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濠仲專欄：美軍還須顧及士兵陣亡容忍度

1993年秋天，一架美軍直升機在索馬利亞的交戰中被擊落，造成18名美國陸軍遊騎兵喪生，其中一具焦黑的屍體還被當地人拖往街道遊街示眾，當時這一畫面引起美國激烈討論，並且影響了其後兩萬名美軍地面部隊被派往波士尼亞的行動。時任參議員的科恩（共和黨）在一場聽證會上曾提及，美國公眾對美軍傷亡的容忍度很低，這確實成為美國今天執行重大軍事行動的變數之一。

有過越戰、韓戰的慘痛經驗，儘管美國人並非不願意接受戰爭下的傷亡，但在幾個因素下，公眾對「陣亡」的負面感受確實高於過往，包括現代家庭規模遠小於上一代，表示身為父母，更擔心自己失去子女；已婚的軍人比例愈來愈高，表示更多士兵有家庭顧慮；另外就是從軍某種程度又多了工作保障考量，對自己被徵召上戰場的心理準備也比過去低。

另一方面，上述1993年的例子除了顯露美國社會對傷亡人數反應的敏感，從而，也讓美國的敵人學會了如何利用美國人對傷亡的關注（不悅），以此削弱美軍的戰鬥能力。1995年，一架美軍戰鬥機在波士尼亞上空遭擊落，整支美軍（包括北約部隊）竟可以為了尋找或有生還機會的一名空軍駕駛，直接停止空襲行動至少一周（駕駛最終獲救），美國的敵人中，恐怕少有國家會這樣做。

不容否認，當現今的軍隊更加專業化，軍隊主要由志願兵組成，彼此教育水準和訓練基礎都遠勝於前幾代軍隊，相應而來，社會大眾對「不流血戰爭」的期望於是就愈來愈高。事實上，自1991年波灣戰爭起，美軍的重大宣傳之一，已是如何讓一顆砲彈能精確地被導引落入遭鎖定的伊拉克建築煙囪，理所當然，這也是在加深公眾認為現代戰爭最終可以幾乎沒有風險的感覺。

回顧之前美方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策略調整，確實很重要部分正是在降低美軍的戰鬥死亡率。在阿富汗，2010到2011年間的年均陣亡人數超過400人，之後則下降到每年不到25人。在伊拉克，2004到2007年間的年均陣亡人數約為800人，但在2010到2011年間便已下降到每年少於70人，此後進一步下降到每年不足25人。在相關民調中，期間只有2001年發生911事件，美國人一度有高達七成民眾支持「報復任何必須對恐怖攻擊負責的人，即使意味美軍可能會遭受數千人傷亡」。但如何降低戰爭整體傷亡人數，或把低傷亡戰爭視為美式戰爭的標準之一，早為普遍美國公眾的信念。

美國公眾對軍事行動低傷亡的期待，當然融合在選民的政治情緒裡頭，這也是為什麼今年一月美軍襲委內瑞拉，活捉時任委國總統的馬杜洛，川普尤其讚譽美軍展現了「無人能及」的專業水準，因為僅有幾人受傷、無人死亡。也因為相當吻合美國人今天對「不流血戰爭」的期望，才使得那次軍事行動從原本高度民意反對，轉為得到諸多正面評價，關鍵不全是因為馬杜洛被活捉，而是沒有一名美軍殉職。

到這次針對伊朗，美方一開始確實也是著重展現高科技戰爭下的戰果，不過，又因為這次行動的規模更勝一月抓捕馬杜洛的軍事打擊，起初，官方多少就已透露了美軍人員有可能傷亡的氣息，直到有六名美軍於行動中陣亡，包括川普、國防部長赫格塞斯果然就得分神解釋他們傷亡的理由。在被媒體追問下，赫格塞斯甚至一度抱屈，認為和美軍取得的勝利相比，這些陣亡事件顯然受到了「不成比例的關注」。也確實，相較俄羅斯這類國家，儘管它過去幾年因為發動侵略戰爭，已導致超過一百萬俄羅斯士兵死亡（CSIS調查報告），卻絕無可能像美國一樣，整個社會、媒體會對軍人死亡人數（就算只是個位數）表達出如此的在乎。

當然，無論一月入侵委內瑞拉或之後的轟炸伊朗，美國人對軍事干預行動的低支持度，不全然是基於對傷亡人數的反感，但一旦戰事開打，公眾對傷亡容忍度，確實將相當程度將影響接下來軍事行動的發展。這也促使了美國儘管將轟炸伊朗稱之為史詩級，但截至目前為止，卻也仍表現出「有限的軍事行動」（尚未出動地面部隊）樣態。就士兵陣亡容忍度看，美方和伊朗革命衛隊之間的對抗，戰爭風險承受力和雙方軍力一樣，都存在高度的不對稱。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