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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社會學到台灣 2》世界能看見我們嗎?夏苾洛從文學翻譯史看小國策略

Openbook閱讀誌

更新於 2天前 • 發布於 2天前 • 李佳殷

「文學社會學到台灣」系列活動第二場,夏苾洛(Gisèle Sapiro)從台大穿過溫羅汀街區,現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辦的2026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她應邀以「從大語言區邊陲視角看翻譯:障礙與策略」為題,與來自各界的聽眾分享:看似跨國共榮的文學翻譯,其中蘊含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今年文化研究年會主題為「轉文化」(Trans-culturalization),強調跨越、穿透與轉化,與夏苾洛的翻譯研究、文學社會學講求的跨學科高度共鳴。

文化研究年會是台灣人文社會學界盛事,每年有超過150篇論文發表,兩天會期動軋超過800人次參與,許多年輕研究者在此嶄露頭角。雖然台灣各大學沒有直屬於文化研究的系所,但年會跨學科的活力、文章批判力與議題創新性,皆生猛且在地。除了台灣在地生產的研究之外,本次年會發表者涵蓋10個國家,國別創歷年新高,活動更加多元,且蘊含國際交流的動能。

夏苾洛的演講由國際台灣學研究中心主任林巾力主持,這場活動的機緣始於去年春天林巾力與夏苾洛在巴黎的談話。當日的午茶時光,也促成《文學社會學》中譯本在短短一年內就翻譯出版,夏苾洛驚艷笑稱是「全球最神速的譯本」。

夏苾洛《什麼是世界作家?跨國文學場域》(圖取自Seuil)

林巾力表示,這本譯著是台灣文學社會學方法論的重要拼圖,拼上了台灣與世界對話的那塊缺口,並接軌全球研究趨勢——譬如夏苾洛2024年的新書《什麼是世界作家?跨國文學場域》(Qu’est-ce qu’un auteur mondial ? Le champ littéraire transnational),便減去台灣文學研究探索國際潮流的成本。

台灣文學經歷幾十年沉潛、發展與轉型,當前來到擴大外譯力道、競逐國際獎項的時點。我們應如何看待?如何布局?此際有必要參考全球頂尖研究的思維。夏苾洛的演講,回應了台灣正深思的問題。

➤在世界的中心,只能呼喊英文?圖書市場的權力地理

演講一開場,夏苾洛指出:為了理解大語言區之內「邊陲文學」的位置,必須對跨國文學的結構加以「歷史化」,她因而匯整出文學翻譯的三種時代形態(configurations)。

邊陲一詞,借自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體系理論「中心-邊陲」的批判概念,為的是打破「文化交流是浪漫的事」之天真想像。夏苾洛警示,翻譯市場是一座權力極度不均衡的「向心結構」(centripetal structure),因此使用「邊陲」一詞,「不代表那裡的作品不重要,只是在流通時受到壓抑───背後正是權力關係的反映。」

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圖取自誠品)

夏苾洛說,這張「向心結構」權力結構地圖最早的運作單位,並非「國家」,而是文學出版產業發達的「城市」。城市出版產業,甚至會對建構民族國家產生作用,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指出的「印刷資本主義」意義。

歐洲的出版中心曾是萊比錫,之後有法蘭克福、巴黎、倫敦。這些城市出版業想把書籍銷往盡可能遠的世界市場,如同帝國主義,也建立文學「語言區」(Linguistic Areas)。跨國界的文學語言區,歐洲以外至少還有歷史更久的漢語文化圈、阿拉伯語文化圈。然而文學「語言區」的流通邊界並不等同於國家邊界,即使民族國家已在成形,但文學文化的影響力,並不會在國家邊界上停止。

夏苾洛先指明現今世界的翻譯權力金字塔——全世界的圖書市場中,從英文譯成各種語言的翻譯書,佔比是59%,但在英文圖書市場中,從其他語言譯成英文的書籍,全部加起來不到3%。在法國,書市的翻譯書約佔18%,再往南歐,義大利書市的翻譯書約佔25%,葡萄牙書市的翻譯書幾乎已達40%。

