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名暉：鄭習會加速日本安保政策　台灣該做什麼

面對烏克蘭和中東地區持續的戰火，以及印太地區日益升高的地緣政治壓力，全球安全架構正處於冷戰結束以來的最大轉捩點，正在迫使東亞地區的安全格局發生劇烈變化。

日本自民黨在首相高市早苗的帶領下，於2026年2月的眾議院大選中取得壓倒性的316席絕對優勢。挾此強大民意，自民黨與執政聯盟於3月至4月間強勢推動安保政策，提議在參眾兩院的憲法審查會設置「修改憲法條文起草委員會」，加速修改「憲法第九條」與國家緊急狀態條款，日本安全戰略的大幅轉向已勢不可擋。

正當日本積極調整國家戰略，並推動修改憲法，並且增設內閣國家安全會議等措施，中國對日本的心思算計到台灣內部。與此同時，中朝之間恢復鐵路聯通，並且強化聯絡，進一步對日本形成戰略壓力，安保政策得考量更多的變數與風險。

國民黨高層訪中的「鄭習會」期間，不只對台灣展現干涉防衛預算的意圖，國共更共同展現反日修辭，不友善點名日本十一次，視之為民族之敵，加上中國在黃海的實彈演習，都在暗指日本。國民黨一行人尚未離去，中國外長王毅便在4月10日訪問朝鮮，增進安全關係，正在以地緣南北兩側的態勢，加重日本周邊安全的壓力。特別是以國民黨作為糖餌，讓台日關係增加不可預期性，讓西南防衛計畫得額外假定台灣轉向的風險。

面對此中朝聯合施壓與台灣內部被埋入的毒蜜，日本修憲與安保政策的步伐勢必加速。台灣若無正面回應，原先可能因日本修憲而獲益的戰略空間將迅速萎縮。台灣必須透過實質提升軍購，與軍事相互操作性，向日本與友邦傳遞清晰的防衛承諾，進一步防堵印太地區網格狀體系的缺口，避免被盟邦認為正悄悄轉向中國。

日本將加速調整安保政策

無論是現實主義或是安全化理論（Securitization Theory）的視角，日本高市早苗內閣已成功將「台灣海峽的潛在衝突」塑造為對日本生存的重要議程。高市早苗曾明確指出，若台海爆發危機並涉及海上封鎖或武力使用，將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Survival-Threatening Situation），從而觸發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然而，這項戰略轉變的基礎，是假設台灣具備堅定的抵抗意志，以及足夠的防禦能力，願意且有能力與美日並肩作戰。

2026年3月，「修改憲法條文起草委員會」的實質推進，日本正試圖解開自衛隊在武力投射與交戰規則上的長期枷鎖，配合國家安全會議的調整，以及放寬防衛裝備的出口限制，對台灣將開啟更大的安全擴容空間。

然而，日本深化介入台海的意願，正面臨「同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中最嚴峻的考驗，被牽連（Entrapment）的恐懼。如果日本修憲是為了協防內部充滿失敗主義，甚至可能與假想敵妥協的台灣，那麼日本國內的政治共識將面臨破產。「鄭習會」的舉行，正在觸發這股深層疑慮的。

「鄭習會」的反日論述造成信任危機

2026年4月的「鄭習會」及其附帶的政治宣示，精準影響美日同盟對台灣的信任基礎。這場會面不僅是兩岸政黨的交流，更是一場針對美日區域安全架構的精密地緣政治操作。

在「鄭習會」的行程中，國民黨的反日論述的升溫與歷史敘事的操作，引起日本的高度警戒。在宣讀的祭文中，鄭麗文刻意點名日本，並且細數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歷史。在美國與日本的眼中，這種將歷史恩怨與地緣政治現實掛鉤的舉動，正是塑造台灣內部反日與反西方的聲量。這些舉措正在加深日本對於台灣，是否會在中日發生衝突時，基於民族主義轉向中國的疑慮。

更令日本與西方友邦擔憂的是，中共為促成此次國共高層會面，將會持續以「鄭習會」的「三張門票」施壓和癱瘓台灣。也就是利用國會優勢，阻擋政府的軍事採購與國防預算、拖延安全相關法案的進度，阻礙台灣的安全與軍事現代化，確保任何可能妨礙統一的改革能夠遂行。

若台灣內部因政黨極化而實質接受這些條件，導致軍購案受挫，將造成美日認為台灣正在「搭便車」或是「躺平」的負面敘事，對於正在推動國防預算翻倍、承擔極大國內政治壓力的日本政府而言，將有負面的影響。如果台灣自身都不願投資於國防，日本將失去協防台灣的正當性，進而可能將防禦圈收縮至西南諸島，實質上放棄台灣。最壞的情況下，若是台灣的軍購和安全政策退縮，將成為日本修憲與安保政策調整的重大變數。

