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時選了科興？──一個服貿過關的台灣（系列之三）
沒有花開的春天--平行時空的318小說
（七之三）
〈第三章 疫 年〉
「不惜一切代價。」──二0二0年，一句在兩岸都被反覆使用的話。
二年1月，武漢封城。
在另一條時間線上，台灣是全球防疫模範生。但在這個世界裡，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人流與物流管道，因為服貿協議的落實而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暢通。每天有數以萬計的商務旅客往返兩岸，台灣的電信、金融、物流、營建等產業裡有大量中國籍的派駐人員。
當病毒開始在武漢擴散的時候，台灣的邊境管制面臨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北京透過國台辦發出了明確的訊號：任何針對中國旅客的入境限制，都將被視為「破壞兩岸關係」的敵意行為，並可能觸發服貿協議中的爭端解決機制。
行政院猶豫了整整一個星期。
那一個星期的代價是：病毒已經在台灣的社區裡建立了傳播鏈。三月初，台北萬華區爆發了第一波群聚感染。接著是新北、桃園、台中。因為太多台商與中國派駐人員在農曆年期間的來回移動，病毒的擴散速度遠超過公衛系統的圍堵能力。
防疫措施也走了調。
在另一個世界裡，台灣發展出一套精準、透明、尊重人權的防疫模式。
但在這個世界裡，因為兩岸官員的「經驗交流」機制已經制度化，台灣的防疫指揮體系從一開始就深受中國模式的影響。社區封控、強制集中隔離、大規模PCR檢測站、甚至「靜態管理」──這些從對岸移植來的詞彙和手段，一個接一個進入了台灣的公共政策。
台北市開始出現鐵皮圍欄。不是在工地旁邊，而是在被標記為「風險區域」的住宅社區入口。白色的防護衣、紅色的封條、擴音器裡用標準國語反覆播放的「請居民配合」──如果把畫面的色調調成灰階，你分不清這是台北還是上海。
……
疫苗的問題更是雪上加霜。而最荒謬的部分，要從一場台灣內部的政治鬥爭說起。
二〇二一年五月，疫情在台灣急速升溫的同時，疫苗供應成了最尖銳的政治戰場。在這個世界裡，因為兩岸關係的友好框架，反對黨並沒有把矛頭指向中國──他們指向了台灣自己。
AZ疫苗在全球部分地區傳出極罕見的血栓案例。這在科學上是一個需要持續監測但整體可控的風險，但在台灣的政論節目上，它被放大成了一場獵巫。某些政治人物和名嘴把AZ疫苗稱為「催命符」，呼籲民眾拒打。電視上的畫面一播再播：某個國家暫停AZ接種的新聞、某個疑似血栓案例的聳動標題、某位專家憂心忡忡的面部特寫。
「打AZ疫苗就像在玩俄羅斯輪盤，」一位在野黨立委在質詢台上拍桌，「政府拿人民的命在賭！」
台下的官員面色尷尬。事實上，AZ疫苗引發血栓的機率大約是二十五萬分之一，而感染COVID-19的致死率則高出幾個數量級。但在政治操作下，民眾的恐懼被精準地導向了「只要不是中國疫苗就是危險的」這個結論。
更慘烈的戰場，是台灣的國產疫苗──高端。
高端疫苗是台灣本土研發的蛋白質次單位疫苗，與美國國家衛生院（NIH）合作開發，使用了先進的S-2P棘蛋白技術平台。在二期臨床試驗中，高端的安全性數據非常亮眼，副作用比率遠低於mRNA疫苗，血清陽轉率達到99.8%。
但在這個世界裡，高端疫苗從一開始就被當成了政治提款機。反對陣營不遺餘力地攻擊它「沒有三期數據」「拿台灣人當白老鼠」「炒股疫苗」。親中媒體更進一步，把高端描繪成一個笑話──「小島的小公司做的玩具疫苗」。
這些攻擊的潛台詞始終只有一個：你們不需要自己的疫苗，對岸有的是。
「高端那個東西也能叫疫苗？」一個政論節目的名嘴誇張地搖頭，「我告訴你，打高端不如打生理食鹽水。」
攝影棚外面的真實世界裡，高端的研究團隊正在日以繼夜地工作。但在這個世界裡，台灣社會已經沒有為他們撐出空間的力氣了。高端疫苗的接種率始終低迷，最終在政治壓力下被邊緣化。研發團隊裡最好的科學家，有些被新加坡和韓國的藥廠挖走了，有些默默轉行了。
台灣的自主疫苗研發能量，就這樣在內部的政治消耗中被活活掐死。
……
於是，科興疫苗填補了所有的空缺。
BNT疫苗的東亞代理權握在上海復星醫藥手中。在這個世界裡，因為兩岸關係的友好框架，台灣政府沒有民意基礎去繞過復星直接向德國原廠採購──而在真實歷史中，台積電和鴻海後來成功協助採購了BNT，但在這個沒有太陽花的時間線裡，台積電的獨立性已經被削弱，根本沒有那個底氣去扮演這種角色。
「我們的合作夥伴已經備好了充足的疫苗，」國台辦發言人在記者會上微笑著說，「台灣同胞不需要捨近求遠。」
