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30而立／校園裡的民主學習(上)：學生自治如何促成總統直選
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被視為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但鮮為人知的是，台大學生早在8年前、1988年就讓間接選舉走入歷史，首次一票票選出學生會長。回顧這段歷史，校園民主的萌芽與台灣整體民主化進程密不可分，許多當年投身學生自治的大學生，不僅從中摸索並學習民主精神，也成為當今台灣政壇的關鍵人物。
總統直選前 台大率先推出「學生會長直選」
30年前台灣人首次拿到選票，一票一票選出我國第一任民選總統李登輝。在此之前，中華民國的總統皆由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產生，屬於間接選舉。
類似情景也發生在國立台灣大學的校園裡。1949年至1988年台大的學生自治組織叫作「各學院學生代表會聯合會(代聯會)」，其主席亦是由學生代表間接推舉而生。現任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羅文嘉說：『(原音)在1988年以前，其實學生組織叫代聯會，是用代表來選、間接學生選舉。從學生代表選舉到代聯會主席選舉，其實有一類國民黨控制的社團他們會派人去參加。第一次有非來自於國民黨系統控制的代聯會主席是吳叡人(1983年當選)，(直到1987年)陳志柔他是第二個非國民黨控制下的學生代表，那時他是三民主義研究社的社長。』
羅文嘉解釋，理論上三民主義研究社應該非常符合國民黨的黨性要求，但是當時社會環境變動劇烈，許多受到政治啟蒙的學生開始發覺「校園不應該這樣被箝制」，所以對代聯會主席採取「間接選舉」提出質疑、訴求學生代表應由學生「普選」產生。
於是最後一屆代聯會主席陳志柔帶領時任學術部部長羅文嘉等人展開爭取普選的工作，最終在解嚴隔年的1988年正式改制為學生會，當年台大學生以53%的高投票率首次直選出第一屆學生會會長，即為當時就讀政治系大四的羅文嘉。
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羅文嘉於1988年當選台大首屆學生會會長。(饒辰書 攝)
從校園民主運動到總統直選
校園內的直選不只先於台灣民主發展進程，實際上更與外部社會脈動互相連動。羅文嘉提到，不論現任中研院社會所所長陳志柔或立委鍾佳濱都是他在代聯會共事的夥伴，他們不甘於將目光停留在校園內，便開始號召各大學的學生社團關注「訴求全面改選萬年國會」等民主化運動，捲動出一股學生能量。
直到1990年2月老國代們在陽明山開會欲擴大自身權力而引發民意反彈，同年3月便爆發「野百合學運」，數千名學生聚集在現今自由廣場提出四大訴求。羅文嘉說：『(原音)因為包括台大、其他各學校的學生關心社會運動議題的風潮已經捲動起來，所以到野百合學運的時候，組織規模就真的是台灣有史以來真正大規模的運動。當時李登輝剛接任總統，最後他接受了學生主張、運用了學生的力量迫使國會保守派做出讓步，然後完成國會的全面改選。完成國會全面改選之後，開始出現另外議題討論：那總統直選有沒有可能？』
羅文嘉於1989年畢業後入伍服役，直到1991年退伍後隔年參與民進黨發起的「419總統直選大遊行」，群眾夜宿佔領台北車站前的忠孝西路長達5天，4年後終於盼到「自己選總統的機會」。他觀察，學生自治與民主發展息息相關，政治能量不僅在校園內外相互串連，許多當時的學生自治參與者如今亦已是各公共場域的要角。
學生自治折射真實政治場域
總統首次直選的1996年，台大學生會已經運作到第九屆，國民黨中央委員、律師蘇慶良則當選台大學生代表大會的議長。他回憶當年學生自治的運作可說是現今台灣政治環境的縮影，不論是選舉黑函、拉幫結社或彼此政治攻防上的爾虞我詐，都曾在當年台大校園裡發生。
蘇慶良甚至曾於議長任內提過釋憲案。他說明，當時因部分學生主張第九屆學生會長選舉結果無效，於是由他代表向學生法庭聲請釋憲，雖然最終學生法官認定該屆會長有效，但在釋憲期間，台大社團建國俱樂部的學生卻另行舉辦一場學生會長選舉，「逕向黨外社團借10個投票箱、私自刻選委會印章」，他透露當時甚至「差點移送地檢署偵辦」。