也就是說,越是文學語言區的「邊陲」,書市的外語翻譯書比例就越高。這個現象,不只是貿易失衡,更涉及意識形態霸權(ideological hegemony)的問題,關乎誰可以合法壟斷象徵資本、擁有「偉大文學」定義權的問題。

權力金字塔在歷史上何時形成?大約是18世紀,法語還是歐洲菁英階層的通用語,巴黎即是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筆下世界文學共和國(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的文學首都。而英語語言圈的權力版圖則有位移,紐約耗時150年,才在1970年代成功追上倫敦的獨佔地位,造成當今英語文學圈的雙中心局面。夏苾洛幽幽表示,「未來也許法語的文學中心,有一天會從法國轉移到加拿大魁北克,但目前尚未發生。」

語言區內的作家,若要獲得國際認可,就必須透過中心的中介與授權。典型例證是1960年代的拉美文學狂潮(Boom Latinoamericano),就是西班牙的文學代理人策畫,成功在巴塞隆納推出,反過來才確立拉丁美洲文學在全球的地位。

隨後,夏苾洛依三個歷史階段,說明文學翻譯的中心-邊陲關係。

➤第一個形態:歐洲中心主義、國際化,及民族文學的形成

文學翻譯的第一個歷史形態,夏苾洛稱為國際化階段(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即19世紀中期到1945年左右,帶有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特色。文學翻譯是19世紀以降「國家化」和「國際化」並行共生的產物。因為現代文學的創作,都使用現代民族國家將各種方言「標準化」為書面語的「國語」,因此「民族(國家)文學」也跟著產生。

「我們往往認為民族文學自有文明就存在,事實上不是。民族文學是在後來才形成的,且往往需要追溯某些『先賢作家』來建立文學史的合法性。」夏苾洛強調這個國族主義的歷史弔詭。

民族文學成為國家向外翻譯、輸出國族認同的產品,歐洲各國是最重要的行動者,伴隨而生的則是法制規範。1886年制定的《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即是作品的跨國流通、販售都必須有國家法律授權的「版權制度」。西方多數國家加入公約,結果,國家成為國際圖書市場的行動者,文學成為國家行政管轄的對象。

爾後1901年諾貝爾文學獎設立,本來是表彰世界優秀的文學作家,但演變到後來,更像在表彰不同的國家文學,甚至出現國家輪替式的獎勵。

海湼曼出版社《世界文學簡史》(圖取自Publishing History)

「國家」逐漸成為與「文體」並重的文學標籤,通常是學術界先發現某個外國作家,再由出版社加入編選、出版,學術界和出版社協力構築出書腰上的醒目標語。英國海湼曼(Heinemann)出版社的《世界文學簡史》(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就是經典案例,讓英語讀者可以有跡可循去認識各國文學。

原本不一致的文學「語言區」和「國家區」,也在這個時期二合一。全世界都出現「德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義大利文學史」之類的學問,「美國文學」也在這時成為有別於「英語文學」的概念。

夏苾洛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為例,說明美國文學進到法語世界的歷程。夏苾洛在廣泛蒐集出版檔案後查知,引薦福克納到法國的人,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康德羅(Maurice Coindreau)。他因為學生讀到福克納而知悉此人,研究之後就寫信給伽利瑪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盛情推薦翻譯出版這位重要作家。

伽利瑪接受推薦,即便小說譯本銷量慘淡,仍舊持續出版。夏苾洛甚至找到一封伽利瑪本人的信,上面寫著:「盡管法國讀者對此作者冷漠,我仍將繼續出版他的作品,因為我相信其文學價值。」

諾貝爾獎得主福克納(左)、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莫里斯.康德羅(圖取自Wiki、DicoPaLitUS)

事後來看,出版社的判斷正確。1949年福克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證明了伽利瑪看見的「文學價值」。但反過來看,其實也是在進口到法國的過程中,巴黎的文學中心地位為福克納成功加冕(consecration)。這也印證布赫迪厄的文學場域兩極理論——有追求市場銷售的「大規模生產」出版商,就有另一端追求象徵聲譽的「小規模生產」出版社。

