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低調而不低頭？當「政治紅線」成為台灣樂團進軍中國的隱形成本

在大眾眼中，搖滾樂團和創作歌手應是一種「更真誠」的演出形式，這些從地下走入主流的獨立音樂人曾經引領台灣社會變遷，他們的詞曲反映現實社會，讓「聽團」躍為時下年輕人的熱門娛樂，也召喚一批又一批樂迷起身捍衛鄉土與自然、聲援勞工、爭取同志婚姻、守護言論自由。

獨立音樂不只影響當代台灣，也繼流行樂後在近十年吹進中國，成為當地青年窺探外界的一扇窗。然而從2024年中開始，台灣天團五月天、長年支持社運的歌手安溥（舊藝名張懸），不論是「識時務」或被迫唱和中國政府「主旋律」，他們曾向中國政府「示好」而激起台灣樂迷的失望、爭辯，甚至分裂。

《報導者》採訪十餘位出身獨立音樂界的產業人士，包含樂團主唱、創作歌手、經紀人、作詞人、樂評人、硬體工程師，試圖描繪他們在中國面對的困境，以及在中國文化審查下，他們有沒有機會緊守人權、說自己的話、政治表態自由的「底線」？而一旦讓渡權利後的結果，究竟帶給獨立樂團、歌迷、台灣社會何種衝擊？

「在一個小房間裡，只有我和（中方）三名工作人員坐著，他們一次丟出好幾份合約要我簽名，那種感覺就好像，如果我今天不配合他們，我連台灣都回不去。」

談起第一次面對極權的經驗，獨立創作歌手馬特（化名）心有餘悸，那天他滿懷期待爭取登台機會，但在表演開始前，馬特臨時被要求簽下新合約，裡頭除了商業內容之外，還有大量要求他遵守當地法律的條文，其中便有「承認一個中國」。

這事件發生在馬特上台前一刻，他的手機、經紀人都不在身旁，無法對外諮詢求援，而且馬特當下連回程機票、旅宿費都還沒拿到；三名要求他在10分鐘內簽字同意的工作人員，其中還有一人在事前從未現身彩排現場，是馬特沒見過的生面孔。

在那瞬間，馬特心裡只有恐懼，尤其害怕人身自由被限制，顧不得思考任何政治問題，只知道要盡快脫身，便在惶恐中簽下合約承認一個中國。接著演出順利進行，對方也協助馬特安排回程機票，結束這場驚魂記。

當愈來愈多台灣音樂人被迫向中國「示好」，他們為何仍去？

檯面上是開心的演唱會演出，檯面下卻是一場看不見的煙硝。

馬特安然回台後，中國方的接洽窗口私下用微信傳來道歉，「對方說他也不知道會變這樣，可是這一切不就是他們負責安排的嗎？」當天到底發生什麼事？這群工作人員是否受到「上頭」的壓力，讓他們必須對馬特擺出強硬態度？馬特至今沒有答案。

馬特的恐懼尚未平息，而擔心「這次平安離開，下次呢？」的馬特並非特例。本次《報導者》約訪數十位曾經、或目前仍在中國發展的音樂產業人士，他們對中國政府劃下的紅線深感焦慮，擺盪在是否受訪的糾結中。

除了極少部分選擇不再到中國發展的音樂人用了本名，最後十多名願意說話的受訪者幾乎一致堅持以「匿名」方式出現在報導裡，除了要在風險下爭取中國舞台，也擔心說出的話會遭來整肅。

中國的音樂市場量體多大？據了解，每唱一場中國音樂祭的酬勞大約是台灣2至4倍，而獨立樂團、創作型歌手舉辦演唱會（專場）的單張票價雖然較台灣便宜，落在新台幣500元至1,000元區間，但台灣演出集中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地，中國則分散數十個城市，跑一趟巡迴下來，累計的總觀眾數、總收入遠高於台灣。

根據中國傳媒大學音樂與錄音藝術學院的分析，2023年全中國音樂市場產值已達4,695億人民幣（約新台幣2兆元）；同一年台灣的音樂市場產值，根據文化內容策進院統計，是新台幣288億元*。

