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30而立／何榮幸：新聞自由度更高 人民卻更不相信媒體

今年是台灣首次總統直選30週年。從解嚴後街頭抗爭，到網路與演算法主導的新媒體時代，何榮幸的記者生涯幾乎與台灣民主化歷程同步，也始終站在台灣媒體變革第一線。回顧台灣民主化歷程，何榮幸接受央廣專訪時坦言，他憂心媒體失去公信力，但也始終沒有放棄的「改變的可能」。

曾想當作家 卻被時代推進新聞現場

何榮幸曾歷任《自由時報》政治組記者、《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天下雜誌》總主筆，並創辦非營利媒體《報導者》，數十年來堅守新聞領域，也獲得許多獎項肯定，但何榮幸笑說，其實他原本想當的不是記者，而是作家。何榮幸：『(原音)我一直是想當作家，因為就投稿嘛，然後就會看書，我媽媽鼓勵，我就登了很多文章，在國語日報、《王子》雜誌上面，所以那時候那時候其實不是想當記者啊，是想當作家。』

進入台大社會學系後，何榮幸的人生開始轉向。那是解嚴後台灣社會劇烈變動的年代，學運、街頭運動風起雲湧，當時的社會氛圍讓他第一次感受到新聞工作的力量，也開始相信記者或許比作家更能快速改變社會。何榮幸：『(原音)因為社會學本來就容易把政治、媒體當成一輩子的志業，我們那時候比較有這樣的環境，就覺得台灣社會感覺到變化速度太快。在念台大的時候，就覺得當作家改變社會的速度太慢了，還是要當記者改變社會的速度比較快一點，主要是這樣的想法改變。那時候因為我也很欣賞《人間雜誌》、《當代雜誌》，受到他們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就想當一個社會關懷的記者，所以才從想當作家變成想當記者。』

「每天起床都很熱血」 解嚴後的街頭震撼教育

1991年退伍後，何榮幸進入《自由時報》，從市政線開始跑起，很快被調進政治組，主跑社會運動與民進黨新聞。

那時的台灣街頭正值解嚴後最熱血的年代，各種運動百花齊放，整個社會瀰漫著「改變正在發生」的能量。何榮幸說，那時他每天起床都充滿期待，因為真的相信新聞有可能改變社會。何榮幸：『(原音)那時候非常多原住民運動、婦女運動、勞工運動非常地蓬勃發展，所以我恭逢其盛，在那個菜鳥記者的時候，可以天天走上街頭採訪新聞，然後感受到台灣街頭的活力，我覺得那個是對菜鳥記者是很重要的一個養分。…我1991年當記者那時候真的感覺到台灣社會一直在上升這樣當中，然後每天起床都還蠻開心的，就覺得說記者這個工作做的事情是有可能改變社會的。』

419總統直選大遊行 在忠孝西路守了5天

回顧30年記者生涯最難忘的現場，何榮幸第一個想到的是1992年的「419總統直選大遊行」。

當年台灣社會正激烈辯論總統究竟該由人民直選、還是維持「委任直選」。1992年4月19日，民進黨發起總統直選大遊行，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等人全數到場，上萬民眾湧上街頭。

原本以為只是一場普通遊行，沒想到隊伍行經台北車站後突然停下，群眾當場坐下展開抗爭。何榮幸：『(原音)事後當然才知道他原本就規劃要長期就地坐下來抗爭，但是他遊行的時候，他當然不告訴遊行的群眾以及採訪的記者，我們只是隱隱約約覺得說當時的氣氛，兩派直選派跟委任派在激烈較勁，所以真的是需要社會力量出來支持總統直選，它才會過關，但是沒有想到這場原本以為很平凡的一場遊行，他走到台北火車站，他就不走了，指揮就要求大家坐下來，然後就地抗爭。』

忠孝西路瞬間癱瘓，警方與群眾長時間對峙。那是個沒有筆電、沒有網路直播的年代。記者只能用稿紙手寫新聞，再四處借傳真機，把稿子傳回報社。

何榮幸回想起來，仍覺得那是一場精神與體力的極限考驗。何榮幸：『(原音)你隨時都要守在現場，然後呢，當時根本沒有電腦嘛，現場寫好稿，用稿紙寫好稿，之後去借餐廳的傳真機，把稿子傳回到自由時報。我印象很深刻是因為它僵持了好幾天，所以我只有很短的時間抽空回家去洗澡，接著馬上就要衝回到台北這段現場去，因為擔心現場會不會發生大規模的暴力抗爭，或者警方驅離會不會發生流血衝突。中間還碰到下雨，我們還是只能穿雨衣在現場撐著，4、5天都沒睡覺，真的很累。』

後來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登場，何榮幸特別感動。因為他知道419大遊行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力量，也是那一次，他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媒體不只是歷史的見證者，有時也參與推動歷史。

黑道暴力、政媒兩棲 媒體也曾讓人失望

1994年，自立報系爆發股權轉移風波，引發著名的「自立事件」。隔年，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成立，何榮幸是催生者之一。他回憶，那是一個整個社會都高度關注媒體改革的年代。從退報運動、地下電台抗爭，到新聞自由與媒體壟斷問題，媒體議題第一次成為公共討論的核心。

1995年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成立，何榮幸正是催生者之一，參與許多媒體改革。(何榮幸提供)

