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致豪專訪四】如果鄭捷知道有人願意傾聽 或許那些死傷就不會發生
**「我的解讀是，他認為他的存在沒有意義，但是他需要被所有人記得，這樣他最後一次行為就會變得有意義，這就是所謂的誓約，在你們的眼中，已經看不到我的存在了，透過這最後一次的滔天大錯，所有人從此都知道我是誰。」
**
在黃致豪的大量提問裡，鄭捷多半冷漠。他拿出受害者的照片，質問鄭捷行凶的感受。鄭捷的眼神是茫然的，「他感覺自己是從高處在看自己做這件事情，這是一個人在不能接受自己做的事情的心理歷程。」鄭捷也不相信黃致豪是誠心為他辯護。「我甚至跟他講，我們來討論你還有什麼利用價值好不好？這時他才一臉『哦，有意思』的表情。他就是我們青少年的樣子，希望有人看到我，我會假裝不讓你看到，但是我希望你看到我的痛苦。」
【帶刀上學的國中，幸好…】
他問鄭捷快樂的事，「他說在板橋高中的時候過得很開心，他的才華被欣賞、跟同學相處非常愉快，他有一次描述某個下課午後，他一個人倚在教室角落，看著同學嬉鬧，陽光灑落，他覺得非常平靜。」但談到痛苦，「他表達得異常淡薄。他說人生當中，幾乎沒有什麼痛苦的事情，這是很可怕的。我認為他從高中那個環境出來之後，沒有人接住他了，再也沒有一個地方讓他有歸屬感。」「我認為他對我沒有特別隱瞞，如果說這個否認（痛苦）是他的習慣，他面臨的可能不是個痛苦的人生，而是淡而無味的人生。」
最後一次談話，黃致豪看到鄭捷的改變，鄭捷開始信任他，並說：「黃律師你知道嗎？你們來見我的次數，搞不好比我的家人還多。」鄭捷也說，這是第一次，覺得有人在為他努力。那讓黃致豪思考，如果早一點鄭捷就知道有人願意這樣傾聽、對話，或許那些死傷就不會發生。
對於帶刀上學的自己，黃致豪說，幸好自己還有一群朋友。「對我最大的幫助，是在我面對這些事情之後，他們會過來拍拍我的肩膀，放學還是一起放學，約出去打籃球、聊天，把體力消耗掉，讓你覺得你有歸屬感。」他說人生也可能走另一條路，「我很可能已經（拿刀）戳人，然後被判刑，出來後利用點小聰明，在黑道混，我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了。」
那把花500元買的蝴蝶刀，後來丟掉了，內心充滿憤怒的黃致豪，選擇讀文學、心理學以及法律，就成為我們所看見的，死刑辯護人。
黃致豪小檔案
1972年出生於高雄。美國紐約大學心理／政治雙學士、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班、2016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籌備委員。
曾擔任以下刑事案被告辯護律師（依案發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