台幣288億元*：此處台灣與中國各自的「音樂市場產值」為主流、獨立音樂的實體專輯銷售、現場表演與串流平台收入總合。

兩岸市場的巨大落差吸引台灣音樂人西進，主流音樂人早在1990年代進入中國表演，已長達30年。2010年後獨立樂團也陸續進入中國演出，一名長期關注台灣音樂產業的微博公眾號「小島音樂速報」站長逐年統計，2023年間約有120組創作型的台灣音樂人曾在中國登台演出，而且自2019年開始，舉辦演唱會數量的榜首，清一色是台灣的獨立樂團。

但矛盾也在此。有別於出身大型唱片公司的周杰倫、蕭敬騰、王心凌等巨星，這批曾經被視為「非主流音樂人」的搖滾樂團、創作歌手通常代表著「自由」和「反叛」精神，他們的音樂貼近社會現實，唱出小人物困頓，為青年世代譜下心情，也經常和社會運動並肩同行。

以2024年成為政治新聞焦點的五月天和安溥（舊藝名：張懸）為例，五月天主唱阿信在北京演唱會上脫口而出：「我們中國人嘛，來北京一定吃烤鴨的。」然而他曾寫下〈入陣曲〉隱諱方式呼應洪仲丘虐死案與苗栗大埔拆遷案；金曲獎演出時也曾秀出「我是人，我反核」標語；而他們的〈擁抱〉、〈雌雄同體〉、〈愛情的模樣〉則被視為是支持同志的金曲。

至於安溥，她在2013年一場英國演唱會上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2014年支持太陽花運動、2019年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因而遭中國政府持續封殺，直到2023年才成功重返中國舞台。2024年安溥在中國十一國慶日當天公開手寫信：「祝福新中國成立七十五週年，人民和睦，萬里皆安」，大量台灣歌迷失望不解，在網路社群、安溥後續的台灣演出現場抗議，揚言就此脫粉。

一名長年帶領搖滾樂團前往中國巡迴的資深經紀人A（化名）向《報導者》分析，阿信和安溥一定受到非常嚴重的政治壓力，在那當下「錢不是重點，是整個團隊的安全和生計」，他們得保護演唱會團隊裡上百名幕後工作人員。A也強調，這兩名歌手長年背負著台灣樂迷的大量期待，才因此被中共盯上，成為對台灣音樂人「殺雞儆猴」的箭靶，如今樂團界都在害怕著：「什麼時候輪到我？」

有形的政府審查：每一首歌、每一句話都遭監視

究竟一名台灣音樂人要在中國表演前，必須經過幾道審查？某樂團主唱洪靖（化名）向《報導者》說明，根據嚴格程度排序，這些樂團可登上的舞台依序分為：「電視節目、中大型場館、音樂節、小型Live House」4種，中大型場館包含體育館、展覽館等萬人等級的場地，Live House則是專門供音樂表演使用，人數約在千人至數十人不等的小型場地。

為了確保每種舞台、每位演出者的言行都「遵循黨的旨意」，中國從中央到地方都廣設大量審查機構。電視節目由中國中央的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家廣電總局」主管，音樂節和演唱會則隸屬國務院的「文化和旅遊部」負責，而這些單位在各省、各市*都有下屬機關，並且一致聽從中國共產黨指揮。

各省、各市*：不含香港、澳門地區。

以申請演唱會為例，第一步會先由當地民間主辦單位邀約，再來和台灣團隊確認場地，接著是俗稱「報批」的文書審查。洪靖解釋，台灣團隊必須向主辦方繳交「音樂、影像素材、登台人員清單和背景資料」，主辦方再向該省負責審查演唱會的「文化和旅遊廳（局）*」申請許可，「接下來就是等，我們只會收到（主辦單位通知）『過、不過』兩種結果，沒有過報批的歌，我們也不會知道真正的原因。」

文化和旅遊廳（局）*：在中國的省級自治區層次，若在各省或自治區舉辦演出，是由各地方政府的「文化和旅遊廳」審查；若在4個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則是由各市的「文化和旅遊局」審查。

樂團在台上演奏的每一首歌、開口唱出的每一句歌詞，都必須事前錄影交給審查機構；甚至歌與歌串場之間和歌迷互動的聊天內容，也得提供草稿和方向。如今洪靖在舞台上所有的發言都是事前擬稿：