蘇慶良補充，提起釋憲的當下，學生法官僅餘5位、數額不足法定要求的9位，他說：『(原音)我還特別跑去司法院那邊去問說「你是以現存的人數來算，還是以法定人數？」，那時候秘書處跟我說是以現有的去算，所以那時候以現有的5位就可以解釋。』
當時的混亂與衝撞，也再再凸顯學生摸索與嘗試民主制度的軌跡。
蘇慶良曾於1996年擔任台大學生代表大會議長，並向學生法庭提出釋憲案。(蘇慶良提供)
除了民主機關的相互制衡與司法體制的運作之外，蘇慶良後來在1999年擔任台大研究生協會會長時，還曾與時任學生會長張榮法共同召開「跨世紀大學學生權利義務白皮書會議」，希望一改過去學生自治多採抗爭途徑，轉向專業角度，透過凝聚共識、提出建言來推動改革，也是另類民主參與的嘗試。
蘇慶良提到，該場會議不僅集合羅文嘉、林奕華等歷屆台大學生會會長，連時任台大校長陳維昭及學務、教務、總務三長等校方高層也都出席；會議討論聚焦在大學自治、學生自治與學生權益等議題，而結論除會後提供校方參考外，也或多或少對後來的《大學法》修法帶來影響。
2000年台大舉辦「跨世紀大學學生權利義務白皮書會議」，由左至右分別為大學報記者、台大校長陳維昭、台大研究生協會會長蘇慶良、台大學生會長張榮法、台大學務長何寄澎。(蘇慶良提供)
校園內的民主啟蒙、運作與學習
經歷長達38年的戒嚴，投入學生自治活動的大學生們如何認識與學習民主運作？羅文嘉表示，經歷從國小到高中的黨國教育洗禮，「我們都必須自我更新腦袋」，像是他坦言自己是在住進學校宿舍、浸濡於充斥多元議題刺激的大學校園後，民主概念才逐漸得到啟蒙。
舉例來說，羅文嘉曾與陳志柔一起在校內舉辦「統獨大辯論」等一系列討論社會議題的活動，從中喚醒大眾對民主政治的關注與參與，亦讓民主素養在校園內生根、萌芽。他說：『(原音)我們邀了兩位代表，一位是謝長廷、一位是趙少康還是李勝峰我忘記了，當時新黨的人士，然後我們就在台大體育館辦(統獨大辯論)。我記得那場真的是爆滿，台大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爆滿的情況。那一次完了之後，我們辦了一系列，我記得有國會全面改選、司法怎麼改革、媒體言論自由，就把所有當時民主政治運動過程中會被討論的社會議題、政治議題都搬到台大校園裡頭。』
羅文嘉和蘇慶良都指出，對當時的大學生而言，民主素養的養成有賴學長姐作為「先鋒者」引領學弟妹，透過一代代經驗上的接棒傳承、組織制度的迭代完善，讓抽象的民主價值逐漸在校園內發芽、轉化為具體的日常實踐。
「直選」意義非凡 原來這就是民主
經由「直選」產生的學生會長不僅具備正當性，也象徵其應為廣大學生權益奮鬥的職責。談起當年與校方抗爭「員生消費合作社福利金」的故事，羅文嘉解釋，學生作為員生社主要消費族群，每年高達新台幣400萬元的盈餘福利金卻長年由教職員支配使用，所以他便向校方爭取「至少一半福利金要用於學生身上」。
由於未得到學校正面回應，他隨後發起「抵制運動」，學生們自行設立臨時福利社，藉此抵制員生社。運動持續一個星期後，他再次拜訪總務長，他說：『(原音)我記得最後一天我又跑去找總務長說「我們已經抗爭一個禮拜了，你看得到學生的支持，已經造成你們營業額的損失，那你們是不是可以接受意見然後改變？」，那個總務長態度非常、非常強硬，我印象很深刻，我當場就在他前面拍桌子、臭罵一頓、然後走。我印象很深刻，那時候我只是個學生，那他是個教授。』
如今回想，對羅文嘉而言，那是深刻感受到「民主」的高光時刻。他指出，不只是學生自治組織運行著三權分立的部門，不同意見都依循著民主精神及法律制度互動，他更在身處種種抗爭行動的那些時刻感受到由下而上的集體意識及力量。
學生自治 練習民主的沙盒實驗
蘇慶良則將學生自治比喻為練習民主的沙盒實驗，在其中，學生可以勇敢說出理念與批判時局、學習政府體制與議事規則的運作，逐步深化民主政治的素養；而當今諸多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像是黃國昌、王義川、張雅屏等人其實在學生時期也都相當活絡，可見不少人正是從學生自治的歷練中，摸索出日後縱橫政治場域的第一套方法。
學生自治從來不只是停留在校園裡的民主練習題—台灣人民得以直選總統，與學生群體追求理想的青春衝勁密不可分。如今台灣民主「三十而立」，逐漸走向成熟；當今校園內的民主參與樣貌或許也能提供我們一扇窗，想像台灣未來30年的民主發展。
延伸閱讀
台灣民主30而立／校園裡的民主學習(下)：這一代的校園，下一代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