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恐懼成為傳統】因「反墮胎」而生的現代妖怪：嬰靈

2017年愛爾蘭針對墮胎權的抗議遊行。圖中抗議女子手持「我的身體，由我決定」抗議標語。（取自London-Irish Abortion Rights Campaign臉書）

「嬰靈」的典型故事通常是這樣的：一名女子身體虛弱，頻繁生病，她感覺有「什麼東西」在跟著自己，但卻不知道那是什麼。她去了醫院，卻找不出生病的症狀，因此她求助於寺廟。廟方問她，你是否多年前曾殺生造孽？她才坦承，多年前年輕不懂事，曾經墮下腹中的胎兒。原來那名胎兒化作了嬰靈，始終跟在她身邊。因為嬰靈懷抱怨念，因此害得母親身體虛弱，也害母親無法生育。這名女子後來開始供養嬰靈，嬰靈便不再作祟了，她也成功生了小孩。

你聽過這類故事嗎？如果聽過，你曾想過「嬰靈」在臺灣存在的時間有多長嗎？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相信嬰靈存在的？

幾千年前，還是幾百年前？

妖怪的鍊成

——但其實答案是，幾十年。

臺灣從1970年代開始，出現了「嬰靈供養」的儀式。初期規模不大，但在1980年代後半，「嬰靈供養」一夕之間開始流行起來。晚報上、公車上出現了觸目驚心的「嬰靈供養」廣告，鼓吹人們以三千元供養嬰靈。否則這些無法出世的嬰靈，會在世間作祟，造成家庭不和。由於這說法十分聳動，因此也在報紙上掀起了討論。1987年6月2日的聯合報報導中，形容這是「詭異的『嬰靈』一詞初次在台灣地區出現」，並且訪談了中研院的研究民間信仰與宗教的學者劉枝萬。劉枝萬說：「嬰靈超渡的行為抄襲自日本『水子供養』的習俗。」他指出，漢民族的民間信仰視早夭嬰兒為「討債」的結果，並不紀念追悼。因此「嬰靈供養」之所以會在台灣興盛，是「廣告時代下宗教商業化的成績」，也是「墮胎普遍化及所伴隨而來罪惡感難以消除的表現」。

同一篇報導也提到了佛教的觀點。聯合報採訪的華嚴蓮舍成一法師說，他未曾在佛經裡見過「嬰靈」二字，當然也沒有所謂的「嬰靈作祟」之說。佛家講因果輪迴，胎死腹中也是胎兒自己的「短命報」。既然是胎兒自身的厄運，也就無意危害家人。

1987年的聯合報，記者徐海展、王麗美做的調查報導，訪問學者與僧侶，說明嬰靈供養係「宗教商業化」的一環。

因此，無論宗教研究者或是佛教徒，他們都反對「嬰靈供養」。但是「嬰靈供養」的寺廟，卻總是假借佛教的術語來包裝他們的概念，因此使佛教界人士相當不悅。佛教徒甚至為此舉辦講座、走上街頭。

這樣看來，嬰靈初入台灣之時，其實引起了許多宗教界人士的反彈。那麼為什麼到了如今，多數人都對於「嬰靈供養」沒有懷疑，而部分佛教或道教的宗教界人士，甚至成為「嬰靈」之說最強而有力的支持者。這之間是發生了什麼事？

這一切都要從1980年代的台灣開始說起。

誕生於「墮胎合法化」之中的嬰靈

「嬰靈供養」源自日本的「水子供養」。日本的水子供養也經歷了「宗教商業化」的過程，並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達到高峰。但是日本與台灣的民間習俗畢竟不同，外來的習俗要在台灣落地生根需要適合的土壤，「水子供養」必然在當時切合了台灣社會的需求，因此才能被廣為接受。

在1980年代的報導中，即便存在嬰靈供養，也似乎是由特定某幾家寺廟所主導。1987年被形容為「觸目驚心」的嬰靈供養廣告，來源是新店山區的某一家寺廟。1990年佛教徒舉辦大遊行，抗議的是「台北市漢口街辦理嬰靈供養的慈悲精舍」，也有特定的對象。由這些細節可以知道，雖然當時已經有嬰靈供養的寺廟，但離現在的普遍程度似乎還有一段距離。研究台灣嬰靈的Marc L. Moskowitz也觀察到，臺灣的「嬰靈供養」出現在1970年代，在他所進行的田野調查中，並沒有人提到在1960年代存在嬰靈供養。