「我們是看著稿念的，就貼在舞台前面看著念，不要講多的話，完全不要講。」

文書作業只是第一步，假設當地的文旅廳「放行」了，團隊抵達中國，洪靖和馬特等音樂人的挑戰才真正開始。

洪靖透露，登台前一刻，會有一名俗稱「文化老師」的官員向他們核對演出細節，洪靖還曾經被要求簽下「不得煽動群眾、不得發表政治言論」的同意書。這位文化老師在演出過程中全程緊盯舞台、監視工作人員，樂手和歌手必須按表操課，否則文化老師可能隨時介入，中止演出。

文化老師之後的第二道關卡是政府公安、民間保全。主辦單位必須依觀眾人數安排等比例的保安人員，這批人會守在場地外圍，避免群眾做出「揮舞旗幟、喊政治性口號」等行為，違者將直接被帶離現場。

洪靖就體驗過一次：「我親眼看到，某音樂節表演時第一排觀眾有人拿著彩虹毛巾，保全就衝過去搶，雙方打成一團，我也不知道觀眾最後被帶去哪了。」但在那當下，洪靖只能繼續演奏樂器，眼睜睜看著事件發生，沒有任何保護歌迷的方法。

「我以前參加過很多社會運動，現在對共產黨做出不人道的事情、不管是同志權益或新疆集中營，我竟然都不發聲？」洪靖坦承，即使沒有任何人逼迫他，為了讓演出順利、團隊成員可以平安回家，他竟不知不覺地習慣沉默。在他心裡，不說出「中國台灣省」五個字是他的底線，只要守住這原則，洪靖還能說服自己從未傷害故鄉。他懊惱地說：

「我們（的音樂）在告訴別人怎麼生活，怎麼做自己，結果我們自己卻做不到。」

從意識型態到個人形象，洪靖的樂團表面上未曾觸犯紅線，但審查不僅限於「表演的當下」，音樂人連日常言行都必須謹守中國標準。為了杜絕任何被舉報*的可能性，洪靖的經紀人便曾經向團員們下令「檢查Facebook」，刪掉過去比較敏感的貼文。

舉報*：「舉報」為中國用語，語意大致雷同「檢舉」，但在中國社會脈絡下又隱含「監控」的意涵，向相關單位檢舉「不正確」的人事物。

從那天起，洪靖再也不用社群媒體公開發表任何言論──政治當然無法談，連分享生活瑣事，他都擔心會意外惹上麻煩，努力活得愈安靜，似乎就愈安全。

《報導者》盤點中國政府近年對藝文活動頒布的禁令，可見其審查範圍愈來愈廣。2020年起文旅部加強審查全中國所有現場表演的報批手續，那份聲明直接了當寫著「確保納入監管視線」。2021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宣示整治「娘炮形象」，廣電總局隨即發布俗稱「禁娘令」的第267號文件，要求男性藝人的氣質不得過於陰柔，電視節目必須符合「正確審美導向」，這一連串政策連帶又打擊了中國境內的同志等非二元性別族群權益。

就在同一年，中國演出行業協會也公布「演出行業演藝人員從業自律管理辦法」，名義上是呼籲演藝人員自律、樹立良好形象、促進行業健康發展，不過細看所謂的自律條文，內容卻要求「熱愛祖國，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並不得「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

2023年文旅部又進一步要求音樂節上登台的藝人們不得刺青、喝酒、從舞台丟紀念品給觀眾，觀眾更不可舉起布條或旗幟等物品。

無形的文字獄成為日常：人民互相猜忌、爭劃紅線

一名在中國發展逾十年、經常和中國廠商互動的唱片製作人林子亭（化名）見證政策逐步加嚴的完整過程。他回憶，以前即使報批未過，至少猜得出原因，或能打聽到哪裡需要修改，音樂人尚能判斷風險、找背後的官方單位協調，甚至去試探創作自由的界線。

