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精英大學面臨前所未有政府壓力！《紐約客》解析黃金自治時代終結
《紐約客》指出，長期以來，美國的研究型大學高度依賴聯邦資金，但這種資助能否持續卻無法保證。如今，這些大學的未來可能取決於它們是否迎合政府的政策。然而，現實是，美國大學的黃金自治時代恐怕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本文刊登於 2026 年 3 月 16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 Severance。作者：Nicholas Lemann 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也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
該雜誌指出，美國精英大學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聯邦政府壓力。2025 年 2 月 28 日，司法部宣布由聯邦反猶太主義特別工作組調查十所大學，包括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雖然調查小組實際未到訪，但隨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大量聯邦撥款被終止，造成八億美元的資金損失，裁員逾兩千人，科研經費縮減則帶來額外五億美元損失。
布朗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也遭遇類似打擊。布朗在保守派媒體《每日呼叫者》報導後，其五億一千萬美元研究經費被立即凍結；普林斯頓則在 3 月 31 日收到通知，超過兩億美元研究撥款被暫停。
自 2 月中旬起，川普政府向全美幾乎每所大學發出信函，要求停止推行多元、公平與包容（D.E.I.）計畫，儘管部分學校從未實施過這些計畫。
《紐約客》指出，這些措施使大學界震驚不已，也凸顯美國頂尖大學與聯邦政府之間的契約已被打破。
川普政府採用前所未有的手段，即使是國會已批准、依法承諾的經費也能被暫停，迫使大學屈從。這些行動雖違反法律常規，但在政治上卻並非毫無支持。
報導稱，大學過去自認致力於公共利益，卻未能獲得足夠的公眾支持，使其面臨極大脆弱性。
歷史背景：研究型大學的形成
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建立可追溯至 19 世紀末，當時多位校長前往德國學習，將研究作為核心任務，並建立終身教職與正式學科體系。
這一體系奠定了美國大學的「操作系統」，雖不為外界所見，但支撐著整個教育和科研運作。
二戰期間，聯邦政府開始資助大學研究，時任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主任的布什（Vannevar Bush）向羅斯福建議成立以科學家主導、政府有限監督的新型研究體系，最終催生國家科學基金會（NSF）。
布希推動此舉的理由部分源自於醫學進步的承諾，但更主要的是出於即將到來的冷戰考慮。
他那一代的美國科學家意識到，歐洲學術移民在原子彈研發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們相信，為了與蘇聯競爭，美國必須增強培養科學家和資助其研究的能力。
戰後，美國頂尖大學在接受聯邦資助的同時，仍需應對政治右翼長期存在的敵意。這一矛盾在 20 世紀末和 21 世紀初逐漸累積：從尼克森時期對學者的不信任，到歐巴馬政府強制要求大學落實性侵防治與 D.E.I. 計畫，保守派對大學的警惕與不滿持續升高。
《紐約客》指出，共和黨人對大學信任度的急劇下降始於這段時期，同時，精英大學師資中保守派人士的比例（原本基數就很低）也顯著減少，尤其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領域。
蓋洛普民調顯示，2015 年至 2024 年間，共和黨人對大學的信任度從 56% 降至 20%。
政治對抗升級：美國總統川普第二任期
由於被川普第一任期對大學相對平靜的態度所麻痺，大學並未充分認識到保守派情緒的威力。