為什麼是1980年代？也許與墮胎合法化脫不了關係。

1984年，台灣通過了《優生保健法》，被視為「墮胎合法」的里程碑。中華民國的刑法原本有「墮胎罪」，而《優生保健法》的實施，讓婦女可以基於「心理健康」而墮胎，不必因此入罪。但《優生保健法》通過之前掀起了廣泛的討論。反對派認為臺灣婦女的墮胎情形已經十分嚴重，一旦墮胎合法化，那麼可能會造成性氾濫，更多婦女選擇墮胎、無辜胎兒因此受害⋯⋯這些反對派雖然聲浪不小，但終究是少數。1984年4月，《優生保健法》尚未通過之時，華視的電視call in節目曾接到七百多通來電。其中贊成者達百分之七十四，反對者只佔百分之十七。這些電話有八成都是女性打的。從這次的電話民調中可以知道，當時支持墮胎合法的民眾仍佔大多數。

但《優生保健法》的通過卻產生了一個弔詭的結果：儘管「墮胎罪」在法律的層面上消失了，代表著「墮胎的罪惡感」的嬰靈信仰，卻在想像層面逐漸成形。因為墮胎合法，人們對於墮胎的焦慮感與罪惡感增強了，新的妖怪於焉誕生。

墮胎是殺人嗎？

「嬰靈」指的是「未出世的胎兒所化成的鬼魂」，按理，流產胎兒也可能形成嬰靈。但是嬰靈論述所預設的情境，卻總是人工流產催生了嬰靈。他們形容嬰靈是被「墮胎殺害」，這些墮胎婦女是「殺死自己的兒女」。

「墮胎＝殺人」這一認知不盡然真實。「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一個人的呢？」這是一個哲學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可能隨著時空而改變。至少在清朝或是日治時代，甚至是戰後初期的台灣，「墮胎＝殺人」的理解並不普遍。但是在1980年代以後的台灣，「墮胎＝殺人」的說法卻是嬰靈信仰的基礎。按理，「殺害」這個詞只能用於完整的生命體，例如被生出來的嬰兒——用來形容腹中尚未成形的胎兒，恰當嗎？

事實上，「嬰靈」這個詞本身就展現了語意上的矛盾。

Marc L. Moskowitz討論台灣嬰靈信仰的專著”The Haunting Fetus”，將「嬰靈」翻譯為’Fetus ghost’，意思是「胎靈」。這有助於我們發現一個盲點：「嬰靈」指的實際上並非死去「嬰兒」的鬼魂，而是「胎兒」的鬼魂。嬰靈不只借用了嬰兒的詞彙，還借用了嬰兒的形象：嬰靈總是以嬰兒的面貌出現，而不是胎兒的面貌。胎兒實際上很可能面目模糊、手腳形狀也還不清晰。但嬰靈的形象卻常常是五官與身體輪廓清楚的，比起胎兒，祂更像是嬰兒。

胎兒與嬰兒在外型上仍略有不同。圖片取自When Does a Human Life Begin? 17 Timepoints

因為嬰靈信仰借用了嬰兒的形象來理解胎兒。這讓人們忽略了胎兒與嬰兒的差距，而將胎兒與嬰兒同樣視為「完整的生命」。但很顯然地，還未出生的胎兒離「完整的生命」還有一段距離——既然如此，那麼「墮胎」與「殺嬰」當然就不是同一件事。嬰靈借用了「嬰兒」的形象，在於企圖把「墮胎」等同於「殺嬰」。那麼一來，人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指責墮胎婦女「你殺了人」。儘管實際上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墮胎婦女仍必須背負等同於殺人的罪惡感。

