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司法成為加害者工具？

台灣社會日益重視司法改革與人權保障，然而在制度設計未臻完善的情況下，司法系統竟反成為迫害人民的工具。

以下一件具代表性的長期司法騷擾案件，正反映出台灣法治制度的結構性問題，值得社會各界共同反思。
一、受害人十年受害歷程，政府機關毫無作為
受害人自2015年起，遭一家族姓犯罪組織長期迫害。　該加害人向受害者勒索財物未果後，便開始利用訴訟制度，十年來對受害人及其親屬、朋友等提起數百件刑事、民事訴訟。　更反過頭來對警察、檢察機關提起國賠訴訟。　訴訟主張內容大多高度重複、證據薄弱，疑似具濫訴特徵，目的在於使被害人身心俱疲、屈服就犯。
此外，加害人不僅發動訴訟，也利用司法程序取得個資，再於網路散布受害人個人資料、不實言論羞辱詆毀，甚至於法院外對被害人施以肢體暴力。　即便法院曾對加害人判決有罪，惡行卻未曾中止，反而變本加厲。
受害人多年來曾向地方警局、地檢署、法務部、司法院、總統府等陳情，卻始終僅收到「請自行備齊事證，回歸正常程序處理」的機械式回覆，毫無實質救濟效果。
二、政府機關責任推諉，形成實質不作為
在此案中，受害人歷經數十年陳情過程，機關間皆以「非屬本機關職掌」相互推諉。　例如總統府回函表示已「轉請司法院處理」，司法院則回應「建議您向檢警機關報案處理」，使得當事人淪陷制度迷宮中。
此種職掌切割雖形式上合法，實質卻造成公民權益落空，讓社會處於「有制度、無責任」的灰色地帶。　對於明顯具長期性、組織性特徵的案件，若各機關仍僅就個案審查，缺乏系統性視角與跨部門調查機制，終將導致制度性迫害。
三、惡意濫訴：法律制度的反噬與無力制衡
台灣目前缺乏明確而有效的「濫訴防制機制」。　即便《民事訴訟法》對於惡意訴訟者有所規範，實務操作卻極為消極，法院甚少啟動程序性排除。　至於刑法上的「誣告罪」，也因立證門檻高，多遭檢察官以證據不足為不起訴處分。
加害者熟悉制度漏洞、能遊走法律邊緣，而政府機關卻未建立有效防線，司法就有可能由保護工具轉化為壓迫手段。尤其當訴訟對象擴及檢察官、法院職員，形成制度自我癱瘓之局面，司法信任將遭重創。
四、制度改革刻不容緩：建議四點方向
作為長期觀察法治制度，主張應從以下四方面進行改革：
1.立法防堵濫訴與誣告行為：參考美日制度，設立程序性排除機制，對重複提告之當事人，法院得限制其訴訟權，並設有惡意濫訴懲罰條款。
2.強化檢警機關「主動偵查」責任：對於涉有組織性、多重管道加害行為之案件，檢方應整合資料、展開職權偵查。
3.設立跨機關通報與協作平台：針對疑似惡意司法操作之案件，應由司法院、法務部、警政署建立聯席平台，啟動制度性調查機制。
4.增設「司法受害人保護機制」：如同家暴保護制度，對遭長期濫訴、恐嚇、誣告之人民提供法律協助、經濟支持與強制保護力。
五、法律不應是犯罪者的犯罪工具
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並不僅僅是擁有完備法條，更必須確保法律真正保護弱者、遏止強勢者濫用程序。當司法機制反成加害工具時，受害者不僅無法獲得公義，整個社會對法律的信任亦將瓦解。
我們必須正視：當「濫訴」、「誣告」、「法律操弄」成為工具，當制度性不作為縱容這一切，我們離真正的法治，還有多遠？（推薦閱讀：風評：司法與人民的距離─黃國昌想害死柯文哲？）

＊作者為司法案件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