有形禁令持續增加，過去的灰色地帶已不復存在。音樂人西進賺錢表演，但西線並非無戰事。

所有前往中國的演員、歌手都擔心觸犯紅線，多數主流市場的藝文工作者選擇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大勢而走；在習近平上任後，就是要跟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一個中國，不論是出版人、教書的、媒體人，若要賺中國的錢，幾乎都要「姓黨」，以避免瞬間失去收入或人身自由，還可能拖累自己的同事、公司、親朋好友。這把火也燒到象徵著獨立精神、勇於說出自己信念的獨立樂團和創作歌手。

政府審查之外，還有網路「小粉紅」肆虐，加劇赴中表演的風險。例如盧廣仲在太陽花運動後，被長居中國的台灣資深藝人黃安和一批小粉紅惡意舉報為「台獨分子」。2022年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期間，田馥甄（Hebe）在Instagram限時動態分享一張吃義大利麵的照片，也被小粉紅舉報，只因裴洛西流著義大利裔血統。

兩名歌手遭封殺多年，原定2024年有機會登上北京草莓音樂節、天津泡泡島音樂與藝術節，兩場活動的主辦單位卻在公布名單後再度遭中國網友洗版進攻，隨後以「團隊成員身體不適」、「安全考量」等說詞取消演出。

先有政府審查，接著無數小粉紅自發性地緊盯網路言論，無形產生自我審查，甚至互相猜忌，這是最令林子亭痛心的影響。長期和他合作的中國音樂人大多習慣「翻牆」，了解自己活在被監控的社會中，「他們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有在思考，所以任何一點點諷刺、隱喻的東西，他們都知道那是什麼，」正因如此，這群曾經的朋友容易淪為審查先鋒，為了自保刁難台灣歌手。

「如今去中國申請表演，是好幾億人一起做審查，根本不知道是誰在盯著我們。」

林子亭感嘆，這讓他想起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字獄成為日常，社會依靠人治運作。

溫水煮青蛙，最終侵害創作自由、促成文化統戰

過去曾有言論認為，中國共產黨對藝文工作者控制的基調，會因中國社會快速資本化、市場化後改變，轉向開放，但現實並非如此。

中共最早對文化工作者的定錨，可回溯毛澤東於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全面闡述「文藝要為政治服務」，定義文藝是黨的「齒輪和螺絲釘」；此後不同中共領導人對文化的控制或鬆或緊，但從不脫離干預和管控。甚至習近平出任總書記後，國家機器更是持續對電影、出版、媒體緊緊控制，對文藝更為粗暴的壓制、懲罰。

不少早已深耕中國多年，遠比獨立音樂界更向中國傾斜的台灣主流藝人便積極附和中共「文化統戰」宣傳，大量轉貼支持統一的微博貼文。

此現象近期也掀起台灣政壇關注，大陸委員會副主委沈有忠5月中赴立法院受質詢時回應，陸委會尊重藝人的商業選擇，但若在敏感時間點（如台灣雙十節、軍事演習期間）、配合特定對象轉發特定內容，例如在微博上轉發中共共青團「台灣一點都不能少」貼文，陸委會將偕同文化部邀請當事人說明案情；若當事人違法屬實，將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3-1條進行裁處，可處新台幣10萬元至50萬元罰鍰，並可按次連續處罰。

沈有忠表示，目前陸委會設立的紅線有兩條，第一條是言論中明確表達「消滅台灣國家主權、武力統一」等內容，第二條是「破壞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他透露，陸委會已初步鎖定情節較嚴重的20餘名台灣藝人，他們不只轉貼中國官方貼文，甚至公開參加中共政協活動，或曾以口頭方式貶低台灣主權。至於單純祝中國生日快樂、未發表傷害台灣主權言論的藝人是否觸犯相關規定？沈有忠強調「或許令人不舒服，但沒有逾越紅線」。

面對中國展現野心、台灣被動防禦的趨勢，多數尚未受影響的藝文工作者以作品和生活「去政治化」來面對，但中國政府仍不輕放，逐漸要藝文工作者做政治表態，「先確定立場，再決定給不給你中國市場」。

以音樂產業為例，限制出版、限制聽眾接觸、限制通路播放或販售，這是極權政府查封音樂出版的最常見手段。過去音樂流通需仰賴唱片、錄音帶、CD等實體媒介，審查單位可直接介入阻止；如今音樂透過網路迅速傳播，獨裁者不樂見的異議言論也總能找到縫隙開花，當代中國共產黨如何防堵這現象？筆名「因奉」的樂評人陳延碩看見的答案是──讓創作者在政府動手之前自我審查。

