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的心理健康，誰來守護？——從德國「Projekt Helpline」談台灣媒體的制度想像
新聞專業的核心價值，不只是「揭露真相」，也是「守護公共利益」。但若記者本身在心理上已經崩塌，他又如何守護真相？在這個意義上，照顧記者的心理健康，本身就是新聞專業的一部分。
在台灣，關於新聞專業的討論，往往圍繞在「假新聞」、「媒體壟斷」、「收視壓力」這些結構性的問題；而關於「媒體公評人制度」的倡議，也時常聚焦於如何建立一個與閱聽人對話、接受外部檢視的渠道。但我們或許忽略了一個更為隱密卻真實存在的層面——記者本身的心理健康。當新聞從業者長期暴露在高壓環境、仇恨言論、甚至創傷性素材下，他們的心理狀態，往往直接影響新聞的品質與媒體的公信力。
其實關於記者身心健康支持系統，不論在國內外都有一些具體實踐案例，可供媒體組織參考。我在今（2025）年4月的一篇文章〈新聞媒體應該建立記者身心健康支持系統〉[1]中，已經介紹了一些包括國內外媒體的具體實踐案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參閱。
最近則是讀到德國「Projekt Helpline」的案例，讓我心有戚戚焉。這是一條專為新聞工作者設計的心理健康熱線，由新聞界自律組織與專業機構合作推動。它不僅是一個心理急救的資源，更是一種制度化的文化訊號：新聞人有權利、也有需要被照顧，而不是永遠要硬撐下去。這樣的做法，對於台灣媒體而言，或許正是一面鏡子。
德國的實驗：新聞人專屬的心理健康熱線[2]
德國的「Projekt Helpline」誕生於 2023 年，由 Netzwerk Recherche[3]（德國調查記者協會）與 Dart Centre Europe[4] 共同推動。它的設計理念很簡單卻也很突破：為新聞從業人員提供一個免費、匿名、低門檻的心理支持管道。
不同於一般的心理諮商，這條熱線並不是由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師直接接聽，而是由受過「心理第一援助」訓練的新聞同業擔任志工。這些「同行支持者」（peer supporters）本身就是記者、攝影師或編輯，他們了解新聞工作的壓力與文化，能以同理心傾聽，並協助辨識問題、提供資源轉介。對於許多記者來說，和「懂新聞業的人」談心，比直接跨入醫療系統更容易開口。
更重要的是，這條熱線的設計考慮到新聞工作的不穩定性。它服務的不只是大媒體的正式員工，也包括自由記者、攝影師，甚至在德國的流亡記者。這些人往往沒有公司內部的員工協助計畫（EAP[5]），一旦遇到心理困境，往往只能默默承受。Helpline 的存在，正是要彌補這個缺口。
這樣的制度，並非憑空出現。它的誕生，經過了長達一年半的籌備與需求調查。推動團隊舉辦了七場圓桌會議，邀請來自廣播、報紙、地區與全國媒體的記者與編輯，討論壓力來源與可能的支持模式。他們也與心理健康專家合作，確保制度設計符合專業倫理。這種「自律結合專業」的模式，讓 Helpline 既保有新聞人的同儕特質，又能連結專業心理支援。
然而，Helpline 也面臨挑戰。它的使用頻率並不高，每週平均只有一、兩通電話。部分原因是新聞業仍存在「要堅強、不能示弱」的文化；部分原因是知曉度有限。再加上資金依賴基金會與政府補助，目前只確定能運作到 2026 年。這些困境提醒我們：心理支持不是一蹴可幾的制度，它需要文化轉變與長期資源。
台灣的現況：有公評人，卻沒有「守心人」
對照德國，台灣近年來討論較多的是 新聞公評人（ombudsman）制度。我曾在評論中指出，《鏡電視》、《華視》等已有外部公評人的實驗。公評人的功能在於 接受觀眾申訴、檢視新聞爭議、提供透明的回應與建議。這是一種「對外」的問責機制，有助於改善媒體的公信力。
然而，我們鮮少從「對內」的角度來思考：當記者本身承受龐大壓力，當新聞室裡的人已經在心理健康邊緣掙扎時，媒體有沒有責任建立支持機制？在台灣，新聞業的勞動環境大家耳熟能詳：長工時、低薪資、強烈收視率／點閱率競爭，還要面對網路輿論的無情批評。遇到災難、社會事件時，記者第一時間衝上火線，拍下最殘酷的畫面，卻往往沒有人問一句：「你還好嗎？」
