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烏龍檔案─漫談法官的「同仇敵愾」與「審判一體」司法怪象

筆者於兩個月前曾在〈上報〉以「鄭文逸違反證交法案引爆的最高院『同院操戈』爭議」為題，撰文評述其中的重大程序爭議，在最高法院內部引起相當大的關注，有法官質疑筆者是否收受鄭文逸金錢，也有法官力勸筆者遠離此案，以免惹上一身騷，理由多端，總結一句，就是：「鄭案水太深了！」、「千萬不要再談此案了！」。筆者知道，這些法界老朋友都是善意提醒筆者，筆者當時也回應：「這件案子若無特別題材或重大爭議，是不會再寫了！」。

可是，歷經兩個月的沈澱與觀察，隨著筆者對鄭案的了解越來越多，筆者越來越覺得，這幾位老朋友所說的：「法官（應指最高法院內）非常不滿！」、「申請承辦法官評鑑，是一大敗筆！」、「對事就好，千萬不要對人！」、「一旦法官群體同仇敵愾，鄭文逸休想翻身！」、「律師團犯了兵家大忌！」，雖然未必就是最高法院大多數刑庭法官的共同心聲，不過，鑑於諸多前案例證昭昭，上述說法不僅讓筆者心有戚戚焉，也讓筆者膽戰心驚，因為，筆者相信所謂「同仇敵愾」說法，雖屬假設性說詞，但卻是很可能發生的。

以下，筆者不想談論鄭文逸案的審判爭議，那些有罪或無罪、程序是否違法等法理爭辯，就讓律師與法學者去傷腦筋，筆者本文只想漫談三件法官面對強大質問壓力時，包括來自司法同儕（例如法官、檢察官），與來自外界（例如法學界、司改團體、律師界，以及監委、立委等黨政界），如何的「同仇敵愾」，如何的從憲法保障的「審判獨立」轉身一變成為「審判一體」，再藉由「集體背書」方式來疏減壓力。

案例1：15年前發生在台北地檢署與台北地院的「分類械鬥」。這次的「分類械鬥」所彰顯出的司法怪現象是，台北地院法官以「審判一體」之姿對抗台北地檢署的「檢察一體」，最後，「審判一體」勝。

此一事件源於89年8月底台北地檢署偵辦立委王令麟等政商利益輸送案，當時承辦檢察官及北檢檢察長黃世銘堅持要羈押王令麟，但台北地院法官認為無羈押必要，執意讓王令麟交保，導火線是有部分媒體報導黃世銘嚴詞批評「法官不敢押有錢人」，因此，台北地院40多位青壯法官群情激憤，聯合召開記者會「請問黃檢察長？」，集體對抗北檢檢察長黃世銘的「威壓」，40多位法官除了對黃檢察長的言論表示遺憾之外，同時也鄭重呼籲黃檢察長，給台北地院法官一個純淨的辦案空間。

這起事件，最後以黃世銘發布新聞稿，正式否認曾批評法官不公、不敢押有錢人等語，並指上述言論純粹是「二手傳播」的錯誤訊息而平息，「審判一體」對抗「檢察一體」的結果是：院方勝，北院最後還是駁回檢察官的羈押王令麟聲請。

當年，台北地院40多位法官是以聯合召開記者會方式，集體捍衛審判獨立，可說是以「審判一體」的形式來捍衛「審判獨立」的目的，對於這種「同氣連枝」、「集體背書」的捍衛「審判獨立」方式，筆者是怎麼看怎麼怪！百思不得其解！憲法保障法官依法審判獨立，法官只要依法論述，詳加說明駁回聲請理由，再加上聊聊數筆論述或幾段旁論即可，根本沒有必要像幫派械鬥般激情演出，也可以達到嚴詞痛批北檢檢察長黃世銘的目的。

案例2：張簡鵬璋加重強制性交案。《張案》所彰顯的是，高雄高分院刑事庭法官以「審判一體」的方式，集體對抗最高法院庭長郭毓洲，最後，也是「審判一體」勝。

張簡鵬璋案，發生於92年4月間，自一審迄更八審，共10次審判，只有更一審判無罪，其餘9次均論罪成立，其中的爭議關鍵，首先，是「本案是否合意性交？」，其次，是最高法院一項「更二連身條款」的分案規則。

