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青年不再追求大公司的「好工作」

近來中國社會出現了幾個看似荒誕、卻彼此呼應的現象。年輕人不再追求大公司的「好工作」，轉而只求一份能準時發薪、準時下班、人格受尊重的「正常工作」；傳統洗浴中心被重新包裝，成為青年躲避競爭的安全屋；「迴旋鏢」旅行在社交媒體爆紅，青年透過精算制度縫隙，用極低預算換取感官體驗。若僅將這些視為青年生活方式的流行文化，便低估了其背後的社會結構意義。這些現象其實指向同一種集體心理轉向，在不確定性攀升的年代，一場世代整齊劃一的風險收縮正在展開。

年輕人從追求向上流動到務實修正

這場收縮的起點，來自一種社會默契的鬆動。過去二十年，中國社會的核心敘事建立在努力向上流動的期待之上。高強度工作與奮鬥文化構成了一種隱形契約：只要投入青春成本，未來便能換取高額回報。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放緩、行業內卷加劇與利益回報遞減，努力與回報之間的因果鏈條逐漸鬆動。

當向上流動不再可預期，「正常」便成為稀缺的奢侈品。年輕人開始更在意薪酬是否準時、工時是否合理、人格是否獲得基本尊重。這並非消極放棄，而是對未來信心下降後的務實修正。當向上飛躍不再可信，至少要確保不墜落。於是，生存優先於榮耀，穩定取代了突破，這折射出整個社會對未來預期的結構性調整。

不是消費升級，而是對未來期待的下修

然而，期待的下修並未讓壓力消失。當職場與宏觀敘事無法再提供尊嚴與意義，個體自然轉向更可控的場域。洗浴中心的復興，正是這種轉向的象徵。它不僅是一處休憩場所，更是一個可以暫時卸下績效評價與社會角色的避風港。在那裡，人們得以短暫抽離競爭邏輯，關機、放鬆、重整，讓生活回到最基本的節奏。這並非單純享樂，而是一種空間上的收縮。當制度無法提供穩定預期，人們便縮回可掌控的小範圍，在有限條件下保住確定感。

同樣的邏輯，也體現在「迴旋鏢」旅行的精算策略中。透過對聯程機票與中轉規則的熟稔運用，年輕人用最低成本換取短暫體驗。這不是浪漫遠行，而是一種時間上的收縮，在可計算、可預測的區間內安排快樂，而不再押注長遠未來。無論是空間的縮小，還是時間的精算，都不是消費升級，而是對未來期待的下修。

治理從成長敘事轉向信任考驗

當整個世代普遍選擇降低期待、減少投入與避免冒險時，問題便不再只是生活風格的轉變，而是治理邏輯所面臨的邊際挑戰。過去，穩定很大程度建立在經濟成長與未來想像之上。經濟成長本身既是發展目標，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來源。

然而，當經濟成長速度放緩、社會流動趨於固化，單純依賴經濟數據來維持穩定的模式，便開始面臨瓶頸。數據或許仍可維持一定幅度的增長，但更關鍵的，是人們對未來是否仍抱持可預期的信念。統治所依賴的，不僅是經濟成果，更是對明天的信任。當可預期性減弱，治理便從單純的管理問題，轉為信任問題。

當退縮成為一種判決

在回應機制封閉、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下，當結構性壓力無法透過監督與制度修正被吸收，個體便只能以自我收縮作為風險管理方式。年輕人將人生目標壓縮至生存底線，不再追求劇烈上升，並非消極退場，而是對一種缺乏自我修正能力的權力結構作出理性回應。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青年是否失去奮鬥意志，而在於一個長期以經濟成長換取政治正當性的治理模式，正在失去支撐力。當努力與回報的連結持續鬆動，「正常生活」便成為最安全的選擇。這不是世代怠惰，而是對既有權力運作方式的抽離。

當經濟成長已無法兌現「明天會更好」的承諾，而權力又拒絕接受外部監督與問責，人民的退縮就不只是生活策略，而是一種無聲的判決。信任的流失，不是偶發現象，而是權力長期不受約束的後果。

※作者為前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政治學博士。