然而，川普第二任期伊始，即簽署多項針對高等教育的行政命令，並大力削減違反其政策偏好的大學撥款。
這些行動背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及私人智庫，包括聯邦採購服務局官員 Josh Gruenbaum，以及保守派策士 Christopher Rufo，他們設計出暫停經費、迫使大學妥協的策略。
一些大學選擇和解以恢復經費。賓州大學在 2025 年 7 月 1 日達成和解，恢復 1.75 億美元撥款；哥倫比亞大學則支付 2 億美元並任命「決議監督員」。
布朗大學同樣透過協商恢復經費，但承諾支付 5000 萬美元並修改部分 D.E.I. 及反猶政策。
哈佛大學則利用政府措辭不清的信件提起訴訟，法院裁定其勝訴，稱政府行為違憲。
《紐約客》指出，大學的脆弱性也源於內部結構。校長、董事會、教職員、學生及捐贈者對大學角色的認知各異，導致對外界危機反應不一致。
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艾斯格魯伯（Christopher L. Eisgruber）表示，他們對大學的看法各不相同。對有些人來說，大學是一支運動隊；對另一些人來說，它是一個實驗室。
前北卡羅來納大學校長索普（Holden Thorp）則形容，學校為維持各方參與與避免爭議，不得不說「各方想聽的話」，因此在政治對抗中裝備不足。
頂尖私立大學與市場、捐贈者及私營企業的深度結合，也增加了其財務脆弱性。聯邦撥款依賴、對沖基金投資、以及學術明星競爭等因素，使大學規模膨脹、運營成本增加，但在重大危機下缺乏足夠的應急資金。
霍普金斯大學的教訓
然而，《紐約客》指出，即使大學領導層在川普重返白宮前就已認真回應保守派批評，情況也不會有所不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是例證。
成立於 1876 年的霍普金斯，從一開始便效仿德國研究型大學模式，並培育出美國歷史上唯一的學者出身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
如今，憑藉位於巴爾的摩的醫療綜合體以及 20 英里外的應用物理實驗室，霍普金斯成為馬里蘭州最大的私營雇主，也是全美聯邦研究資金的最大接收者。
2009 年上任的校長丹尼爾斯（Ronald J. Daniels）曾積極與保守派互動，包括與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合作、支持聘用更多保守派教職員，以及參與「重建對高等教育的信任」達拉斯會議等。
然而，這些努力在川普第二任期中未能保護學校免受政府資金削減的打擊。數億美元的聯邦撥款被終止，幾個月後部分資金恢復，但總體研究經費仍減少了 43%，對以健康研究為重的霍普金斯而言尤其致命。
聯邦撥款的不確定性，讓依賴這些資金的研究人員生活陷入隨機性功能障礙。
霍普金斯醫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者描述，撰寫長達數百頁的提案、等待專家評分和最終撥款通知的過程，曾是確保研究連續性的可靠機制。
但如今，提案即便評分高，也可能因政治因素延遲或被擱置，讓研究者不得不刪去可能刺激政府官員的詞彙，生怕失去資金。
保守派對高等教育的多元影響與限制
即便川普在其剩餘任期內對精英大學造成更大打擊，或者最終失去興趣，這也無法解決大學對政府過度依賴、政治支持薄弱的結構性問題。
即使是在深藍州的選區（這些區域的大學往往是最大的雇主）也很難找到將保護高等教育作為核心競選議題的政治候選人。
同時，俄克拉荷馬州、猶他州、佛羅里達州、堪薩斯州、愛荷華州和州的保守派力量，試圖通過課程設置、增加教學負擔以及限制終身教職等方式，直接干預公立大學的運作。
保守派陣營內部亦呈現多派系格局。一部分是以魯福（Rufo）為代表的「燒毀一切」派，他們視大學為左派堡壘，主張強力反制；另一派關注降低教育成本、推動職業技能教育，而非博雅教育，這也是川普政府取消「投資回報率低」專業學生貸款的背景。
第三派則由少數保守派教授組成。然而，這些派別並不總能形成統一行動。
政治學家 Jon Shields 和 Joshua Dunn 在川普第一任期前夕指出，許多保守派學者在進步主義學術界反而比在共和黨內更自在。