何榮幸說，真正讓他震撼的，則是1995年記者遭黑道毆打事件。當時兩名台中記者因報導顏清標座車遭搜出槍枝，竟遭黑道暴力毆打送醫。

剛成立的記協立刻發動抗議，幾乎全國記者都參與連署，並把聲明交給當時的新聞局長胡志強，要求政府盡速破案，保障新聞自由。

談起那段歷史，何榮幸至今仍感觸很深。何榮幸：『(原音)它象徵台灣雖然已經解嚴幾年了，那個時候1995年，是總統大選的前一年，我們的言論新聞自由都還這樣子飽受黑道暴力的威脅。所以民主，這真的是那句老話，民主不是從天而降！所有的民主、言論自由都是一點一滴地爭取來的。如果當時記協沒有這樣勇敢的挺身而出去對抗黑道暴力威脅新聞自由，我們的新聞自由還會再延後好多年，才不會讓黑道成為報導禁忌。』

記協成立後不久，就遇上記者遭黑道毆打事件。記協立刻發動抗議，何榮幸(左)是當時記協會長，親手將反暴力威脅聲明交給當時新聞局長胡志強(右)。胡志強也代表政府宣示要盡速破案，保障言論自由。(何榮幸提供)

新聞自由更高了 人民卻更不相信媒體

談起總統直選30年來的媒體變化，何榮幸形容，媒體始終是「一體兩面」。在解嚴初期，媒體曾是民主化的重要推手；但民主化之後，媒體也逐漸捲入政黨對立與政治操作。何榮幸：『(原音)解嚴之後，跟這總統直選這些民主化工程慢慢落實的過程當中，媒體一方面是監督者，確實有監督執政者；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媒體也成為參政者，媒體也成為不同黨派的支持者以及不同黨派的整個各種(政治)涉入的工具，所以有協助民主化前進的一面，也有讓民主化變得政媒更加複雜、然後政媒兩棲，然後令人失望的部分，這兩種是同時存在的。』

他認為，藍綠對立與國族認同分歧是台灣社會撕裂的重要原因，而媒體與社群平台演算法進一步放大了極端情緒。此外，政媒兩棲、置入性行銷與政府標案也削弱了媒體的公信力。何榮幸直言：「媒體把自己的版面廣告化，等於自廢武功。」

但比起政治力量，他認為現在媒體面對的更大敵人，其實是商業與流量邏輯。在演算法主導下，新聞開始愈來愈輕薄短小、煽動對立、追逐點閱。台灣也出現一種弔詭現象：新聞自由度愈來愈高，但人民對媒體愈來愈不信任。他坦言，媒體未必是造成社會撕裂的元凶，「但卻是幫兇」。

離開傳統媒體 跳進網路世界

離開《中國時報》與《天下雜誌》後，何榮幸決定離開傳統媒體，投入網路媒體實驗。2015年，他創辦非營利媒體《報導者》。

他知道，公共議題永遠不可能和明星八卦競爭流量，因此《報導者》從一開始就決定不接廣告，只靠讀者捐款，只是理想的代價比想像中更艱難。何榮幸：『(原音) 一開始我們的捐款進不來，缺乏影響力，所以到後來薪水第一年差點發不出來。我們從成立的時候的第一個月，定期定額的捐款者是4個人，那真的是最辛苦、最辛苦的時候。』

但10年後，《報導者》已累積超過9千名定期定額捐款者。對何榮幸而言，那不只是媒體活下來，更代表台灣社會開始願意支持自己相信的媒體。

從解嚴後街頭抗爭，到創辦《報導者》，資深媒體人何榮幸30年記者路一路見證媒體從民主推手，走向流量與對立拉扯的年代。(江昭倫 攝)

媒體應扮演橋梁 而非撕裂社會

如果用一個畫面形容媒體最理想的角色，何榮幸選擇了「橋梁」這兩個字。何榮幸：『(原音)我覺得以當前來講，我更期待，以及我覺得那個畫面就像是橋梁，它應該是促成不同立場的人能夠有機會透過媒體的這個中介的機制，讓不同立場的人彼此更能夠溝通、看到對方的想法，以及在這些溝通裡面找交集。同樣跟台灣社會這些年來走過路一樣，一起找到可以前進的力量，媒體理想上的畫面應該是要扮演這種橋梁的角色。』

他坦言，如今社會最大的危機，是人民已逐漸失去對媒體的基本信任。因此，他認為媒體改革最重要的事，就是把「公共性」重新找回來。何榮幸：『(原音)當前的媒體改革的努力，我覺得整體的大方向不管是傳統媒體或者是獨立媒體，整個的大方向我覺得都是重新建立社會對媒體的信任，以及把媒體的公共性一點一滴找回來。』

何榮幸認為，大眾媒體時代已經過去，但「小而美的獨立媒體」反而可能重新建立信任，而《報導者》某種程度就做了最好的證明。

廢墟開出一朵花 堅信媒體是民主基石

AI、短影音與演算法正在重新定義媒體世界。但何榮幸仍認為記者最重要的價值永遠來自真實現場，去做那些AI無法取代的事。

訪談最後，他送給年輕記者兩句話，也是他自己30年來始終沒變的信念：「廢墟開出一朵花，亂世守護一畝田。」

何榮幸強調，即使媒體環境比10年前更加艱困，他仍相信只要還有人願意守住公共性，媒體就不會真正消失。(編輯：陳士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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