生下來的孩子跟男人姓，沒生下來的孩子是女人的罪：嬰靈傳說中的性別歧視

傳聞中的嬰靈幾乎只纏母親。會去進行嬰靈供養的也多半是女性——為什麼嬰靈只跟女性有關？

事實上，不僅嬰靈似乎只和母親有關係，在討論墮胎問題時，大眾關注的焦點也幾乎只在女性身上。例如台灣媒體在1997年後很喜歡討論所謂的「九月墮胎潮」，而聚焦對象多半是那些在開學之後，去醫院秘密墮胎的青少女。明明無論是什麼年齡的女性，懷孕過程必然都有男性參與其中，但是這些男性卻鮮少有機會為墮胎負責。這說明了這個議題完全是被炒作起來的。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嬰靈信仰反映出來的性別觀。即便男性也參與了性事、或是參與了墮胎的決定，但是要承擔罪惡感的卻往往是女性。

在一樁墮胎的案例中，影響女性墮胎的因素可能是方方面面的。例如女方身體狀況不適合生育、或是女方由於強暴懷孕不想生育、伴侶收入無法養育兒女、家人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援、女方顧慮到社會眼光而選擇不生⋯⋯實際上懷孕女性周邊的伴侶、親友，乃至整個社會，都會對於「懷孕女性是否墮胎一事」造成影響。但把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歸納於女性個人，並且讓墮胎女性一人承受所有罪惡感，這僅僅是社會試圖運用將錯誤歸咎於個人的形式藉以逃避群體責任的一種方式。它完全是一種歧視。

每年九月，都會躍上新聞版面的「九月墮胎潮」。

此外，由於嬰靈傳說的某些特質，會很容易讓墮胎婦女相信嬰靈之說。例如傳說「嬰靈會跟在墮胎婦女身邊好幾年」，因此「嬰靈纏身」可以用來解釋長時間的疾病或不順遂。墮胎婦女就算在五年、十年後才遭遇疾病，她們還是有理由相信身體虛弱是嬰靈所害。此外，對於墮胎懷抱罪惡感的婦女，在墮胎後的心理陰影也更強，更有可能因為心理狀況而疑神疑鬼、甚至導致身體不適。這時候，脆弱的她們又更有可能相信，這是由於嬰靈作祟的緣故。

儘管現在已經有新聞報導男性去超渡嬰靈，或者也有嬰靈故事描述男方被嬰靈纏身，但整體來說，女性依然被認為應該為此負責。為什麼總是女性？這和台灣的社會風氣有什麼關係？

一知半解與道德焦慮：從日本的「水子信仰」到台灣的「嬰靈超渡」

嬰靈供養抄襲自日本的「水子信仰」，初引入台灣時還引起了一些反彈。但是直到現在，要是上網一查，隨便都可以看到好幾篇講述「嬰靈真的存在」的文章，文章言之鑿鑿，多半使用佛教術語，例如說墮胎婦女「犯殺生、淫邪之罪」⋯⋯這些說法看起來實在是，太像佛教既有的說法了。由於佛教本來就視「殺生」與「淫邪」為罪惡，嬰靈一旦被包裝為「因年輕男女淫慾而被殺害的無辜生命」，便能藉著佛教術語迅速推廣。佛教的傳播在台灣有長久的歷史，大眾雖然不全是佛教徒，但對於佛教的基本概念都十分熟悉。但也正是因為大眾的熟悉十分有限，雖然知道不該殺生、淫斜，但卻不知道嬰靈本非佛教所有。因此，借殼上市的「嬰靈」之說，正好利用了這種有限的所知，得以蒙騙大眾。

