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佑宗專欄：鞭刑不立法卻推公投的背後動機

當重大兒虐、性侵與詐騙案件引發公憤時，刑罰的強度往往成為最容易挑動社會神經的政治訴求。在野黨力推「鞭刑入法公投」，引發法界、人權團體與朝野政黨的激烈交鋒。該提案不僅背負極高的違憲風險，更面臨實務制度落實的困頓與國際人權法的嚴峻壓力，最後遭遇選舉委員會的否決。這場爭議最大的弔詭是，立法院本就擁有實質立法權，在野陣營若真要推動鞭刑的意志，大可直接提案三讀修正《刑法》，為何捨近求遠，執意推向全國性公民投票？

推動「鞭刑入法公投」的政治動機

將法案包裝為「公投案」，本質上是一場精密的法律風險轉移。透過將肉刑議題交付直接民主，倡議者得以披上「順應民意」的外衣，將極具違憲風險的立法責任，轉化為「全民的集體選擇」。一旦取得過半選票的背書，即便面臨憲政爭議或主管機關的抵制，在野黨也能以「民意不可違」，作為對抗司法審查與行政機關的盾牌，將所有制度落實的困境與國際人權組織的壓力，全數拋給執政當局。

其次，在選戰的策略中，最有效的議程設定，莫過於將複雜的公共治理問題，化約為非黑即白的價值對決。「鞭刑公投」正是這種二元對立操作的典型案例。台灣社會對性侵、虐童與複合型詐欺等重大犯罪深惡痛絕，在野黨挑選這個最容易引爆民眾怒火作為公投訴求，等於在選戰戰場劃出一道鮮明的道德界線。一邊是「嚴懲重罰、伸張正義與保護婦幼」，另一邊則是「漠視受害者、空談人權與違反國際公約」。在高度情緒化的選舉氛圍中，理性的人權論述與違憲抗辯，很容易被簡化、扭曲為「包庇犯罪者」，或「只在乎加害人的人權」這些罪名。在受害者情緒主導的場合下，進步價值難以抵擋直觀的報復性渴望。藉由發動公投，在野黨將迫使執政黨在「迎合大眾民粹」與「捍衛人權底線」之間難以選擇，無論民進黨如何回應，在選戰上都處於被動挨打的防守劣勢。

中間選民如何抉擇

中間選民是一個「綜合群體」不是「單一群體」，他們的投票行為不受政黨意識形態的綁架，但高度受「生活體驗」、「治安焦慮」與「法治素養」等因素的影響。推動鞭刑公投對中間選民，至少有四個層面的實質影響。首先，會激發「生活型與家庭型」中間選民的情緒共鳴，達到選票轉移。特別是育兒家庭、女性選民與小資族群，對近年頻傳的兒虐、性侵及詐騙案件深感不安，普遍存在司法對加害人過於寬鬆的印象。鞭刑提供極其直觀的應報感與嚇阻承諾。這類選民容易跳脫傳統藍綠框架，將誰願意重懲犯罪作為首要投票標準，對發動或支持鞭刑公投的候選人產生偏好，增加在野陣營的得票率。

其次，改變對執政黨治安信任度的評價，在中間選民的評價中，治安與防詐是檢驗執政成效的核心指標。若執政黨基於人權理念全力反對鞭刑，容易被這部分選民解讀為政府無力打擊犯罪，卻反過來保護加害人人權。這種落差將單純的法律政策爭議，升級為對執政黨施政滿意度的信任投票，中間選民藉由選票懲罰執政黨候選人。

第三，引發「年輕世代」與「高教育程度」中間選民的價值排斥，重視民主憲政、司法程序與國際人權標準的青年及知識型選民，往往將肉刑視為民主倒退與民粹操作。這類選民擔憂公投侵蝕憲法底線，推動鞭刑公投加深他們對在野黨保守、不重法治的疑慮，導致這部分中間選民轉向支持反對肉刑的政黨，或選擇不參與投票。

第四，提升政治冷感者的投票意願，地方選舉缺乏全國性議題，中間選民投票意願通常偏低。但要不要鞭打詐騙犯與性侵犯，具備極低的理解門檻與極強的情緒動員力，能有效催出平時不關心政黨政治的隱性選民。這群被治安議題催出門投票的中間選民，往往會順帶將公職選票，投給立場與公投一致的候選人，對原本膠著的搖擺選區產生關鍵影響。

成熟的代議民主，依賴國會議員承擔法案辯論，與立法後果的政治責任。當政黨將具有高度違憲風險的政策轉交公投，實質上就削弱代議機構的審議過濾功能，將直接民主轉化為規避政治責任，與逃避憲政審查的戰術工具。更重要的，民主的核心價值不僅在於多數決，更需考慮憲法對少數者權利，以及基本人權的制度性保障。將具殘虐性質的肉刑交付公投，體現「民意不可違」的民粹正義，將構成對司法違憲審查權嚴重的挑戰，使憲法在情緒化的民意浪潮中，更顯得它的脆弱性。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