這些學者通常研究政治哲學或英國文學等傳統學科，最看重恢復「偉大著作」課程，以及美學與外交史等研究。他們對任職大學的不滿，不僅針對「覺醒文化」，也與學生中普遍存在的職業主義傾向相關。
普林斯頓大學法理學教授 Robert P. George 回憶，他曾與哲學家 Cornel West 向新生及家長介紹博雅教育的價值。
George 說：「我們希望學生利用這幾年成為更深邃、更獨立的思想者，但家長們更關心的是摩根士丹利。」West 補充道：「你們的子女要先學會如何死亡，才能學會如何生活。」
然而對此，一位家長卻脫口而出：「每年七萬八千美元就為了這個？」
保守派學者不僅對川普切斷科研資金感到憤慨，也擔心其核心事業：教職招聘中的觀點多樣性，將如何實施。
《紐約客》指出，雖然重命名 D.E.I. 辦公室、採納「機構中立」政策或移除浮誇的社會正義信息相對容易，但改變學院和系的招聘自主權幾乎不可能。
即便公開支持觀點多樣性的校長，也難以將政策落到實處。美國企業研究所（AEI）主席 Robert Doar 回憶，他曾嘗試促進觀點多樣性，但系的自主權讓任何干預都無法實現。
少數情況下，校長會暫時接管意識形態偏頗的系，或者創建新部門來引入保守派學者。霍普金斯的 S.N.F. 阿戈拉研究所就是一例，它從杜克大學挖來長期反對平權法案的經濟學家 Peter Arcidiacono。
華盛頓大學的新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Sandro Galea 則選擇在共和黨主導州任職，以提供對特定群體友好的環境。數十萬所公立大學也被州立法機構要求設立公民課程，以為保守派師生提供相對舒適的學術空間。
然而，文章指出，這些努力無法改變根本困境。保守派難以像政治候選人那樣與自由派競爭，去掌控現有頂尖大學的資源與聲望。
新成立的「反覺醒」學院，如新佛羅里達學院及 2024 年招生的奧斯汀大學，規模小、穩定性差，且多數學生與家長仍將大學視為就業途徑，其意識形態吸引力有限。
更現實的情況是，陽光地帶的研究型大學，如埃默里大學、范德堡大學、杜蘭大學與德克薩斯大學，仍會佔據頂層地位，但這些學校距離保守派理想的「避風港」仍有很長距離。教授與學生或許相對保守，但仍偏左於校友、捐贈者、雇主、董事及資金提供者。
總體而言，保守派或許永遠無法建立出他們理想中的頂尖大學，但這並不意味著高等教育可以安然度過當前危機。制度的脆弱性、政府資金依賴、政治與社會認知不足，讓美國大學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美國大學的影響力並不取決於特定總統的在任
《紐約客》指出，全國每年超過 600 億美元的聯邦研究資金，大部分流向頂尖大學；同時，未償還的聯邦學生貸款總額超過 1 兆美元，幾乎影響到每一所學院和大學。
這些財政手段使美國政府可以在政策、課程與教職招聘上施加壓力，即便川普離開白宮，這種依賴與影響仍將持續。
過去一年中，學術界取得了一些有限勝利，例如政府暫緩了捐贈基金稅上調，國會也通過了增加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預算的法案。
不過，這些措施不能保證資金一定會到位，也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大學面臨的脆弱性。對於那些希望保持自治和學術自由的研究型大學而言，即便安排看似穩固，其實並未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
如今的美國頂尖大學在運作上面臨多重矛盾挑戰：它們必須實行極嚴格而公平的選拔標準，讓學生和教職員進入社會最頂尖、回報最高的領域；同時又要不斷推高成本，並向社會證明自己致力於公共服務與社會正義；還要獲得社會認可，被視為國家最成功的機構之一。
文章強調，這些要求彼此衝突，使大學在維持卓越與自治的過程中承受巨大壓力。
川普利用制度上的脆弱性，對大學造成了明顯損害：從資金威脅到政策干預，再到對教職招聘與課程設置的壓力，他暴露了美國大學過度依賴政府支持的制度風險。
《紐約客》總結道，這種損害難以挽回，代表美國大學的黃金自治時代可能已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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