日本的水子信仰飄洋過海，成了台灣嬰靈信仰的根源。

此外，嬰靈的論述也乘載了台灣社會的特定焦慮。以下兩段文字，都是嬰靈論述中的常見說法：

「由於社會道德觀念日漸低落，時下的青少年，年紀輕輕便偷嘗禁果，然後意外懷孕，至於成年人，更追求二人世界，所以，墮胎已被看成避孕失敗的唯一解決辦法。」

「當今社會，物慾橫流，道德淪喪者比比皆是。不少青年女性，水性楊花，隨便與人同居或為第三者，懷孕後又極不負責，任意墮胎，害人害己。」

從這兩段文字都可以發現，「墮胎」實際上已經與「性的罪惡」緊密相連。因為有了罪惡的性，所以導致了罪惡的墮胎。墮胎頂多代表指示「懷孕婦女現在所處的環境不適合生育」，但墮胎論述卻往往推測那個不適合生育的環境就是「不穩定或非正當的性關係」。但實情很可能並非如此，已婚夫婦也可能基於生涯規劃或經濟因素選擇墮胎，不只是為了「兩人世界」。這種譴責反映了對於家庭的保守想像：只有適合生育的家庭才是好家庭，不願意生育的家庭都是「不負責任」的壞家庭；只有承擔生育責任的女人才是好女人，迴避生育責任的女人則是壞女人。

此外，「嬰靈」的反墮胎敘事主要針對的族群，可說是「未婚的年輕女性」。這和報紙喜歡討論「九月墮胎潮」、傾向譴責那些「偷嚐禁果的青少女」的狀況類似——譴責墮胎只是表徵，這些人真正想譴責的，是「未婚年輕女性發生性行為」一事。只是譴責需要理由，而墮胎的後果提供了譴責的理由。

這種譴責，換另外一種方式看，就是漢人傳統文化中的「貞操」觀念。

嬰靈因為切合了墮胎的罪惡感而廣為流行，而人們對於「墮胎有罪」的理解，又結合了佛教既有的「殺生」觀念，和漢人傳統倫理的「貞操」觀。

「九月墮胎潮」是1997年開始炒作起來的。這說明了到1990年代後半，台灣社會對於「青少女未婚懷孕」一事還是有著強烈焦慮。在各種嬰靈論述中，也常見對於台灣今日「道德淪喪」的指責。這時的台灣社會在性觀念、醫療技術、法律等方面都有重大進展，但這些進展對於保守派而言，卻代表著他們所信仰的「倫理道德」價值正在流失。

嬰靈作為一種妖怪，提供了束縛抑或救贖？

嬰靈是成形於當代的妖怪傳說。儘管它最初是被創造出來的，但是作為當代的謠言，嬰靈傳說已經符合「都市傳說」的定義：都市傳說是當代的鄉野奇譚，且往往反映了當代的某些焦慮。實際上，「青少年男女的性開放」也是不少都市傳說的主題。例如美國的都市傳說「鉤子」的主角，就是在車上親熱的年輕情侶。研究者認為這個主題反映了「女性對約會的焦慮」。都市傳說總是需要已存在的某些焦慮才能流傳，就這點而言，嬰靈傳聞只是利用了《優生保健法》通過後日益強烈的墮胎焦慮。

墮胎權與生育自主權無論在東西方，都是受到熱烈討論的議題。圖為以此議題為主軸的美劇《使女的故事》。

那麼嬰靈供養的存在，究竟是好是壞呢？

研究者在討論到日本的水子供養時，會認為它提供墮胎後脆弱的女性情感性的出口。由於社會上普遍存在對於「墮胎」的禁忌，因此女性在墮胎之後，可能無法向家庭尋求協助、也無法開口和朋友討論。嬰靈供養或許也提供了這種情感性的撫慰。但是如今距離墮胎罪惡感強烈的1980年代末，已經過了三十年。雖然墮胎的罪惡感依然存在，但比起當日，應當減輕了許多才對。也因此，對於嬰靈供養這種心靈撫慰手段，需求性也降低了不少。

長此以往，若是我們可以選擇更為健康的方式，營造出更為開放的社會環境，讓墮胎婦女不必懷抱愧疚、也不再孤立無援，到時候嬰靈供養失去市場，必然會逐漸萎縮、消失。

但那樣的未來不會毫無疑問地到來，它也可能在轉瞬之間被輕易摧毀。一旦「強迫生產法案」通過公投，那麼「墮胎有罪」的過去必然會捲土重來。屆時，體現「墮胎罪惡感」的嬰靈，又會被拿來恐嚇原本無需懷抱罪惡感的婦女。如此，藉著一代代地傳遞墮胎罪惡感，嬰靈就會持續在世間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