《張案》自更二審起，最高法院均是郭毓洲任受命法官，他綜合卷證資料，認為《張案》應屬合意性交，不應論處加重強制性交罪，乃一再以採證違法為由，撤銷高雄高分院的有罪判決發回更審，後來，他升任庭長，《張案》還是分給他的庭員，由於案件僵持過久，高雄高分院刑事庭各庭法官對郭毓洲頗有怨言，即透過某位林姓法官之口，「放話」給郭毓洲：「雄分有八庭判過《張案》有罪，又開過刑事庭會議形成《張案》應判有罪共識，故堅持不理最高法院（即郭毓洲）之指摘。」

正因為高雄高分院有召開刑事庭會議的「共識」及「放話」作為，故筆者認為，高雄高分院刑事庭法官已形成「審判一體」，集體對抗郭毓洲的發回指摘。

《張案》最後的解套方式，是郭毓洲了解庭內法官對《張案》心證之後，發現自己屬於少數說，乃以「請假參加法律座談會方式」，讓庭內資深法官張祺祥代理審判長，駁回被告上訴定讞。

這種事實審以「審判一體」的方式，集體對抗（或不理）最高法院的指摘，案例並不少見，只不過，一般都是悄悄的、有默契的做，不會大張旗鼓的公然為之，類似《張案》，涉及有罪、無罪之事實認定與採證違法爭議，又公然開刑事庭會議「集體背書」，並「放話」的案例，可說極其罕見。

筆者無法評述二、三審這種對抗、僵持「乒乓球關係」的是非對錯，只是覺得《張案》以「審判一體」及「請假避讓」方式解決僵局，顯然並非正常法治國之常軌，而且，很容易陷入「意氣之爭」，影響司法公信甚鉅，不可輕忽。

《蘇建和案》形同全體刑事庭法官以「審判一體」形式，確認並非冤案，後經由再審程序則獲得平反改判無罪定讞。（取自司改會）

案例3：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盜匪案。《蘇案》所彰顯的是，《蘇案》經最高法院判決死刑定讞，又經檢察總長提起三次非常上訴之後，於85年6月間，最高法院曾召開刑事庭法官研討會，並作成《蘇案》研討結論，再公佈結論昭示本件死刑定讞判決並無違誤，形同全體刑事庭法官以「審判一體」的形式，再度確認《蘇案》並非冤案，集體為定讞判決的合議庭「背書」。

可是，眾所周知的，《蘇案》後來經由再審程序獲得平反改判無罪定讞。如今，回首反觀最高法院以法律研討會結論的「審判一體」方式，捍衛《蘇案》論罪並無違誤，可以赫然發現：這種「同氣連枝」的「審判一體」，在刑事庭法官「集體背書」的背後，究竟潛藏著多少「官官相護」與「兔死狐悲」？當時參與討論的刑事庭法官，有多少人是遍閱審酌過全案卷證，方才得出「論罪並無違誤」的結論？

或許前最高法院長王甲乙的回憶錄可以給出答案。他在《我的奮鬥》回憶錄中說道：「當年我曾到研討會現場，但我並未主持研討會，略作說明後即中途離席，後來，由刑一庭庭長黃雅卿接替主持研討會，再公佈討論結論。對於《蘇案》的態度，我的基本原則是：『法官不語』…本案我沒有參與審判，我不能表示意見，如今，我不能在這裡再開會表示意見，支持本案審判沒有違誤，你們要開，你們開！。」

很顯然的，王甲乙是不讚同刑事庭法官這種「集體背書」式的「審判一體」作法。

走筆至此，再想起前述的「一旦法官群體同仇敵愾，鄭文逸休想翻身！」的說法，筆者不禁感嘆：「典型在宿昔啊！」，沒有參與審判，豈可「同仇敵愾」？ 豈可「審判一體」？豈可「集體背書？」，幸好，迄今為止，以上「同仇敵愾」的說法，只是一種可能性研判，或一種假設與猜想而已，尚未成真。

※作者為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