伽利瑪這種小規模生產的產品,在英美被戲稱「非架上文學」(Off-market Literature),不論初衷高尚與否,一旦被文學獎或學校教學採納,就可轉為正典(canon)而建立長時期的價值;如果將銷售期間拉長來看,未必沒有可觀的經濟效益。卡繆(Albert Camus)小說《異鄉人》在二戰後被譯成英語並進入學校課程成為教材,其後估計每年銷量達100萬冊。

文學翻譯的第一個歷史型態,是歐洲中心的國家文學向外拓張的進程。直到二戰後全球政治趨穩、經濟擴張,也就進到另一個階段。

➤第二個形態:握住文學翻譯的雙面刃:小規模玩家的策略

第二個形態是跨國化歷程(transnationalization process),約發生在1945年至1980年代。二次戰後,世界冷戰架構的國際局勢趨向穩定,民族國家獨立潮出現,國際知識的流通模式,也由過去歐洲少數菁英把持的狀態,轉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規範的新體制——美國文化主導、訴求更高的包容性及民主化。

此時翻譯出版的運作邏輯也有劇變,民族國家雖仍是重要行動者,但跨國組織網絡,尤其是國際書展、翻譯文學獎項的形成,使有能力的出版社不再固守國內市場,而轉向國際書展活動。其中1948年創立的法蘭克福書展、1965年創立的倫敦書展最具代表性,後續還有華沙書展等等。出版活動與文學節慶遍地開花,強化了文學可以跨國交流的形象。1948年,法國也設立「法國最佳外國文學獎」(Prix du Meilleur Livre Étranger),歷年得主有近10人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文學的翻譯,因為這些新機制而系統性進入國際市場。這時期也有一些出版社擴大為「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s),掌握著文學桂冠加冕的入場券。夏苾洛再次提示布赫迪厄的場域內二極理論:大規模、小規模出版的迥異路徑。大型市場的全球玩家,幾乎全是英語支配,但小規模的玩家,則有另一種主題與語言更多樣性的路線。

漢學家戴密維(圖取自Wiki)

比如伽利瑪透過漢學家戴密維(Paul Demiéville)牽線,得悉UNESCO將資助非西方文學翻譯,特別是亞洲文學,因而展開布局開闢「東方見聞」(Connaissance de l'Orient)等非西方文學書系。

夏苾洛查到一封伽利瑪寫給UNESCO官員的信函,信中豪氣宣稱:「希望向受過教育的法國讀者介紹高品質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要麼從未被翻譯成法文,要麼翻譯品質極差,以至於不如重新翻譯。這些作品將展示印度、中國、日本等國的文化價值,我們也希望包括波斯與阿拉伯世界。出版社與我本人並不追求立即的商業成功。」

文學翻譯,的確可能是初衷良善的事。UNESCO計畫最初取名「文學互滲計畫」(Program for Literary Interpenetration),隱含期待翻譯弭平文化差異的理想主義目的。然而從UNESCO的數據,又可看到另一玄機:絕大多數的譯本都落在英語、法語。客觀來說,計畫最後仍舊強化了英語和法語的霸權地位。

伽利瑪「東方見聞」書系銷量雖然極差,卻無疑已是法國的亞洲文學正典之決定者。至於伽利瑪有沒有得到利益?夏苾洛秀出表格顯示,伽利瑪出版品中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共約30位,法國作家和外國作家各半。因此,現在很多國際作家都希望法文譯本能在伽利瑪出版,就因為可能提升諾貝爾獎的機會。

同時,具抗衡意識的國際獎項也被創立。1970年設立的紐斯塔特獎(Neustadt Prize)有試圖打破歐洲評價壟斷的「美國諾貝爾獎」稱號;彰顯女性、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獎項也相繼出現。但儘管如此,結構性不平等依然屹立不搖。