所謂「充足的疫苗」，是科興和國藥。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和市場壟斷之下，台灣最終大量採購了科興疫苗。衛福部在簽約儀式上表示「感謝對岸的善意」，行政院長親自到桃園機場迎接第一批疫苗的抵達。新聞畫面上，一箱箱印著簡體字「北京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的疫苗被搬下貨機。
那些幾個月前在電視上把AZ叫做「催命符」、把高端叫做「生理食鹽水」的政治人物，此刻站在機場貴賓室裡，笑容滿面地與中方代表握手合影。
沒有人追問：科興疫苗的三期臨床數據呢？巴西的數據顯示整體有效率只有50.4%。智利大規模接種後，疫情不降反升。香港的科學委員會指出，科興的整體有效率為50.66%，遠低於BNT的95%。菲律賓甚至公開表示不建議醫護人員接種科興。
但這些國際數據在台灣的輿論場上幾乎無聲無息。因為能報導這些的媒體，早就被中資的廣告預算馴服了。
……
科興的問題，在Delta變異株面前徹底暴露。
全球各地的真實世界數據陸續出爐：以科興為主力疫苗的國家──塞席爾、蒙古、烏拉圭、智利、巴林──即使接種率高達五成到七成，疫情曲線卻不降反升。
《紐約時報》直接在報導標題裡指出，這些高接種率卻高感染率的國家，共同點就是大量使用中國疫苗。
香港更提供了一個殘酷的對照：接種兩劑科興的民眾，抗體水平在不到七個月內就降到無法檢測。多名行政會議議員和立法會議員不得不跑去補打BNT疫苗。但在台灣，沒有BNT可以補打。
Omicron來了之後，科興的防護力幾乎歸零。大量接種科興的台灣民眾以為自己獲得了保護，卻在病毒面前幾乎赤身裸體。
二O二二年的那波疫情，台灣的超額死亡人數是真實歷史的三倍。
維寧的母親在那一年的五月走了。她七十二歲，打了兩劑科興。確診後第四天，血氧驟降。維寧趕到醫院的時候，急診室的走廊上躺滿了人，護理師的眼睛佈滿血絲。
「陳女士的床位在最裡面，」護理師指了一個方向，「但我要先跟你說，我們已經沒有瑞德西韋了。」
維寧握著母親的手，看著監視器上的數字一格一格往下掉。外面的窗戶被封得死死的，因為醫院實施了「靜態管理」。走廊上偶爾傳來防護衣摩擦的聲音，和遠處什麼人的嗚咽。
他的母親在凌晨三點十七分過世。維寧沒有辦法哭出聲，因為隔壁床的病人正在睡覺，而規定是「維持環境安靜」。
那是「靜態管理」的另一個意思。
……
母親過世後的某一天，維寧在深夜翻牆瀏覽外國新聞，看到了一則讓他幾乎無法呼吸的消息。
WHO宣布與台灣的高端疫苗公司簽訂了技術轉移授權協議。高端成為全球第一家參與WHO的C-TAP（COVID-19技術獲取池）及聯合國MPP（藥品專利聯盟）計畫的疫苗製造商。這意味著，國際頂級公衛機構認可了高端疫苗的技術品質和安全性，並決定將其製造技術推廣到全球。
但更讓維寧痛徹心扉的，是另一組數字。
台灣指揮中心在真實世界裡公布的數據顯示：接種三劑高端疫苗，預防中重症的保護力高達91.4%，預防死亡的保護力為90.3%。這個數字不僅遠高於AZ疫苗的65.9%，甚至優於莫德納的87.4%，僅次於BNT的95.8%。
高端，91.4%。
維寧反覆看著這個數字。他的母親打的是科興──整體有效率50.4%的科興。如果她打的是高端，那個被罵成「生理食鹽水」的疫苗，她的存活機率會高出多少？
他想起那些名嘴在電視上的嘴臉，想起那些把高端當笑話的政治人物，想起那個把AZ叫做「催命符」的立委。他們殺死了台灣的國產疫苗，然後把科興迎進門，然後他的母親死了。
這不是意外。這是一條因果鏈。每一個環節上都有人的指紋。
維寧關掉了螢幕，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窗外的台北很安靜。他想，如果那些年輕人在二〇一四年真的衝進了立法院，如果台灣守住了自己的主體性，如果高端疫苗不是在政治絞肉機裡被碾碎，而是像在另一個世界裡那樣被認真對待、被數據驗證、被國際社會認可──他的母親會不會還活著？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但它會跟著維寧走完餘生的每一天。
（未完待續）
（延伸閱讀：沒有花開的春天 ── 一個服貿過關的台灣／之一）
（延伸閱讀：沒有花開的春天 ── 一個服貿過關的台灣（之二）
※作者曾任民主進步黨連江縣黨部執行長，社會運動及學生運動人士，也是太陽花學運與台灣農村陣線的參與者。全文經作者同意轉載，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