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軍事審判移轉10年後的法治重構與紀律辯證
翁魁隆／軍法官、國防戰略研究者、律師特考及格
時光倒流至十年前，凱達格蘭大道上的萬人白衫，不僅是一場公民運動的巔峰，更敲響了臺灣軍事司法體制的變革鐘聲。隨著《軍事審判法》的修訂，僅在戰時啟動軍事審判。十年過去，軍審移轉後的國軍，究竟是在司法化的洗禮下更顯清明，還是在權力轉移的陣痛中迷失了紀律的準星？這場關於「天平」與「軍隊」的對話，仍在動態平衡中持續修正。
軍審移轉的核心價值，在於打破「司法的孤島」。過往軍事審判常被詬病「體制封閉、官官相護」，法律淪為整肅或遮醜的工具。移轉至普通法院後，最大的進步莫過於「程序正義」的扎根。當每一份判決書都攤在陽光下接受社會檢驗，軍職人員的法律保障不再受限於指揮官的意志。這種從「人治」向「法治」的決定性跨越，不僅落實了憲法保障基本權利的精神，更讓社會大眾看見軍隊不再是法治的法外之地。
然而，制度的更迭必然伴隨著陣痛。在實務運作中，最令基層幹部與法律學界擔憂的，莫過於普通司法對軍事「特殊性」的陌生。
部隊運作核心建立在「命令與服從」的絕對性之上。當案件進入普通法院，法官若僅以一般勞雇關係審視，極易忽略軍事環境中那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連鎖效應。例如處理「抗命罪」或「虛偽報告」時，普通法院常以損害程度為準據；但在軍事場域，一聲命令的延宕，損害的是整支部隊的協作信任。這種專業認知的斷層，使得部分判決在維持戰力與統御威信上，顯得力有未逮。
十年來的演進，軍法體系正經歷一場深層的範式轉移。除了刑事審判的移轉，近期「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的施行，更為此歷程刻下了重要里程碑。透過「勤務法庭」的設立，使部分軍事法院法官轉而從事軍人涉及行政訴訟之審理。這標誌著軍法功能的根本性轉變：從過往單純以刑罰權發動、強調懲後與威懾的「刑事訴訟」，轉變為積極維護軍人權益、健全申訴與救濟體制的「行政訴訟」。軍法人員的身分也隨之轉型，他們在普通法體系內扮演起「轉譯者」與「護航者」，確保軍人不僅是法治國家的守護者，更是受到法治體系完整保障的權利主體。
回顧這十載春秋，軍事審判權的移轉是臺灣民主深化的必然。未來十年的課題，在於如何精進「專庭審理」的能量，提升法官對軍事邏輯的理解深度。同時，軍方亦需建立更完善的行政懲處機制，在「司法重刑」與「內部管教」間，填補軍法移轉後留下的權力空白。當勤務法庭能穩定運作，軍法人員能在司法與紀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臺灣的軍法轉型才算真正完成了現代化的拼圖。
國軍戰力的維護與法庭上的天平，不應是相斥的符號，而應是守護家園的一體兩面。移轉十週年，我們見證了軍事審判的變革，也經歷了紀律的磨合。唯有在保障人權的沃土上，才能培育出真正具備法治觀念與鋼鐵紀律的勁旅。那道曾橫亙在軍紀與天平間的鴻溝，終將化為守護自由最堅實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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