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出走半世紀 流亡藏人去向何方？

（德國之聲中文網）七月初的達蘭薩拉，雨季連日大霧大雨，行駛在麥羅干吉（McLeodGanj）狹窄陡峭的山路，不是本地人都難免捏一把冷汗。

「有時外地的車開進來，就算是印度人，也不太懂怎麼開。」載著我上山的印度計程車司機一面淡定地說，一面看著前方山坡不時往後滑動的車輛，然後悠悠超車駛過。

雨季並非這裡傳統的旅遊旺季，人潮與車潮卻依然湧入這座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小小山城——為的都是西藏精神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90歲壽辰。

來自世界各地的海外藏人與藏傳佛教徒前來祝壽，在他們的信仰裡，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是同一靈魂一世又一世的轉世。那麼在這一世之後呢？關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問題的多國媒體記者，也紛紛前來報導。這段期間每逢法會與祝壽活動的尖峰時刻，鬧區都擠得水洩不通。

達蘭薩拉（Dharamsala）位於印度北部的喜馬偕爾邦，分為上、下兩部，上達蘭薩拉又稱麥羅干吉，海拔約1800公尺高，居民以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民為主；下達蘭薩拉海拔約1250公尺高，住在這裡的多為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居民。

自從1959年西藏爆發反抗中共的大規模抗爭運動、中國解放軍壓境，最終迫使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以來，達蘭薩拉因他的存在，而成為藏傳佛教徒的朝聖之地，也是許多藏人追隨出走的第二故鄉。

根據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統計，全世界流亡海外的藏人超過14萬，其中約10萬人居住在印度。而達蘭薩拉則是海外藏人的政治與宗教核心所在。

隨風飄蕩的五色風馬旗、傳統西藏風格的大昭寺、寫著藏文的各式招牌與店家，半世紀以來大批流亡藏人選擇在達蘭薩拉「重啟人生」，但許多藏人始終認為西藏才是故土。

「我在這裡流亡的人生，已經比我在西藏還要久了。」流亡藏人Tenzin（化名）說。

Tenzin在1994年從西藏逃到印度，但認為西藏永遠是他的家鄉。問他在什麼情況之下願意「回家」？他篤定地說，除非中國同意達賴喇嘛的提案；與中國的交涉，「達賴喇嘛滿意，我就滿意。」

達賴喇嘛在1974年提出「中間道路」，主張西藏自治、不獨立。儘管如此，他仍被北京視為「危險的分裂份子」，並稱「中央過去沒有、現在不會、將來也永遠不會接受（中間道路）」。

Tenzin說，西藏流亡社群並非完全沒有分歧，部分藏人對於達賴喇嘛的有些決定「也有懷疑」，但大部分的藏人與他一樣「始終相信尊者」。對於他們來說，藏傳佛教與達賴喇嘛不只是信仰，更是根深蒂固的日常。

「如果達賴喇嘛說這個（黑色）鍵盤是白色的，我也會相信他的。」他笑著指向桌上的電腦鍵盤開玩笑道，並接著解釋：「在看過《為無聲者發聲》後，我更了解當時的時空背景，還有尊者為什麼選擇做這些決定。我相信心中有疑的藏人，在閱讀後都會發現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

《為無聲者發聲》是達賴喇嘛今年甫出版的新書，內容記錄了他過往70年與中國歷代領導人交涉的經歷與視角。

對於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Tenzin更是一點也不擔心。

今年90歲大壽之際，達賴喇嘛正式宣佈在他圓寂之後，將延續轉世制度，並稱只有「喇章－噶丹頗章信託基金」的董事會，擁有認定轉世靈童的唯一權力。在這之前，他已經表態過自己將轉世在「自由世界」；對此，中國外交部重申，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必須遵守中國法律法規以及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在中國境內產生。外界普遍預期，「兩個達賴喇嘛」的爭議情況，很可能在第十四世圓寂之後出現。