同一時間，中國亦在從朝鮮方面施壓日本，形成戰略協同的「雙鉗攻勢」，加深日本修憲的急迫感。4月10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抵達平壤，在與金正恩的會晤中，王毅宣示中朝關係進入「新階段」，明確表態兩國將共同反對「霸權主義」，並讚賞朝鮮抵抗西方勢力孤立與打壓的成就，這些話語和國民黨在中山陵前的宣言相互呼應。

面對中國在朝鮮與黃海的威嚇，以及朝鮮持續升級的核武和飛彈威脅，日本的安全焦慮已在眉睫。就在王毅訪朝的同一天，日本發布了2026年版《外交藍皮書》，將對中關係從「最重要」降級為「重要鄰國」，更嚴厲指責中國對日採取的脅迫性作為。

如今在中共設計的「台灣變數」與「中朝結盟施壓」的雙重夾擊下，日本自民黨更具備正當性加速推進《憲法第九條》的修改與國家安全機制的升級。日本的修憲已不再僅是預防台海衝突，更是為了應對中朝聯手構成的生存威脅；而台灣若在此時釋放出防衛退縮的信號，將迫使日本懷疑台灣在區域防禦的身分。

政治以外 台灣還有相互操作性問題

為了消除日本的疑慮，避免被國際社會視為轉向中國，台灣的安全與防衛政策必須積極呼應日本的修憲與友邦的區域戰略重構。

除了強化政治和防衛意志，台灣要讓日本與盟邦安心，還必須解決實質作戰層面的「相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問題。美國國防部已將駐日美軍提升為聯合部隊總部，直接與日本的「統合作戰司令部」對接，實現高度的指揮與情報一體化。相對地，台灣由於缺乏正式的外交架構與法律規範，正面臨嚴重的系統脫鉤危機。

在現代戰爭中，戰場通信與情報共享決定勝負，而衛星與海纜等對外通訊手段和標準，正是台灣面臨的巨大挑戰，除了AI領域的落後，C5ISR系統是否能與美日的軍事數據鏈完全相容仍有空間。其核心在於建立「持續精準目標導向共同作戰圖像」，透過跨國的感測器融合，實現無死角的戰區資訊網格。

例如：台灣雖然採購了先進無人機以提升監控能力，但目前並無與美日直接共享即時情報的機制。這種「情報孤島」狀態，不僅讓台灣陷入被動，也讓美日在危機爆發時難以協調交戰規則與避免誤擊。台灣在系統與法律層面的封閉，加上政治的親中疑慮，將增加台灣在第一島鏈的防禦風險。

根本之道 建立與盟邦的協作機制

在「鄭習會」的陰影下，台灣國防預算的順利通過與軍購案的落實，已不僅是硬體升級的問題，更是對國際社會的「忠誠測試」。台灣必須展現出具備承擔自我防衛責任的決心。透過提升軍購與預算執行力展現防衛意志，不僅能提高中共發動武統的成本，更能直接瓦解外界對台灣意志動搖的疑慮。

台灣必須主動提出與周邊國家接軌的「軟體與數據協議」，並且在人工智慧領域盡速與友邦確認各項對接標準，確保國軍的各項資通訊系統符合美日的底層資料結構、資安與通訊規範。

同時，台灣應發揮在「認知域感知」（Cognitive Domain Awareness）的優勢，建立區域性的反假訊息，與人工智慧情報識別中心，將台灣的安全與國際綁定，藉此向日本證明台灣是區域防衛網格中不可或缺，且絕對可靠的戰略節點。

此外，台灣應積極建立非官方的「物資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機制，探討與日本在西南諸島建立前置儲備物流的可能。這將為日本在修憲後，依法在台海周邊進行後勤支援，與應對「存立危機」鋪平實務與法律的道路。同時，增加台灣和日本之間的共通標準，與相互操作性，進一步從海巡的基礎近一步擴大。

日本加速修改「憲法第九條」與升級安保機制，原是台灣強化安全屏障的歷史機遇。然而，「鄭習會」期間台灣內部浮現的反日論述與對國防預算的牽制企圖，結合中國在黃海的軍事威嚇，以及王毅訪朝的政治信號，正使得日本面臨極大的複合性安全壓力，並迫使其重新評估介入台海的風險。

在中朝加大對日施壓、促使日本加速修法腳步的關鍵時刻，台灣若要確保日本修憲後的安保政策不將台灣視為防禦缺口或「戰略負債」，就必須以實際行動破除轉向中國的疑慮。唯有堅定落實對美軍購、主動突破法律與技術壁壘，以及與盟邦之間的「相互操作性」，台灣才能與日本的安全關切同頻共振，扮演在地區安全架構的關鍵力量。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