由於中國政府長期打壓言論自由，各種「被失蹤」或強迫軟禁的案例不斷上演，這也成為《報導者》本次接觸眾音樂人時，他們共通的擔憂。陳延碩指出，中國端出人身威脅的同時，依然「看似」放行一定程度的創作、演出自由，這就讓音樂人像是被溫水煮青蛙，會卡在一條看不見的紅線前猶豫不決，最後被煮熟時「甚至說不出自己被侵害了什麼」。

作詞人阿睿（化名）透露，目前業界已浮現一現象：

「不少人都已經預設要去中國，光是在企劃階段、還在寫詞或構思時，就會先衡量作品能不能過關。」

雖然仍有不少台灣音樂人試圖在中國「踩線」，可能故意在演奏時不唱出歌詞，或趁表演開始前，播放「未過審」歌曲的伴奏帶，但這兩個方法在阿睿看來，「就算原本想著要去試探底線，一次巡演跑十幾場演唱會下來，也沒力氣做了，趕快演完、賺完錢就好了。」

「再來是，踩線這種事一你講出來就破功了，它們（共產黨）就知道你在幹嘛了，所以大家（台灣音樂人）也不會聊，」阿睿強調，獨立音樂界從未冷感，只是「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為了抵抗無形的自我審查浪潮，阿睿經常爭取平衡，要求合作單位說明「某些歌詞為什麼要改？」他也有業界好友會仔細檢查合約，絕不讓「一個中國」出現在合約上。

麻煩也得緊守這條線，因為阿睿擔心，當審查造成沉默之後，中國的文化統戰下一步將爭奪「華語流行音樂」的詮釋權，把台灣、香港納入中國視角的故事中，抹滅兩岸長期互不隸屬的事實，「他們想把聲音奪回來。」

中國湖南衛視在2022年起播出的《聲生不息》音樂實境秀就是統戰實例。該節目第一季「港樂季」和第二季「寶島季」邀請眾多港、台歌手獻唱，第三季「家年華」強調中華兒女來自同一個大家庭，2024年底上線的第四季，節目組更直接拿掉「港」字，慶祝大灣區*成立5週年而冠名《聲生不息．大灣區季》。

大灣區*：中國於2015年提出、2019年正式上路的區域發展策略，將「廣東省、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視為一整體。2019年香港反送中示威後，習近更加強宣傳此概念，將其視為示範「一國兩治」與同化港澳人民，將港澳完全融入中國的措施。

它乍看是個不談政治的音樂節目，香港和澳門卻在樂聲中失去自己的名字。陳延碩強調，音樂界的政治問題經常受眾人忽略，但它著實反映了十年間的兩岸局勢：「就像2015年滅火器靠〈島嶼天光〉拿下金曲獎年度最佳歌曲時，台下一眾港星、中國歌手都還鼓掌道賀，他們還能來參加，現在呢？幾乎都看不到了。」

抵達底線之前，記得自己來自何處

政治審查如此嚴峻，除了市場考量之外，還有什麼因素吸引台灣樂團繼續前往中國演出？

許多受訪者都提及，中國樂迷非常喜歡請他們在簽名時寫上「自由」兩字。阿睿也坦言，看見中國樂迷求知若渴的樣子，「身為一名創作者，當下你真的會被感動。」

這群台灣音樂人的親身體會並非特例，近來中國網路上最流行的台灣樂團作品之一，竟是「珂拉琪」以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寫下的〈萬花千蕊慈母悲哀〉。這首歌透過抖音爆紅，在中國的串流音樂平台「網易雲」上累積近3萬則留言、千萬播放數，還有中國網友隱諱地介紹了228事件、鄭南榕等政治敏感字。

珂拉琪雖未曾到過中國演出，卻能靠音樂突破網路長城。一名中國籍的唱片業企劃程宗昊（化名）向《報導者》感嘆：「就像『拍謝少年』的演出現場，台灣年輕人都會揮很多旗子（彩虹旗、台灣獨立旗等），我覺得喜歡搖滾樂的樂迷們都是同樣的，只是出生在了不同的地方。」