「就跟班禪喇嘛的事件類似，他們想要有一個中國版的達賴喇嘛……我們不會怪罪中國任命的那位班禪喇嘛。他是無辜的，但藏人也不會真正承認他、尊重他。」Tenzin強調：「就像台灣的命運由台灣人決定，藏人的命運也是。」

儘管大部分與我交談過的藏人——無論出生在西藏或印度——都像Tenzin一樣表示，西藏是他們的精神故鄉，渴望有一天能夠回到西藏，但對於部分在印度出生長大的年輕藏人來說，他們也難以否認，那是一個在地圖上他們從未抵達過的遙遠地方。

隨著新世代的年輕藏人，不斷出生、成長於印度；與此同時，從西藏逃至印度的藏人也越來越少。

根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邊巴次仁的說法，2008年西藏多地爆發大規模的抗議之後，中國收緊對邊境的管控，近年從西藏成功逃至印度的藏人大幅減少。1990年至2008年間，每年還有多達2500至3500名的流亡藏人成功抵達印度，但到了2024年，這個數字卻跌至僅有個位數的8人。

人口變化之際，不同文化的影響與融合，似乎也正讓流亡藏人社群對於身份認同的想像，變得更加多元而複雜。

「我知道現在印度出生的一些年輕藏人，更喜歡聽印度歌。打開Facebook、YouTube，他們吸收的都是不一樣的流行文化。」Gonpo Dhondup說。

除了印度文化，走在麥羅干吉街頭，也可以見到許多西式咖啡廳與餐廳，甚至辛拉麵等韓式食物與韓國流行文化，也像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一樣，似乎正漸漸影響這裡的年輕世代。

「我沒有辦法改變，雖然這很悲傷。」Gonpo Dhondup說。

來自青海的他，在2001年時來到印度，當時年僅13、14歲。他回憶在青海上學時，雖然有藏語課，但其他都是中文授課，身邊同學也大多都是中國人。剛來印度時，自己不太懂不同地區的藏語方言，甚至「中文比藏文好」，來到印度之後才不斷學習、加強自己的藏語、藏文，並深入鑽研歷史。

疫情期間，他在麥羅干吉開了一家私人圖書館，藏有豐富的西藏有關書籍，從歷史、地理、宗教到達賴喇嘛等，包羅萬象。他說，來到圖書館的訪客來自四面八方，有藏人、印度人、西方人、亞洲人，苦心搜集多年的藏書只借不賣，為的是更多與人交流。他也會出席地方講座活動，向年輕藏人分享為什麼他認為歷史重要。

「歷史就是全部，不是只有國家史、家族史、族群史，不是只有政治，明天也是歷史。」他認為有過去才有未來，但談到流亡藏人社群當前面臨的挑戰與改變，他也不諱言，甚至表示他有親人已經移居歐美，其下一代在歐美國家出生、長大，如今「已經不太會說藏語」。

事實上，在達蘭薩拉所遇見的藏人，部分也曾向我提到，因為現實因素會考慮移居他國，尋找新的機遇與生活。

根據印度政府規定，只有1950年到1987年之間在印度出生的藏人，可以申請歸化印度籍。其他則多為無國籍者，他們在印度通常持有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發布、俗稱「綠皮書」的「流亡藏人自由捐獻手冊」，以及由印度政府核發、俗稱「黃皮書」的無國籍者旅行證。他們並不擁有印度護照與公民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這被認為影響了流亡藏人的人生道路與選擇。

哪裡是流亡的終點、哪裡是人生的新起點？每一個藏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走，也有人想留下，「希望離尊者近一些」，也有些藏人留在這裡想繼續滋養文化。

Gonpo Dhondup說，他希望自己做一個「真正的西藏人」。問他怎樣叫做真正的西藏人呢？他說：口說藏文、心念西藏、為西藏做點事，不管在哪裡就是西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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