更何況，台灣自由工作者比例高，許多記者轉向網路或獨立平台，幾乎沒有任何勞健保之外的支持網絡。這些人正如德國 Helpline 所注意到的「邊緣記者群體」，卻在台灣完全沒有制度支撐。
也就是說，台灣在『外部問責』（公評人）方面已見萌芽，而『內部支持』（心理健康）雖已有部分媒體（如《報導者》、《天下雜誌》）起步推動，整體仍亟待深化。
借鏡德國，台灣能怎麼做？
那麼，德國的 Helpline 給台灣什麼啟發？我認為有至少有三個層面值得借鏡：
一、建立「新聞人專屬」的心理支持管道
台灣的心理健康資源本就不足，更遑論針對新聞工作者的特殊需求。如果能在新聞工會、記者協會，甚至學術單位中，設立一條「新聞人專屬熱線」，讓記者能在匿名、安全的環境下傾訴，這將是很大的進步。志工可由資深記者、編輯接受心理急救訓練後擔任，必要時再轉介專業醫療。這樣既能降低心理障礙，也能建立同行之間的信任。
二、關注自由記者與邊緣群體
在台灣，自由記者、攝影師、網路媒體人往往沒有正式雇主，缺乏內部福利。若有一個跨媒體、跨組織的 Helpline，能涵蓋這些人群，將填補一個巨大的空白。這部分可考慮由新聞工會、文化部、非營利基金會合作推動。
三、呼應公評人制度，形成「內外並行」的支持機制
公評人制度是「外部問責」，Helpline 是「內部支持」。兩者並不衝突，反而能互補。台灣若能同時建立兩套機制，既讓媒體面對公眾透明，又讓記者得到心理照護，那麼新聞專業將更具韌性。想像一下：一間媒體有公評人向社會報告新聞失誤，同時有類似德國 Helpline 的機制在照顧新聞室內的記者，這將是何等完整的自律結構。
最後的觀點：記者不是鐵人
我常想，新聞專業的核心價值，不只是「揭露真相」，也是「守護公共利益」。但若記者本身在心理上已經崩塌，他又如何守護真相？在這個意義上，照顧記者的心理健康，本身就是新聞專業的一部分。
德國的 Helpline 是一種提醒：記者不是鐵人。他們可以受傷、可以脆弱，工作上遇到壓力時也需要一個安全的舒壓出口。台灣若能從這個案例學到一點，不是全盤照搬，而是因地制宜地設計屬於我們的支持系統，也許有一天，我們不只會有「公評人」替觀眾把關，也會有「守心人」陪伴記者。
這樣的新聞環境，才真正值得我們期待。
[1] https://www.mnews.tw/story/20250421ombuds001
[2] https://gijn.org/stories/inside-projekt-helpline-germanys-mental-health-phoneline-for-journalists/
“Inside ‘Projekt Helpline’: Germany’s Mental Health Phoneline for Journalists”, by Alexa van Sickle （August 11, 2025），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
[3] Netzwerk Recherche 是德國最大的調查記者協會，致力於推動新聞調查報導、提升專業標準並捍衛新聞自由。
[4] Dart Centre Europe（正式名稱為 European Centre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 Ltd）是一個英國註冊慈善機構，是致力於推廣「創傷知情新聞學」的專業中心，為歐洲記者提供培訓、資源與支持，協助他們在報導暴力、衝突與災難時兼顧專業與倫理。其經費主要來自慈善基金會與非營利組織的捐助、特定教育與培訓專案的補助，以及研究與出版合作的資金支持，而非商業收入。截至 2024 年 6 月的財報顯示，該中心年度總收入為 £211,943，支出為 £241,338，顯示其運作高度依賴外部捐助與專案資金，並持續用於記者心理健康與創傷報導相關的教育、研究與推廣活動。
[5] EAP 全文是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員工協助計畫），它是一種由企業提供的支持服務，幫助員工處理心理健康、工作壓力、家庭或財務等問題，以維持身心健康與工作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