是 Hyams 與他的團隊開始籌措資金，希望能剪完這部片，後來在各方協助下終於籌措完成《The Specimen》的資金。這部片最終在翠貝卡電影節首映，並改名為《The Smashing Machine》，片名更動是 HBO 的收購條件之一，他們認為《The Specimen》聽起來太像醫學紀錄片。
2007 年，O’Connor 兄弟再度找上 Hyams，想將《The Smashing Machine》改編成劇情長片，New Line 影業表達了興趣，Gavin O’Connor 也準備親自執導。但對 Hyams 而言事情並不順利，因為在馬克華伯格拒演後，他們曾把改編權出售給另一位製片人，而對方並不打算放手，結果 Gavin O’Connor 轉而執導了《勇者無敵》，這部片由湯姆哈迪與喬爾埃哲頓主演，飾演一對在 MMA 錦標賽決賽中重逢的疏離親生兄弟。世界最終得到的是《勇者無敵》這部片，而不是 Hyams 筆下的 Kerr 劇情電影。
「我們原本在劇本中寫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橋段。是 Kerr 在巴西參加第一次職業賽時的故事，那是一場 Vale Tudo 格鬥賽，一天要打三場，他那時從沒參加過職業比賽。他在紀錄片裡也提過這個故事，他上場前在廁所裡吐得一塌糊塗，緊張到幾乎崩潰，可是一上場，他卻把 Paul Varelans 打得屁滾尿流。接著第二場 Kerr 又是一面倒地擊敗對手。那是你能想像到最殘酷的比賽，因為那是一場出於自尊而拒絕認輸的對決。對手連續被打了半個小時，Kerr 用頭槌、用拳不斷攻擊他，打到手都斷了全是血，最後還因此感染了嚴重的葡萄球菌。他只是想結束比賽，即便對手的臉早已血肉模糊，裁判仍讓比賽打滿全場，因為那男人的自尊心太強了。第二天，Kerr 贏得冠軍，手被纏著繃帶、掛著支架。這時他接到對手陣營的電話，對方邀他去家裡喝茶。於是 Kerr 就去了，而對方的臉腫得像籃球一樣，脖子上還套著護具，雖然彼此語言不通，但他們就那樣一起坐著喝茶。我們在劇本裡也重現了那場茶敘的場景」。
紀錄片《The Smashing Machine》的精神與鏡頭語言，其實也在另一部 2000 年代末期的格鬥電影中留下了深刻印記，也就是 Darren Aronofsky 的《力挽狂瀾》，由米基洛克飾演一位過氣的職業摔角手（虛構角色），《力挽狂瀾》中許多元素，不管是從攝影師的手持鏡頭視角到更衣室的鏡頭語言，再到主角將類固醇藥瓶全數丟棄的那幕，幾乎都與《The Smashing Machine》的畫面互相呼應。
米基洛克在片中那種「可愛的魯莽男子」氣質與紀錄片中的 Kerr 幾乎如出一轍：粗獷、迷惘卻真誠。人們常說《力挽狂瀾》深受另一部紀錄片《擂臺之外》啟發，但 Hyams 認為， Aronofsky 或 Rourke 曾在訪談中提過《The Smashing Machine》，至少對 Hyams 而言，兩部作品之間的呼應幾乎顯而易見。
最坦誠的紀錄片
對於紀錄片《The Smashing Machine》一連串的改編與延伸發展，Hyams 並沒有心生不滿，
他並未從中直接獲利，因為他早已出售相關權利。「大約一年前，當這個電影版《The Smashing Machine》逐漸成形，且確定由班尼沙夫戴執導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太好了，他們終於要把這個故事拍成一部真正的好電影了。如果這能讓 Kerr 在任何層面上重新被看見、被談論，讓更多人記得他在格鬥生涯中所做的一切，那就太好了，畢竟這個人當年對我們完全敞開自己，坦白說，這種方式可能會對他的生涯造成很大的威脅。」Hyams 回憶。
在拍攝初期，Hyams 與 Kerr 曾達成一項協議：如果 Kerr 願意毫無保留地讓攝影機捕捉一切，那麼他將擁有影片的「完全否決權」，「我們當時明確告訴他，如果有任何內容是你不想被放進去的，我們就會拿掉。」Hyams 說。
整個剪輯過程花了整整兩年。在這期間，Kerr 以及他的新經紀人不斷懇求 Hyams 讓他們看看素材，這並不是個離譜的要求，畢竟這部的內容確實可能影響 Kerr 的職業生涯，然而 Hyams 遲遲不肯提前放映的原因在於，他知道這是一部必須在「正確的脈絡中」被觀看的作品，一旦在未完成的狀態下觀看，就可能失去唯一「讓 Kerr 真正理解整部片的意圖與節奏」的機會。
「我們只能硬著頭皮撐過那些壓力直到完成剪輯，並在紐約租下一間小型放映室一同觀看。」整整一年的狂亂與疼痛重新在銀幕上展開，Kerr 寬闊背影在黑暗中起伏，呼吸變得急促，最後是一聲聲低沉的啜泣。電影結束後，Kerr 轉過身，給了我們一個大大的擁抱，流著淚說：我很喜歡。」沒有行使否決權，在那之後影片也沒有再做任何修改。
我們不是評論格鬥的好壞，而是一位格鬥選手的真實寫照
《The Smashing Machine》紀錄片所描繪的 MMA 世界，是一個仍在邊緣掙扎、渴望被正名的產業。那些格鬥選手不僅要證明自己的運動價值，更試圖讓世界相信他們同樣有思想、有情感。這與今日的 UFC 已是天壤之別。如今的 UFC 不僅成為主流娛樂，更與政治緊密相連，總統川普甚至多次宣稱未來要在白宮草坪上舉辦賽事。
這與 2002 年《The Smashing Machine》紀錄片發行時的情況大相逕庭。Hyams 說，當時 Zuffa 會試圖從 MMA 留言板上刪除任何關於這部電影的提法：「他們對這樣呈現自己運動的方式感到不滿，關於這點，我其實能理解。」。
也許 UFC 最終領悟了那句老話：所有的曝光都是好曝光，或許他們也終於意識到 Mark Kerr 是這項運動最好的代言人之一，坦率、正直、誠懇至極的拳手。回望二十多年前，紀錄片《The Smashing Machine》更像是一個救贖的故事。
我們很難想像，若當年他們拍攝的主角是 Phil Baroni（現正因涉嫌謀殺女友受審於墨西哥），或 Jon “War Machine” Koppenhaver（因強暴與綁架罪被判終身監禁），或 Conor McGregor（被裁定性侵罪成立），那麼這部片可能成為另一種悲劇。正如拳擊與美式足球一再驗證的殘酷現實：一個以摧殘身體為代價的運動，往往難以為先驅者寫下光榮的終章，然而，因為導演 Hyams、Safdie 與巨石強森的幫助下，Mark Kerr 的故事，終於得以迎來一個美好的尾聲。
Hyams 帶著淡淡的笑意說：「有趣的是，這麼多年來我們遇過各種人、各種訴訟威脅，但唯一沒對我們提告的人就是 Kerr，他總是能夠挺身而出，坦然地面對自己做過、說過的一切。那部紀錄片說到底，是關於一群不完美的人的故事，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我們不是在評論這項運動的好壞，而是在說：這就是一位格鬥選手的真實寫照。」
本文改自：《GQ》美國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