畢竟台灣和中國語言相近，資訊流通較方便，如今程宗昊非常擔心，若少了台灣音樂這扇窗，會讓往後的年輕樂迷「看不見這世界真正的模樣」。

曾在2019年遭小粉紅舉報為「台獨分子」，從此不再入境中國的音樂作家馬世芳，是這系列報導中極少數願意具名的受訪者。2019年前，馬世芳常前往中國主持講座，還與中國出版社合作拍攝網路節目，他深度分析音樂，也不避諱談論「音樂背後的政治與時代」，累積了大批粉絲。那些年，他目睹樂迷珍惜現場演出、渴望和台灣音樂人互動，因為「不知道會不會有下一次」。

「開演唱會不就是為了這樣的觀眾而唱嗎？小說不就為這樣的讀者而寫嗎？就算網路上會有一些瘋狂群眾（意指小粉紅），難道你就不聽，你就不唱了嗎？你就不寫了嗎？」馬世芳說，他依然記得那些「眼睛發光的、一張一張的臉」，即便兩岸局勢再動盪，他仍能理解音樂人為何而去。

但不論為市場，或為中國歌迷著想，大批台灣樂團西進一事，如今在音樂界成為「房間裡的大象」，多數人自認有苦難言，他們無法向樂迷說實話，甚至連音樂界的朋友之間也不互相討論此事，因為害怕一開口，怎麼說都是錯，況且「說了又有什麼用？」

拒絕說出「中國台灣」是多數人的底線，他們通常不把去中國的巡演資訊寫在台灣人慣用的Facebook、Instagram上，站在中國舞台上則以「來自台北、來自高雄」等城市名自稱。不過五月天阿信、安溥向中國「示好」後，洪靖已明顯感受到音樂界近來人心惶惶，他直言，若不是被合約綁住，早就想離開中國，「還沒有去過的人，我建議就不要去了吧。」

在洪靖眼中，愈發嚴格的審查政策、要求具有代表性的台灣音樂人表態，不只是共產黨必須穩定內部輿論，「更重要的是讓台灣人閉嘴，當我為了中國市場，在台灣也不敢說話的時候，其實我就成了傷害言論自由、文化統戰的棋子。」這是洪靖謹守底線後仍無法避免的後果。

為了彌補樂迷，安溥在高雄參加「Takao Rock 打狗祭」演出時對著台下滿場抗議樂迷的彩虹旗、政治標語、台灣獨立旗回應：「這個世界很大，我不敢說，每個地方都是一樣的，可是至少在我演出的地方，你可以做你自己。」

阿信則在北京演唱會結束時發文寫道「其實這趟，沒吃烤鴨、沒吃涮羊肉、沒吃燒烤或麻辣」，引發樂迷臆測是否隱晦表態；隨後阿信還帶領五月天前往花蓮，為去年災情嚴重的「403花東大地震」進行免費公益演出，也全額贊助、舉辦了台灣職棒球星周思齊的引退演唱會。

然而，這些措施似乎無法消解樂迷的挫折、憤怒、疑問。馬世芳認為，當一名台灣音樂人捲入和中國相關的政治爭議，大批粉絲常會陷入糾結，既不忍出聲苛責，又不甘繼續支持──這些真正被傷害到感情的樂迷，都是最愛這些音樂和台灣的一群人：

「是中國政權以這種手段造成台灣的擾動和分裂，醞釀了很多的負面情緒，我覺得這才是最糟糕的事。真正最該譴責的，難道不是一天到晚逼人表忠的那個政權嗎？」

別當作這回事從來不存在，馬世芳強調，這是身為一名公眾人物的責任，得接下群眾的回應，不論是喝采或批判。馬世芳指出，去任何國家演出都有代價，歐美可能是昂貴的旅運費，日本或東南亞是語言差異，而「政治」就是選擇中國市場得付出的最大成本。

在這矛盾下，一般人又該如何抉擇？馬世芳也向樂迷喊話：「理解不代表我們就要原諒、放下。」但在失望之餘，請記得曾為一首歌、某位歌手或樂團感動的經驗，那些被啟發的瞬間是一份源自音樂的贈禮，「依舊是很珍貴的，依舊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