夏苾洛研究諾貝爾文學獎推薦信的檔案發現,法、德、英語作家獲得的推薦量排山倒海,非西方語系作家即使資歷雄厚,獲薦者仍寥寥無幾。夏苾洛特別注意到,林語堂曾經獲得多次推薦,顯示其文學和學術成就都傑出,但後來並沒有得獎。

這也是此一跨國化形態的核心矛盾——視野雖趨多元,但世界文學的階級制度,依然隨著出版強權與國際機構的雙軌運行而不斷鞏固。

➤第三個形態:全球化有策略,小國文學可以多元而有力

1980年代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來臨,也將世界文學推升進入第三個形態:劇烈擴張的全球化時期(globalizational process)。根據UNESCO統計的全球翻譯書數量,英美語系的佔比一直最高,在1980年是45%,至2000年已飆高到59%,這個比例迄今仍居高不下。

法語、德語和西語也是佔比較高的語言。其他語言則遭輾壓,俄語翻譯佔比下降最迅速,從1989年的12%降到現在約2%。其他語言則全數低於1.5%,就算是出版數量龐大的中文書,被翻譯到世界文學市場的比率其實極低。

全球文學流通雖仍是極不對稱,然而夏苾洛認為小國不必太悲觀,因為英美語系的擴張並不是單向而沒有縫隙的壓迫,也有國籍多樣化、族群多樣化、女性化等等趨勢,各種另類獎項、書展與文學節林立現象,為文壇創造出「文化去國家化」的嶄新面貌。

夏苾洛在投影片中列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群像,1901年至1970年間,僅有的二位亞洲裔得獎人,是1913年的泰戈爾、1968年的川端康成;然而自從1990年以後,全球南方、少數族裔、移民與後殖民的作家,已佔1990年後的得獎名單約三成。夏苾洛再次強調,得獎除了是作家本身的作品優異,也是因為國際文學場域自我修正歷史偏向的結果。尤其是2024年韓江作為首位獲得殊榮的亞洲女性作家,更是非西方與女性化雙重意義的象徵突圍。

夏苾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提供)

韓江的案例也可觀察國際獎項及評價系統的位移。布克獎(Booker Prize)及國際布克獎崛起,取代前述提到的法國最佳外國文學獎,成為非西方作家吸引國際關注最重要的跳板。石黑一雄、朵卡萩(Olga Nawoja Tokarczuk)與韓江,皆是獲得布克獎後成功問鼎諾貝爾文學獎。

這裡,夏苾洛在世界文學翻譯市場那一堵大牆上,看到一個可能透光的所在,是台灣這個「小國文學」可參考的。

當代文學的成功,可不受限於國家機制、也可不受限國內市場規模,甚至可跳脫國家單位而回到城市的靈活機制。如果善用權威機構、文學獎、文學節及文學代理人的中介機制,並運用這套跨國機制的「大規模/小規模」競逐關係的縫隙,在地文學即可能轉化為具備世界格局的力量。

不過,當奮力在多方角力的國際出版市場突圍之前,屬於我們的「台灣文學」是什麼呢?它又即將往何處去?「文學社會學到台灣」第三場活動,將補充來自台灣的觀點。●

文學社會學
La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作者:夏苾洛(Gisèle Sapiro)
譯者:蘇碩斌、劉展岳
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定價:5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夏苾洛(Gisèle Sapiro)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歐洲社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歐洲人文自然科學學院(Academia Europaea)院士,亦為CNRS出版社「文化與社會」叢書主編。研究專長為知識分子社會學、文學社會學與翻譯社會學。

譯者簡介:蘇碩斌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研究專長為臺灣文化史、文學社會學與創造性非虛構寫作。

譯者簡介:劉展岳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INACLO)專案副教授、臺灣學研究中心主任,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表演藝術民族誌博士。研究專長為跨文化表演藝術、臺灣語言作為對外第二外語教學,近期專注在臺灣學發展與文化外交議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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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佳殷(台大台文所碩士生)

  • 蘇碩斌(台大台文所教授)
    2026-04-22 18:30 文學社會學, 布赫迪厄, 夏苾洛, 蘇碩斌, 伽利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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